一
　　 失落、质疑、愤怒，在看到报告单的时候，他的眼睛里瞬间变化了三种情绪，“怎么可能，她还那么年轻，怎么可能没有孩子”。
　　 医生淡漠地看了他一眼，拿手指了指先天性生育功能障碍的字样，没有再说话。他习惯性的笑容在眉头凝固了，这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狰狞。
　　 沉默，长久的沉默，我低头看手机，他也低头看手机。
　　 过了很久，我说：“我想回去了。”
　　 路上，他一只手开车，一只手紧紧地揣着我的手，掌心里全是汗。
　　 我翻看着去年初雪的时候他发给我消息：“你就像雪花一样纯净、迷人。”
　　 上楼的时候，我转过身问他：“我还像雪吗？”
　　 他把我搂进怀里，“你还有我，你还有我……”他说，在医生给我未出生的孩子判了死刑的同一天，我接到了外婆病逝的消息。
　　 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常常把凤仙花掐碎了抹在嘴唇上，看着镜子里日趋窈窕的身姿沾沾自喜。外婆从来不照镜子，她说，女人是水做的，水是无形的，是镜子照不出来的。在我的印象里，外婆就像是一个影子，她总是不爱说话，我被接到城里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固执地守着即将荒芜的老宅。
　　 外婆的葬礼的上，关于她的回忆最后一次被人提起，她的形象被如此完整清晰地被拼凑起来，我突然涌现想把她的过去记录下来的欲望，关于外婆，关于一个女人无形的一生。
　　
　　 二
　　 1959年，17岁的翠珍在阿爸的呵斥下盖上了大红的绸布，那时候的翠珍还不明白为什么阿爸非要为了一头驴的彩礼把他嫁到外村去，驴能干的活她都能干，阿山哥也能干，不过翠珍从来不敢质疑父亲的决定，女人是水做的，水的流向永远无法由自己决定。
　　 接亲的牛车在一步一颤的颠簸中逐渐与村庄走远了，唢呐匠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鼓足了透亮的腮帮，震耳欲聋的声音盖住了翠珍的啜泣。泪眼朦胧中，她看到那颗熟悉的老槐树下，一个健硕的小伙子正踮着脚尖朝这里张望。
　　 “阿山哥，回去吧！”她轻轻地说。昨天晚上，他们俩躺在槐树底下，听着秋蝉哜哜嘈嘈地吵闹着，翠珍把头靠在阿山哥宽阔的胸膛上，她多想时间就停滞在这样一个静谧的夜晚，要是这辈子都能跟着身边这个牛一样壮实的男人，吃再多苦，受再多累，她都愿意啊。
　　 “阿珍，咱们一起跑吧，去镇上，去县里，现在是新社会了，谁也不敢把咱怎么样的。”
　　 翠珍没有说话，她望向天空的星星，那么明亮，却永远无法挣脱天空无形的束缚。
　　 翠珍的丈夫建国在县城读高中，瘦瘦高高的，带着一副圆框眼睛，据说他还打算去更远的地方读大学，这把他家里人都急坏了，在家千日好，出门步步难，这是祖宗多少代传下的真理。于是家里给他寄了封信，谎称家人病重，趁着他请假回家的时候逼他把婚礼给办了，男人嘛，有了老婆心就被拴住了。
　　 “荒唐，荒唐至极！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兴包办婚姻这一套。”丈夫没有和翠珍说过一句话。晚上，他就睡在地板上，梦里呼唤着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冷清的月光洒在翠珍大红的衣服上。她听到远处，有人吹奏了一晚上的芦笙，“阿山哥，对不起，阿山哥，对不起。”她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床上，默默地流着眼泪。
　　 建国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昨天的热闹也随着丈夫的离去而消散了。翠珍早早地换了衣服，把院里院外打扫干净，把饿坏了的禽畜洒上吃食，再恭恭敬敬地把脸盆、漱口水端到阿公阿婆的房间里。
　　 阿婆叹了口气，阿公铁青着脸，“这个兔崽子，早晚我把他腿打断！”
　　
　　 三
　　 小时候，我常常问外婆：“婆，我爸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啊。”
　　 “快了，快了！”她总是这么说。
　　 八岁那年，一个女人把我接到了她的家里，她让我叫她“阿姨”。他们对我倾注了比弟弟更多的爱，这份异常的爱常常让我疑惑、不安。
　　 直到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天，阿姨和姨夫准备了一大桌子菜，一向顽皮的弟弟也出奇的安静。他们告诉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他们女儿，在那个时代，为了能生下弟弟，为了保全他们的工作，不得不隐瞒了我的身份。我愣愣地看着他们，两个身份间的迅速转换让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是该高兴吗？还是该愤怒？是该拥抱他们，还是哭着埋怨他们的不公？我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阵恶心和眩晕袭来，我吐了一地。
　　 十八岁，那个接近灰蓝色的下午，一个男孩陪着我沿着湖边走了一遍又一遍。
　　 “至少，他们对你的爱是真的。”男孩说，“我爸妈都有自己的家庭，在哪边我都好像是个外人，你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多让人羡慕的。”那个夏天，虫声唧唧，湿热的湖风轻轻扑打着脸颊，一种的悸动的情绪在两个少年间萌生。
　　 他告诉我：“我要当兵去了，以后你读了大学，不要忘记我。”他跑开了，我总觉得男孩的话还没有说完，或者说属于我的初恋会在这个夏天如约而至，然后我从下午开始等待，一直到凌晨，我不断刷新着好友列表，他的头像依然没有闪动。我的心碎了，就那样，我痛苦地趴在床上，疯狂的情感折磨着我。
　　
　　 四
　　 1961年，翠珍的阿公患了胃病，铁打的汉子看看看着就垮了下去，阿婆是个小脚女人，里里外外的就全指望翠珍一个人了。没有人的时候，阿山哥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偷偷地帮着崔珍挖挖田，割割草。
　　 某一天，他突然握住翠珍皲裂出血的双手，满是爱怜地说：“阿珍，和我过吧，我到县城问过，你们没领过证，不算数的。他几年都不回家了，听人说，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翠珍扭过头去，她怕自己无法抵御那炽烈的目光。“都拜过堂了，怎么就不算数呢？阿山哥，你别说了，这就是咱俩的命啊。”她喃喃地念叨着，“阿山哥，以后你别来帮我了，叫别人瞅见，又要说闲话呢!”
　　 1962年，三年没有音讯的丈夫给家里寄来了一封信，他说他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念大学，等他毕业了就回县城里来，带着大家纠正错误，一起发展农业，到时候不仅咱家人能吃饱饭，还能让更多的人吃饱饭。丈夫的话让家里人兴奋不已，这样灰暗的日子总算有了盼头。
　　 “还有呢？”翠珍问，“还有吗？”
　　 “没了”读信的人说。
　　 丈夫在信里问了阿公好，阿婆好，唯独对于她，只字不提……
　　
　　 五
　　 1967年，阿公在没日没夜的咳嗽中结束了奔波了的一生，他走的时候，眼睛还死死地望着门口的方向。没有人告诉他，刘建国大学毕业刚回来没多久，就被打成了右派在县城里关了起来。阿公的后事是阿山哥叫人帮忙处理的，他说“咱不管什么左派右派的，在咱们村，就从来没有让女人抬丧的理。”
　　 半夜，七八年没见的丈夫逃了回来，在阿婆面前长跪不起。比起结婚的时候，他更瘦了，胡子邋遢，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连眼镜也少了一块镜片。阿婆搂着儿子痛哭流涕：“我的儿了，他们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啊，你快跑啊，永远不要回来。”
　　 翠珍站在丈夫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他真高啊，自己在他面前连肩膀不到，面对这个她最亲密又最陌生的男人，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村里的狗又吠了起来，丈夫突然在翠珍面前跪了下去，重重地磕了一个头，然后转身，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六
　　 “孩子，以后妈妈再也没有妈妈了。”外婆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很大。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这么憔悴的样子，一直以来她都是个要强的女人。他放弃了外公为她铺好的道路，选择和当时一无所有的父亲结了婚，甚至不顾失去工作的危险，生育了两个孩子。
　　 母亲从外婆的婚姻里见证了女人的不幸，“一个女人，要是没有依靠，日子很难过的。”她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在外面受了委屈，还有兄弟为我出头。“你和他都不小了，如果合适，就定下来吧”母亲说。
　　 二十四岁，我和他第一次在李健音乐会上相遇，天空中的晚霞还没有消散，烟花开始绽放，人潮涌动，我和他被挤到了一块，当巨大的荧幕扫到我们的时候，他低头吻了我。“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竟学不会遗忘……”在李健的歌声里，我们互相留了号码。
　　 “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是故意挤到你旁边的，很久以后，他披着浴巾坐在床头抽烟，嘴角露出一丝狡猾的笑容。“你那么美丽，站在人群里像最一颗最明亮的星星。”
　　 “哎，真可悲，你们男人永远只看得到女人肉体的美好，却懒得探寻心灵的魅力。”
　　 “不，等有一天，男人对你的肉体再也提不起兴趣了，那才是真的可悲。”
　　 在我回来参加外婆葬礼的期间，他给我打了很多电话，我没有接，那份诊断证明静静地躺在我的包里，时刻提醒着一个残忍的事实。他给我发了短信：“我们结婚吧……”
　　
　　 七
　　 1970年，翠珍带着攒好的粮票和晒干的地瓜干，坐了两天的火车，再走了一天的山路来到了丈夫被安排改造的水库。
　　 “你找谁？”
　　 “刘建国。”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屋内的。”
　　 “他老婆不是早和他离婚了吗？”
　　 “……”
　　 夜晚，工友们把宿舍让了出来，结婚十年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夜晚。丈夫把头埋在他柔软的胸脯上，他哭得像一个找不到母亲的婴儿：“你知道吗，我从来不敢想你会来看我，真的，他们的老婆都跑了，只有你来了……”
　　 刘建国没有告诉翠珍，在床铺底下，藏着一块锋利的石片，那是他留给自己的结局。翠珍的到来像是激流中的一根稻草，给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八
　　 1980年，刘建国在市里某大学任教，母亲去世后，他把翠花和女儿接了市里：“雯雯，长这么高了？来，过来给爸爸抱抱。”
　　 女儿怯生生地看着父亲，一个劲地往翠珍后面躲。
　　 “叫你不要带这些东西来，你看都没地方放。”丈夫看着堆在门口几个大小不一的麻袋，有点嫌弃地说。
　　 “这些东西都还好好的，丢了不可惜了嘛。”丈夫瞪了她一眼，翠珍感觉自己心里咯噔了一下。
　　 丈夫的学生、朋友经常三五成群地过来举办沙龙，丈夫让女儿叫人，女儿害怕地躲进房里。
　　 “嘿，这个没出息的小乡巴佬！”丈夫笑着说，他们总是有说有笑的，丝毫没有师生间的拘束，翠珍插不上话，就在一旁为他们切水果。
　　 有一次，他听到几个学生的嘀咕：“刘教授的爱人怎么是个农村人啊，这样的婚姻会幸福吗。”“哎，还不是时代造成的错误，封建思想的荼毒哦。”
　　 聚餐的时候，丈夫突然端起酒杯，对着所有人说：“这一杯，我要敬给我的妻子，没有她，我刘建国早在十几年前就死了。”
　　 翠珍诚惶诚恐地站起来，感动得热泪盈眶，桌子上其他的老师也都站了起来，掌声经久不息。
　　
　　 九
　　 二十七岁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会谁共度一生。恋爱期间，我们属于彼此又彼此独立。我们聊音乐、文学、艺术，我们常常都为自己的事业各地奔波，异地的恋情从草原跨越海洋，从地球的一端飞到另外一端，我和他都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婚姻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一直是不被摆上日期的默契，而当他提起婚姻时，我却依然如十七八岁一样充满憧憬。
　　 “你能接受没有孩子的婚姻吗？”我问他，我不希望谁为爱情去牺牲什么，这对彼此都不公平。
　　 “我更加不能忍受没有你的日子……”他了信息。
　　
　　 十
　　 城市的生活并不如翠珍想象的那么美好，白天，丈夫和女儿都去了学校，这时候翠珍想找人聊聊天，可是邻居们一个个都好像藏着什么秘密似的，一进家就把大门关的死死的。偶尔在外面碰到一两个闲聊的老人，也因为听不懂翠珍的口音，怎么也聊不到一起去。她每天要反复地把座椅柜子抹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做好晚饭，坐在沙发上织毛衣，等孩子放学，等丈夫下班，这样单调的生活日复一日。
　　 某一天，她在清理丈夫过去的书籍时，一张保存完好的照片从里面滑落，那是丈夫二十几年前的样子，精神饱满，意气风华，旁边还有一个清秀的小姑娘，扎着两个羊尾辫，一脸羞涩地笑着。翠珍盯着照片出神了好久，然后把照片上门的灰尘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又夹回了书里。
　　 做晚饭的时候，女儿问她：“妈妈，我们出来这么久了，什么时候回去呀。”
　　 “回哪里去？这就是你的家啊！”
　　 “不，要回去，我答应了小娟她们，要带玩具回去的，我一点也不喜欢这里，爸爸也不喜欢我，老是说我笨……”
　　 夜里，翠珍听着丈夫的鼾声辗转难眠，月光下，她细细地打量着丈夫，多么陌生啊，就连他的白发、他的皱纹、他的眼镜也越看越陌生。多么令人悲哀啊，他们结婚二十几年了，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呐，仔细数数，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他总是在外面说没有翠珍就没有他的现在。一次又一次，在家里却只有“好的，知道了”几句简短的话，这能怪他吗？他是大学教授，他说什么，自己听也不懂。
　　 翠珍愈发地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让她感觉到一种悲凉在心口漫开，她像回到了刚结婚了晚上，听着远处的芦笙凄凄艾艾的曲调，一次次地压抑着想要奋不顾身的冲动。
　　
　　 十一
　　 “我走了。”
　　 “恩。”
　　 “回村里去。”
　　 “恩？”丈夫放下正在看的书籍，“为什么？”他问，“如果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你完全可以提出来。”
　　 “不，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非要一个理由，我属于老家，而你属于这里，我们俩没有领过证，离婚也就谈不上了。女儿要和我一起走，你有空随时可以来看她，她已经长大，可以选择自己生活。”
　　 丈夫他第一次觉得妻子如此陌生，如此让他琢磨不透，这在课堂上无数次提到过女性意识，而这一次，他被这蓬勃而出的女性意识彻底击败了，他瘫倒在沙发上，还想说些什么，妻子已经带着女儿离开了，窗外，正阳光灿烂。
　　
　　 十二
　　 半年后，我和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弟弟把我背上婚车，开玩笑地对丈夫说：“小心点，今天我姐是笑着出门的，哪天她要是哭着回来，嘿嘿，饶不了你。”
　　 新婚之夜，我问他：“等我四五十岁了，你对我还有兴趣吗？”
　　 他说：“你是一本无法看穿的书，需要用一生去阅读。”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外婆就告诉我，女人是无形的，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女人是无形的，因为无形，她充满了未知的魅力和无限的可能，她可以追逐事业、艺术、家庭，她可以选择成为任何自己期许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