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一年的九月份，我七虚岁，母亲把我领到村对面一个老师的家里，那个老师让我从一数到一百，我抿着嘴不愿数，老师就说，数不到一百就不能上学。我还是没数，被母亲领回了家。我爸再次过去，对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他连乘法口诀都会背，数不到一百？老师没有再坚持，于是，我的上学生涯由此开始。
　　 我确实能数到一百，而且我也应该会背一大半的乘法口诀，因为我爸教过我这些。
　　 那只是我们村的一个教学点，房子是土墙堆砌的，留了几个洞就是窗户，屋顶盖的是茅草。只有一二年级两个班，老师就是我报名的那一位。他一会儿上一年级，一会儿上二年级，一生都在那儿教书。退休之后，教学点也就关停了。
　　 老师很严厉，喜欢上棍子，有时也用报纸夹。不过我几乎没有被揍过，他的棍子只对付调皮捣蛋的孩子，比如玩水蛇、烧火、躲学的等等，都是免不了一顿揍的。老师揍过了也有些懊悔，我们记得老师曾经因为把别的孩子手打肿了，然后慢慢地给他揉，那孩子当时很骄傲、很幸福。
　　 老师在村子里威望很高，因为很多家都是父子两代都是在他跟前启蒙的，退休的时候，有的已经够上三代了。从来都没有哪家因为孩子被打而找老师的，因为孩子的父亲会对孩子说，我都被他打过，他打你是为你好。
　　 一二年级时我还能记住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夏天雨很大，教室的土墙渗水，一块大土堆从墙上掉下砸到我从家里带的课桌上，如果往后十厘米，可能就砸到我身上。教室里发出了一阵惊呼，转瞬又平静下来，一年级继续上课，二年级继续写作业。我相当后怕，还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是自己主动破坏了学习气氛。
　　 等到土教室变成砖瓦房的时候，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念五年级了。稀里糊涂地很快小学就毕业了，成绩马马虎虎，字写得特别丑，老师的比喻是螃蟹在爬；书是成天卷着的，老师说好像是猪拱过一样。我也因为这些时常被拎到讲台边上，脸上总是红到耳朵，不敢抬头。好在数学老师不在意这些，说只要聪明就行了。那个老师还带我到区里考过试，让我荣光了一回。老人家后期我经常能见到，可惜五十九岁那年就故去了，五几年的师范生，数学教得很好。
　　 一个旧书包、两本书、一个文具盒，一段半个小时以上的路程一天四趟，构成了我们小学的全部生活。我们只在意期末考试之后到学校领成绩单，那个成绩单决定了我们能不能继续升级，只有语文数学两门都及格才能升级。我们最多的时候有一半同学留级，我每次都能结结巴巴地升级。于是我年龄在班上一直最小，小到我和同学的关系只是简单地停留在一道上学的层面上，几乎没有什么交集，至今依然，有些人见到面总是叫不出名字。
　　 几乎每个人在回忆过往的时候，总是用到诸如“快乐的童年”这样的文字组合。我觉得快乐的时间是有过的，但大部分时间是恐惧的，是孤独的，因为怕老师怕家长，没有什么玩伴儿。
　　 而那些少许的快乐主要是我会每天准时听广播评书，《岳飞传》、《杨家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很受感染，有时竟也会热血涌动，奢望提枪上马，和谁谁大战三百回合了。
　　 至于书本知识到底学了什么，也懒得回顾了。反倒是那些评书演义上的故事记得很清楚，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等等是那个时候我们心目中的明星。如何要论及教育的话，这些课本之外的东西教育的作用可能还更大。
　　
　　 二
　　 在上学的时候，读书只是为了读书，和理想无关，至少我一直是没有什么理想的；和现实也无关，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现实。
　　 这是一项没有喜悦也没有痛苦的活动，就像一日三餐饭，只是必须要吃而已，没人考虑吃饭是为了补充维生素ABCD之类，也没有人在意必须要有个什么调料味精，有的吃，吃得下去就可以了。
　　 但是，年龄的增长会拉拽着自己有更多的尝试。到了初中，我住在一个镇子上，隔壁就有一家租书的，成堆的小人书，从夏商周到抗日战争，一路下来，几乎可以将中国历史演义得差不离多少了。租书的老头和我爸是同事，我可以偶尔地看看不需要花钱的，于是，我看得比较多一些。
　　 初中有历史课，老师当故事讲，很合我们的心思，历史几乎成了所有同学的喜好。我相当骄傲的一次经历是背了整整一节课的名词解释。起因很简单，老师问了一个，我答出来了，再问第二个，还是拦不住我，老师好像来了兴趣，来了一招“打破沙锅问到底”，我终究没有被问倒，赚取了一个聪明的名声。
　　 有了个泛泛的轮廓之后，就会多一些好奇，毕竟永远都会有未知在前面戳着，而且，诡异的是，你知道的越多，你渴望知道的就越多。
　　 十二岁的时候，我上初一，生病在家待了一个多月。在医院回家的时候，从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本《乾隆》，算起来是我阅读人物传记的第一本。我当时应该读得不完整，大体知道了乾隆是中国古代皇帝当中活得最长久的一个，也是事实上掌权时间最长的，文治武功似乎都很突出。当然，那是那时候的理解，因为一个小孩子哪里会知道奢华与腐败的危害，更不可能理解好大喜功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我可能会更倾向于他爹雍正。雍正继承了康熙的空架子，好容易把国库填得有些厚实，却没想到让他自幼就看好的儿子折腾得够呛。一个能力超强的人干着的却是一件败家的事情，多少有些让人唏嘘。
　　 这些都是后来断断续续累积而形成的判断，但当时，因为那一本书，我却多了一层视野，那就是对于真相的好奇。
　　 金庸的小说中曾提及过乾隆是汉人，翻拍成电视剧让我们深以为然。我们的认识大体是这样的，雍正生了个丫头，江南老陈家生了个儿子，然后雍正让老陈家把儿子抱进宫，出来之后儿子就变成了丫头，以后乾隆下江南实际上是想认祖归宗的。故事很精彩，我们也因为乾隆是汉人而无端地平添好感。可是，那本书告诉我，这事绝对上不可能，因为，年龄对不上，再者皇室的血统哪能这般游戏？同样，在这本书里还顺带提了一下雍正的皇位继承之谜，尽管人们口口声声说，雍正是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可是那本书写举出了铁证，就是那时候即便是汉语，用的也是繁体字，哪里来的“于”字的篡改？
　　 一个简单的常识，却让我屏蔽太久，主要原因是我们并不在意真相，因为，迷信和传说更有市场。
　　 可我不大希望是这样的。
　　
　　 三
　　 生活总是习惯性地被遮蔽。
　　 但生活同时总会留给你众多的窗口，这个窗口就是读书识人，人生所谓的高度、宽度、厚度很大程度取决于你走过的路，你接触的人和你读过的书，而如果你很不走运地既没有走过很远的路，也没有接触更多的人，那么读书几乎是你唯一的选择。
　　 你掌握了一则信息，你会认为这则信息是绝对的，而如果你再看到第二个与之相反的信息，那么你就会想到问题可能不是那样的，于是，阅读带动了思考。
　　 初中几乎没读过什么课外书，倒是有几个小孩子开始写长篇小说了，应该和当时最为风靡的武侠小说《萍踪侠影》有关。港台的武侠剧，刘松仁和米雪主演的。白马书生张丹枫，还有那个女扮男装的云蕾，印象很深刻，而所谓“双剑合并”绝对是武功的最高境界。于是，那拨小屁孩儿开始手痒，可是编来编去也还是跳不出武侠的范畴，无非是你打我，然后我再打你，最后再让一个老头打，用的什么招式，是个什么来龙去脉，有无心理活动，自然是不可能去畅想的，最后自己都觉得无趣。
　　 从来就没有什么凭空而来的创造。任何创造都是有着现实基础的，没见过猪跑的人绝对不会吃猪肉，连羊肉狗肉都不会。我们所能创造出来的鬼都是人的形状，我们想象的到男欢女爱就是见面脸红，过后心跳而已。
　　 我们藏着写小说的阁楼被我妈发现了，我的收获是母亲结结实实的一个巴掌。
　　 每当叙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那一巴掌怎样打醒了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玄乎，即便母亲不打我，我们也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再者，那一巴掌也没打出多么出色的我。人终归是要自救的，无论老幼。
　　 当然，我不会怪我母亲，因为我知道那一巴掌的背后是母亲失望、愤怒的神情，疼在我脸上，伤在她心里。
　　 她可能不大了解我，我也断不会因为某一个突发奇想就影响几乎没有什么竞争的学业，按照我现在当个农村老师的标准，她的要求过高了。
　　 初中毕业，我波澜不惊地考了一所中等师范，定格了我毕业的职业。
　　 八八年的夏天，我睡在自家的阁楼上，阁楼四周糊满了报纸，都是很新的，我每天都能看到汉城奥运会的赛况。一个牙买加牛人本约翰逊奥运决赛百米跑了九秒七八，他骄傲无比地说这个记录一百年都不会破，然而没过几天，他被发现服用了兴奋剂，英雄瞬间变成小丑。
　　 英雄可能就是个小丑，有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来验证，所以，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迷信。这件事与读书关联不大，但却给我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
　　 这件事的后续是一系列判断的产生。即便九秒七八不是服用兴奋剂得到的，也不会维持多少年，三十年不到，记录变成了九秒五八，现在人们已经不敢去想象百米的极限到底会是多少，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第二个信息是，那一年我们中国奖牌拿的非常之少，以至于现在我们在回顾奥运会的时候总是从洛杉矶到巴塞罗那，跳过那一届。何必呢？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会在意那么一场输赢吗？包括我们后期某些项目的辉煌也是有些水分甚至都影影绰绰地沾染了兴奋剂的，那是家丑，我们从不外扬。
　　 体育只是体育，把体育和国力搁在一起，说到底还是我们的面子在作祟。面子是我们的一道坎儿，对应的是骨子里的不自信。
　　 我是个半真不假的球迷，中国足球成绩很差，我很少为之义愤填膺，因为这在我意料之中。正是我们急功近利才会把很多事情搞砸。中国足球的成绩是某种报应，既和足球有关，更和足球之外的东西有关。
　　 金钱和权力意志能解决很多问题，但与科学艺术关联不是很大，也包括体育。他们需要的是兴趣与热爱，天分和执着。
　　 这才是真相。
　　
　　 四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当个好老师，但是我只能当老师。
　　 这个“只能”包括着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无论我多么努力我只能当老师，第二层是无论我是多么的不努力，我还是只能当老师。
　　 中等师范是个尴尬的学段，说你没读书吧，你到底还是上了一个学校；说你是读书的吧，坦白讲，只是刚刚触及一下皮毛，没有专业的划分，没有理论的系统，按照现在的标准看，应该属于“素质教育”框架下的高中教育。我们上的是高中课本，但是没有升学压力，而且尤其注重于音体美的学习。我们只需要在考试之前的一两个礼拜突击复习一下讲义，然后就可以糊弄一个及格。更高明的做法是可以拎瓶酒买几盒烟找老师直接解决。老师们也很配合，题目出得很简单，最后一团和气，就等着尽快毕业，奔赴祖国的基层教育战线上了。
　　 这个素质教育在光鲜的另一面还让我们很早地就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以及不太正常的男女交往。大部分和我无关，我的强项是睡懒觉、起哄，角色是大同学的跟班。三年下来，一片混沌，毕业的时候和进校的时候差别无非是年龄大了三岁，个子长高了十几厘米，相当于绕了一圈，再回到起点，就是我上的小学，身份变成了老师而已。
　　 学校有个图书馆，有些藏书。同学们光顾得很勤，我起先还不知道，直到班级琼瑶小说和汪国真的诗歌成风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地方每个人都是可以去的。不过，我一不看琼瑶，二不读汪国真。琼瑶是个造梦工厂，不食人间烟火；而汪国真则是用精致的文字技巧遮盖着老掉牙的命题，特别像个团委书记，而我几乎是个后进分子，踮着脚都够不上的。
　　 其间买过一本《古文观止》，估计是虚荣心作祟，想玩点高端，价格是十三块钱。当时翻了几篇，至今没看完，藏在书橱的角落里，悄无声息。
　　 最惨烈的记忆是看《家》《春》《秋》，在心理学老师的课堂看《春》，老师很没面子，从我手里夺去了那本书，然后慢条斯理地在讲台上撕书。我近乎本能地站起来说：老师，对不起！他一脸不屑，开始一张张地撕，很慢，撕了将近一节课，撕过了还跺几脚，面目有些变形。
　　 那本书我是按照五倍赔偿的，我付了图书馆二十五块钱。我们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十八钱左右，当时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不到一百。我至今为自己的那次道歉后悔，如果当时我选择对抗的话，我会引以为荣；如果我当时看的是《金瓶梅》的话，我会吹嘘好长一段时间。那只是一个简单的恃强凌弱的故事。
　　 那个老师至少当时心理有问题，我只是很不走运地撞到他的枪口上了。后来他专业上发展据说很好，在全国都有些影响，功成名就的另一个结果是重新弄了一个年轻的取代了原来的老婆。
　　 任何双方只要不对等，且没有规则的约束，强的那一方内心的恶魔就会肆意徜徉，弱的一方只能受辱。这包括官员和百姓、教师和学生、父母和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