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革推迟分配，迈出1969年的最后脚步，踩在1970年元旦前夜，我上了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七团这趟不军不民不工不农的四不像班车。
　　 我和同班的黄诗新、高用生同学、120班的吴三元同学一起被分在一营九连，就是李太白独坐敬亭山之处。这是我人生转轨的起点，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一打三反”运动又接踵而至，我被指导员尹家木看重，留在连部整理运动材料，但由于书生气十足，不谙世故，无意奉迎，不到几个月，便又莫名其妙的得罪于尹，成了连队几个竖子勾心斗角的牺牲品。我那时忒愚昧，简直一个榆木疙瘩，不会自我保护，不懂得防人，最后尹指导员弄来了调令，把我调到全团公认最艰苦的连队白马荡去种水稻，算是惩罚。但是老尹的目的没有达到，我被连长和指导员共同看好，不但没有让我下田劳动，反而把我留在身边当了文书。
　　 痛定思痛，我再次反思，避弃名缰的利锁，做个随遇而安的人。
　　 在兵团的八九个年头里我选定了自修现代汉语，业余之外从未放松钻研。首选原因是这门课题与政治无干，系纯学术问题，可免套帽子、挨棍子之忧；其次当时这门学科除了张志公先生等人的《暂拟系统》，胡裕树先生的《现代汉语》，还有诸多其它著述，我反复分析对比了许多资料，一条条修正或补充完善。当时年轻精力充沛，每天都在煤油灯下不知疲惫坐到深夜两三点，鼻涕擤出来都有浓厚油烟，黢黑黢黑的。修来改去笔记本累了一摞，但终因卑微之人断没有李希凡先生的才学和勇气，只得束之高阁任其夭折。此后多年无非只在给省区测队职工补习，给南京军区某部机务站官兵辅导，以及巢湖市工会职校授课时派了点小小用场。
　　 此事委实令我抱憾终身，一是我不该死钻牛角尖，其结果是费时耗力过度元气大伤；二是缺乏咬牙坚挺的意志，终归是枉费心血功亏一篑。
　　 1978年秋全国溶解了冰封十几年的高考招生制度，在妻子的一再敦勉下，我于截止报名的最后一天到宣城招生办保了名。当时的录取率太低，百十人难得一两个榜上有名，全团唯有我一人被录取。
　　 作为教师本该是要上四年制安徽师范大学的，但我已是三十好几的人了，没有什么奢求，“三十不学艺”，就凑合着上个两年制芜湖师专中文专业足矣。
　　 芜湖师专的前身是芜湖教师进修学校，保存资深老教师甚多，尤其是中文专业为最，历经文化大革命浩劫，这种光景实属难得，这也是我选取该校的主要原因。
　　 本来自恃自学了高校课程，专业水平已远远超越了身边一些文革前后就业的大学生，颇有些夜郎自大的味道，但脱产入了高校之门，在导师指点下学而后知不足，并且越来越感到自身苍白空泛，既贫血又缺钙。我先前的自学，细究起来，只能算作在文学前殿东张西望，草草走了个小小过场，肤浅粗糙且杂乱零碎，许多知识充其量至多只能算是似是而非。
　　 我结合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研读了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结合社会背景具体解析作者，领会历代有关典籍和名家名篇，特别是欧洲文学、古代汉语知识和文学理论，在老师的教诲下循序渐进地系统学习消化，由当初抽象的“会”，渐渐地悟出了形象的“懂”来，向日死板的教条默化成了明白的道理。
　　 芜湖师专进修结束了，我平生静心求学机会也便就此终止，即使未尽人意，但却不失是我人生最充实的阶段之一，我在短时间内兼收并蓄，获益匪浅，学识大大提升。
　　 今年国庆适逢巢湖市一中百年华诞，海内外学生纷至沓来，同学们围着我深情地说：“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每每只要一见到藕，便联想到荷叶、荷花，马上就联想到了你，想到你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讲授那光和影，那静中有动的月下荷塘……”
　　 听到这话，我的眼睛不由地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