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金萧支队领导为了加强与浙东纵队司令部联系，决定筹建无线电台。经金萧支队队长蒋明达、政委张凡研究决定，委派张澜潜入上海购买电台器材。
　　 张澜到了上海立即与上海总工会工作的冯超取得了联系，接着与来上海执行任务的《金萧报》社长钱煦春接上了关系，并把组织上交给他的金戒指让金煦春兑换成纸币，做为购买器材的经费。
　　 第二天张澜装扮成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到上海虹口区北四川路的无线店旧货店购买无线电器材。当时上海是国民党控制区，有专门的无线电管理部门，对无线电器材控制的很严。除普通收音机外，要想购买发报机，短波通讯器材，必需经过有关部门审查批准。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张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购买零部件自己组装，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
　　 第二天张澜来到无线电旧货店，选试好了二只发报机的功放管，这是发报机的主要零件，张澜正庆幸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一个中等身材中年男人，头戴鸭舌帽身穿紧身风衣靠近了他，两眼冒着凶光，盯着张澜说:“两个管子买来派啥用场的?"张澜听后不由心里一惊，不好！碰到国民党特务了，很快他镇静了下来，从容回答说:"朋友的收音机出了点毛病，托我修理，作功放管用的。旧货价便宜，管子老化情况较好。"特务上下打量张澜一番，觉得看不出什么破绽，说得也很有道理，也就退到一旁。张澜仿佛没刚才那回事一样，问店主要了发票，拿起管子离开商店。回头一看这个男人始终不远不近地跟着他，到四川路张澜乘上电车，原以为甩掉了尾巴，他用眼余光一扫车厢，发现这人就站在后车门边。张澜心里不由紧张起来，脑子飞快转着，突然他想起自己曾在上海市警察总局做过地下工作，尚有一枚证章留下没有上交，这次执行任务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主意一定张澜装做若无其事，在江西路福州路口下车，头也不回地往上海警察局走去，他边走边从口袋摸出证章，迅速佩带上，门卫无任何盘问，张澜乘电梯上了八楼，他对这里情况比较熟悉，因八楼是单身宿舍，上班时间八楼一般是不会有人的，转了一圈张澜再从电梯下来，从警察总局小门出来，弯到河南路，再折至广东路，又回到山东路，这一大圈走下来张澜故意到街边小店买了一包香烟，回头看确信后面没有尾巴，才放心乘车回到冯超住处。
　　 冯超通过自己上海的人脉帮助张澜购买到了一部分器材，但有的零件一时无法买到，张澜通过同是无线电爱好者好友王憩新，他在凤阳路开了一家小无线电器材商店，通过他的帮助，帮张澜解决了一些难购的零件，购置好的零件怕被国民党搜查，就把零件寄放在他的店中，这样相对安全一些。在上海紧张购置了一个星期，所有零部件全部湊齐了，大部份打包装箱交给钱煦春通过金萧交通线带走，只留下二只主要零件张澜用纸盒装好，藏在饼干箱底部，上面装满饼干，随身携带。幸运的是一路没有遇到麻烦。张澜找到了交通站联络点，取回装有零件的箱子由交通员带络，抄小路回到金萧大队部。
　　 支队队长蒋明达、政委张凡听了张澜汇报，指示他尽快建台并派了汪志杰、杨贤喜同志协助共同做好电台工作。
　　 1949年4月初无线电发报机装配工作完成，虽然这台发报机只有5W，是用干电池作电源的小型发报机，它的特点机器小巧轻便，可随身携带，行动方便，适用于游击战使用。别看它功率小，但它是传达上下级指令的桥梁。领导决定电台设在队部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全休电台人员争分夺秒架设好天线，接好写电源，电台很快进入调试工作。为电台进畅通无阻，支队领导专门派人与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联系，定好了双方电台呼号、波长、通报日期、时间和密码。
　　 第二天激动人心时刻到了，金萧电台打开了，但找不到呼叫信号，联系不上。第三天仍按时继续呼叫、收听，张澜缓慢拨动收报坑波长调节旋钮，突丝耳机传来规定的呼叫声，对方也在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叫，声音很清晰，张澜立即按电键回呼，但对方没有找到张澜的信号，张澜很焦急，一天都没联系上，他反复检查自己电台线路、振荡、发射有没有问题，确认没有差错后。第四天上午，终于双方都收到了呼叫信号，激动心情言衷于表，互祝开通，微弱但又清晰的电波信号，从耳机进入耳膜，令人激动不己，全体电台工作人员雀跃欢呼，无比兴奋，我们成功了！
　　 从此金萧支队与浙东游击队司令部信息相通，一个个战斗指令通过电波传向指战员，这红色电波，终于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去迎接全中国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