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篇《记忆中的老屋》，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
　　 这几天，精神总有些恍惚，满脑子都是母亲的影子，如不能用文字表达出来，我的心情，怕是难以平复了。母亲离开我，已近二十五年了，那年，母亲还未满六十周岁。
　　 打我记事起，母亲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做不动体力活；父亲长年在江苏工作，家里的一些琐事，大都是奶奶帮着打理的。等我大些了才知道，母亲的病，是当年在医疗队落下的。打开旧相册，那时候的母亲，年轻、漂亮、充满朝气，是县里文宣队的骨干。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消灭吸血虫病，母亲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医疗队，奔赴农村一线，开展吸血虫病防治工作。母亲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因此是不懂医术的；但母亲有文化，是文宣队员，她在医疗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鼓动，向农民兄弟普及吸血虫病防治知识。当时的宣传、鼓动，除了召集村民开会，还要挨家挨户走访；特别是有吸血虫病病人的家庭，是必须要走访到的。那个时候，提倡为人民服务，工作上要比干劲；在这样的氛围中，母亲也像打了鸡血似的，不知疲倦，白天走访群众，晚上还主动到医疗站值班，照顾住院的重症吸血虫病病人。
　　 两年后，医疗队圆满完成吸血虫病防治任务，开始撤离农村，精神上一松下来，母亲就病倒了。医生给作了检查，说母亲已感染吸血虫病，且情况严重，侵害到了脏器，必须手术治疗。
　　 那时，我父亲在县里的民政部门工作，才跟母亲处对象不久，还是县里的一位领导给做介绍的呢。知道母亲病了，还要动手术，父亲当然是十分心疼的；还好，县里领导倒是蛮照顾的，给了父亲一个月长假，去照顾母亲。
　　 父亲的照料，给予母亲莫大的安慰，手术是成功的；但因为切除了脾脏，整个人实实足足瘦了一圈，精神、体力是大不如以前了。考虑到母亲的状况，组织上安排，母亲在吸血虫病防治中心做了一名文职人员。
　　 现在想来，母亲的病，一定是没日没夜工作，受累了，抵抗力差了，还在照看重症病人，就这么被感染上的。父母婚后，在横头街分到了房子，过上了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
　　 一九五七年，父亲被抽调去江苏筹办化工厂，因不忍心让体弱的母亲一个人生活，就把乡下的奶奶接了来，相互也好有个照应。
　　 父亲在江苏的工作很忙，一年中也难得回来几次，母亲的生活是比较清苦的；亏得奶奶能干，通情达理，也喜欢这个儿媳，在生活上给予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要不，就母亲这病怏怏的身体，哪里还经得起风浪啊。
　　 父母结婚近十年，还是没有孩子，想必是因为那时父亲不常回家，母亲又体弱多病的缘故，奶奶可急坏了啊，母亲也觉得怪对不起老钱家的。
　　 为此，奶奶还偷偷地去了一趟乡下的老屋，在老屋的香案前，偷偷地拜了祖宗。说来真的神了，那年春天，母亲竟然怀上了孩子，十个月以后，便生下了我。
　　 我小时候挺调皮的，没让奶奶、母亲少操心，可奶奶说：“这孩子挺善良的，长大后怕是跟他的妈妈一个样。”
　　 我这个人挺多愁善感的，但是否如奶奶所说的那么善良，不是我自己能够评价的；要是真有那么一点，一定是来自父母的遗传，来自在母亲身边的耳濡目染了。
　　 在我四岁那年，邻居祝爷爷家可招罪了啊；祝爷爷本来就有点历史问题，又赶上红卫兵破四旧，在祝爷爷家搜出了一些金条、银元，祝爷爷跟他儿子就被戴着高帽子游街，游完街还得到居委会挨批斗；奶奶抱着我也得去参加批斗会，小孩子哪懂这些事啊，我还举起小手，咿咿呀呀喊口号呢。
　　 母亲卧病在床，是去不了批斗会的，想着祝家爷爷一家又是被绑着游街，又是挨批斗，肯定是一整天粒米未进了，母亲就强打起精神，熬了一小锅白米粥，蒸上半个老南瓜，等祝家爷爷他们回来，也好吃上一口热的，暖暖身子。母亲其实是很要强的，只要身体稍微好点，就会去单位上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那天，母亲去上班，路过轮船码头，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叫花，两手捂着肚子，一个劲的乞求路人：“行行好，给点钱吧，我真的好饿啊。”母亲看不下去了，这是谁家的孩子啊，这么可怜，都饿成什么样子了。于是，掏出一毛钱，递给那孩子，还再三关照：“往西走三十米，那儿有个包子铺，赶紧去买了吃了，早点回家。”
　　 小叫花自是欢天喜地地跑开了。当年的一毛钱，可不是小数目啊，可以买两副大饼油条，或者是四个肉馅包子。一般人家打发叫花子，也就给一分两分钱。等到母亲下班回家，又路过轮船码头，发现那个小叫花又在如法炮制，母亲才觉得是中计了。回家提醒道：“要是再碰到他，给个两分钱就可以了。”
　　 我八岁那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父亲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场去接受改造，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断掉了，日子过得是相当苦的。母亲本来就体弱，这会儿又担心父亲的处境，积忧成疾，住进了医院。即便这样，母亲还是十分愧疚地跟奶奶说：“这个时候，我应该去看看他的，但我的身子骨，去了也是给他添乱，想想还是不去的好。”
　　 就在这个当口，乡下老屋的家具被贼人偷了个精光，这些可都是老物件啊，祖宗传下来的，上好的红木家具，放到现在可值钱了。
　　 奶奶说起这事，总有些耿耿于怀，觉得对不起祖宗；母亲安慰道：“也许拿家具的人，也有说不出的苦衷，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要是拿了去能换几个钱，养家糊口的，也算是积了德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光全家人挨饿，母亲住院的医药费更是没有着落，母亲却还是在为不相干的贼人开脱，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一下奶奶嘛。
　　 亏得奶奶当机立断，狠狠心卖掉了祖宗传下来的老屋，这才有钱替母亲治病，余下的钱，一直支撑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卖房所得，也就五百二十元钱，好在当年物价低，这些钱，抵得上母亲近三年的病假工资，过年的时候，我也能吃上一点肉了。说是吃肉，也只能是尽挑最便宜的买，临近春节，奶奶买了半个腌猪头，一副猪大肠，八个鸡蛋，三条小鲫鱼，准备年三十晚上用的，也算是有四个荤菜了呀。
　　 母亲盯着那半个猪头出神，想了老半天，跟奶奶商量道：“我看这半个猪头，还是给林娃家送去，乡下总比我们还苦些。”
　　 说起这个林娃，还是母亲在医疗队下乡时认识的；林蛙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林蛙的妈妈是重症吸血虫病患者，母亲当年曾几次到林娃家走访，也曾多次在医疗站照料林娃妈妈；可惜的是，林娃妈妈半年后还是死掉了；林娃孤苦无依，是医疗队帮着料理的后事。林娃心存感激，见到母亲就一口一个姐姐地叫着，母亲算是在乡下认了个弟弟了。
　　 听母亲这么说，奶奶也不好反对，只是看了我一眼：“我家孩子也想着吃肉呢。”
　　 母亲苦笑道：“不是还有猪大肠吗，明天再去买点素鸡（豆制品），过年嘛，鸡总要吃一点的。”年初一早晨，我大大地睡了个懒觉，奶奶端上来一碗热腾腾的红烧大肠面，那油水真是足啊。
　　 当年那碗大肠面，让人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我还时不时地去买一碗来尝尝；唉，再怎么好吃，也比不过当年的味道了啊。
　　 七十年代末，父亲平反后又回到江苏工作，家庭条件算是一点点好起来了；后来落实政策，我家还分到了新房子，那房子现在还在，听说快要拆迁了。三年后，应该是八二年吧，父亲退休回家，一家人终于大团圆了；可母亲的病却没什么起色，奶奶也八十好几了，需要人照顾；父亲在外操劳了大半辈子，退休后又在家里操劳上了，好在我已长大成人，也可以帮家里做一些事情了。
　　 母亲的病被确诊为进行性神经萎缩，也就是现在所讲的“渐冻人”，目前医学上也无法医治治，杭州、上海、北京，该去的大医院都去了，医生说：“这病是死不了的癌症，还是回家静养来得好。”
　　 家里人当然是听得懂医生的意思的，除了悲伤，还有什么法子呢。可我总是不死心，母亲的病，总该治啊。打听到一些偏方，买回来一麻袋草药，每天煎了给母亲喝，没有一点效果。一年过去了，母亲走不动路了，只能坐在轮椅上；又一年过去了，母亲开始讲不出话了；医生说，母亲脸部的神经系统也开始失去功能了。好在母亲的右手还有点知觉，平时交流，用手划几个单词表达一点意思。
　　 亲友推荐了一个气功大师，说是能治母亲的病，我是病急乱投医啊，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请了来。来人五十多岁年纪，天花乱坠吹了一地鸡毛，就隔空向母亲发功，用手比划了两下，一个疗程就结束了，说是十个疗程，母亲的病就能好，每个疗程也就两千块钱。我才知道是上当了，原以为气功大师为母亲治疗，也就是推拿按摩，疏经活血，总有点好处的；但这气功大师实在不厚道，离母亲两米远就发功为母亲治疗，也太假了啊，母亲示意我们给钱打发走人。这以后，母亲写下一句话：医生都治不好，听其自然，别乱花钱了。
　　 一天夜间，十点多钟，隔壁邻居家发生火灾，一时间浓烟滚滚，父亲拉起奶奶，我背上母亲，逃到了马路上；好在消防队来得及时，控制了火势，我家才没有遭殃。邻居家可什么都没有留下，都烧光了，就赤条条逃出两个人，起火原因是忘了拔掉电熨斗插头。
　　 母亲病成这样，还执意让我给邻居送去两千元钱，说是人家遭了难，被子铺盖总要买一些的。老实说，现在的邻居都不比以前，互相也不怎么往来，我送钱过去的时候，连对方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啊。
　　 奶奶过世后，母亲又和病魔抗争了三年，中秋节的那天晚上，母亲静静地离开了我们；那年，母亲才五十九岁零八个月。母亲是柔弱的，在艰难困苦中走完了她不算太长的人生，但我总能从母亲的眼神中，看到母亲的良善，看到母亲男人般的刚毅。
　　 清明节，我们去祭拜父母，发现父母的坟头上总有人先于我们一步，放上一束鲜花，该是林娃叔又来看他姐姐了。
　　 母亲的过早离世，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谨以此文，纪念我善良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