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忘不了一九八三年的那个春节……
　　 我和年长两岁的二姐一直在惶惶不安之中度过。这缘于母亲说春节过后，我们其中一个必须辍学在家，帮她干农活。说真的，母亲也挺为难的，父亲在学校教书，大姐和哥哥读高中，二姐和我又同时升入了初中，奶奶已年逾七十，不能下地干农活，我们这一家七口人的责任田就只有母亲一个人种。从心底里，母亲是想让儿女多学一些文化知识的，但她的确需要一个帮手，于是母亲也只能忍痛割爱了。大姐和哥哥是高中生，自然不舍；二姐和我虽然年纪小了一点儿，但才入初中，上学的路走得不算太远，理所当然被纳入了选择的对象。
　　 舅舅对母亲说：“两个小丫头就不要再上学了。一大家子的田地你一个人种，会把你累坏的。再说女孩子家读书又有什么用，长大了还不是连同学问一起嫁给婆家？”
　　 我和二姐听了，就拿眼睛狠狠地瞪着舅舅，咬牙切齿恨不能立刻赶他走。
　　 可是，母亲还是动摇了，她和父亲商量：“让两个小的中一个不上学，给我做个帮手吧?”
　　 二姐和我听见这话，就拼命地帮母亲做事，希望被选中的那个不是自己。
　　 母亲在街头巷尾与乡亲们闲聊时说：“两个小丫头，哪一个上学，哪一个种田？这个问题快把我愁死了！”二姐虽然年长我两岁，可是由于她自幼体弱多病，身子骨却单薄得很。
　　 我们听了就溜到墙边瞎嘀咕。我说：“姐姐，你比我大两岁，你在家帮妈妈干活吧！”二姐说：“凭什么呀？难道就只有你想上学吗？”
　　 农历正月初九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二姐和我早早就起了床，看着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同学笑逐颜开地上学去了。我们两个却如受惊的小兔子，眼光在母亲的脸上绕来绕去，希望母亲能叫到自己的名字。母亲犹豫了好长时间，但她喊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二姐和我两个人都有份儿。我和二姐喜出望外地站在母亲面前，等着母亲发给我们一人一张“大团结（十元的人民币）”，那是我们一个学期的学费。母亲犹豫了好久，说的还是那句透心凉的话——只有一个人能上学！我和二姐面面相觑。母亲拿出准备好的唯一的一张十元钞票。我在等母亲做最后的宣判。二姐却一把抢过钱，转身就跑。我一下子呆住了，紧接着没命似的追了出去。二姐和我穿街绕巷，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不一会儿就跑出了村子。二姐一溜烟儿地跨过村边的小桥，沿着乡间的小道，向二里外的联中方向跑去。我自然是穷追不舍。这时候，我听见母亲在后面喊我和二姐的名字。但那时的我根本就停不下来——二姐在跑啊，她要去上学！我怎么办啊？我只有不顾一切地先追上二姐，夺过那唯一的一张十元钱，然后可能在前面跑的就是我，后面追的就是二姐了。
　　 然而这种事情始终没有发生，不是我没有追上二姐，而是她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我们就在尚未返青的麦田里扭成一团，你推我挡，你来我往，总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那张十元的人民币，我们都哭了。就在这时，母亲赶到了。我想母亲肯定要痛打我们一顿，可是没有。她分开争执不下的我和二姐，要过那唯一的一张十元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二姐和我顿时傻了眼，拉着母亲的手，要她不哭。就这样，母亲一手拉着二姐，一手拉着我，向来时的路走回。
　　 从此，二姐和不满十二岁的我，就把小小的身影，留给了那片生机勃勃而又充满无奈的土地……
　　
　　 二
　　 “那时候天总是蓝蓝，日子总过得太慢。”这是老狼在《同桌的你》中的歌词。
　　 辍学的日子里，天空一如歌中所唱，总是那么蓝那么蓝，蓝得让眼睛生出许多的无奈。只是，我再也没有同桌可以一起看蓝天上浮着的云朵，一起把它想象成动植物形态各异的样子，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进入教室的资格。
　　 每每望着天上的云朵，我都会再假想一次：“如果我能有十块钱，我是不是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抑扬顿挫地读书？那传出窗外的朗朗书声里，是不是也应该颤动着我的音波？”可惜我什么也没有，一分钱也没有。
　　 我唯一的同伴只有二姐。而她也和我一样，无奈地望着蓝天，再看看脚下的黄土地。也许我们这辈子注定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只能为地球修枝剪叶了。
　　 野草和庄稼，既是矛盾永远无法调和的敌人，也像难舍难分亲密无比的朋友，在我的印象里，只要是有庄稼生长的地方，野草就不顾一切地尾随而来。而二姐和我要做的就是保护庄稼，消灭野草。我们小小的身子蹲在那片热情的黄土地上，如同一只只辛勤的小蚂蚁，背上是一轮火辣辣的太阳，手中是一把明晃晃的铁铲，无情地杀向那片疯狂的野草。我们用小而脏的手背，擦一擦额上密密的汗水；我们推着小铲子向前，向前，我们的铲子向太阳，要将野草杀光杀光统统杀光；我们的身后，除了散乱的脚印，横七竖八的野草，可能还有一团烂糟的心事。但，我就是要让野草在无情的铁铲下，低下它那骄傲的不可一世的头颅。
　　 一步的距离有多远，回过头，就能清晰地看见，我们那小小的脚印烙在新铲除过的土地上，“有的直有的弯，有的深有的浅，”只是接下来的：“朋友啊想想看，道路该怎样走，洁白如雪的大地上，该怎样留下，留下脚印一串串……”我不敢去想，因为它与校园有关，与我的伤心处有关。每每隐约中传来这动人的旋律，这熟悉的歌词，我的心就一阵阵刺痛，如同中了钻心咒一般。我只能背过身去，泪流满面。我不能让二姐看见我的泪水，我怕我们两个人的泪水撞在一起，会流成滔滔江河。眼前一片阳光，青草青青，草丛中不知名姓的虫儿在呢喃着唐人不朽的诗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身后是新翻的泥土，稀疏的禾苗，混合着满地的忧伤。当我们铲完一块地的野草，正要高兴欣赏汗水换来的那份喜悦，两三天前被打败的野草，重又露出了尖尖的嫩芽，好像在看着我们脏兮兮的小脸，快活地眨着眼睛，抿着小嘴嘻嘻地窃笑，宣布着杀不尽烧不完的誓言。望着它们，我战胜野草的信心在一点一点地坍塌。
　　 妈说，野草被割过几茬，庄稼就长大了，那时候它们就是再猖狂，也无法与庄稼齐头并进地平分阳光雨露了。我于是就盼望着庄稼快快长大，让野草乖乖地趴在下面，跪地求饶。
　　 一堆又一堆的日子过去了，一茬又一茬的野草被我们幼小的双手铲除，一天又一天，庄稼终于舒枝展叶，将大地装扮得生机勃勃。望着它们挺拔健美的姿态，再看看自己被晒得黝黑的皮肤，伤痕累累布满老茧的小手，我无法说清楚内心有多少喜悦，又有多少失落。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当夕阳西下，我将沉甸甸的草篮放在村边的小桥上，疲惫地坐在石桥栏杆上歇息片刻的时候，我的那些旧日的同学，就跨着书包一蹦一跳地回来了。看着他们从远处有说有笑地归来，白净的脸上写满了幸福，鼓鼓囊囊的书包装满对未来的希望，我的心都碎了。而我只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农民，脸膛什么颜色，只有太阳知道；心中何等酸楚，无人能够体会。我低下头，看看自己整日与野草，与泥土亲密接触而变得粗粝的双手，内心划过无声的悠长的叹息。等嘻笑的他们走近，我已经无力再看他们那充满朝气的脸。我背过身去，看自己落在流水中的倒影，被波纹一波一波地折叠，拉伸，压缩，再重复，却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自我。
　　 “放学了！”
　　 “哦！割草了！”
　　 听着这熟悉的一问一答，我的耳膜被撞击得苦不堪言。我多么希望那一声“放学了”是对我说的。事实上我比谁都更清楚，现在的我——辍学了！这时候，我便不希望再听到他们，只盼望那些响亮的声音，快些从我的耳朵里消失，好让我的内心得到片刻的安宁。
　　 等他们真的就那么一拔儿一拔儿地从小桥上走过，我的心里又生出无限的依恋，偷偷地看他们偶尔回头的张张笑脸，看那轻轻扬起的一双双白嫩纤细的手。那上面啊，写满了青春的味道！
　　 而和他们年龄一般大小的我，怎么就苍老得不成样子了呢？无人能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坐在小桥上休息的全是一些挎了草篮，或扛了锄头的人。他们有的是对庄稼谈不完的话题，对左邻右舍说不完的闲言碎语。我的思想就这样恍恍惚惚游离了，一句话也不想说。
　　 小麦黄了，玉米播种了。玉米枯了，秋就凉了。凉了的秋，又牵着了寒的手，把无聊透顶的严冬带进了我辍学的四季。妈想让我们学一点针线活儿，纳鞋底缝鞋帮，坐在纺车的怀里，吱呀吱呀纺棉线。二姐的心被那些针头线脑的东西缠软了，绣花针线弄了一箩筐。而我却握着一截断了的铅笔，想画出我学生时的模样。画着画着我就哭了，我就是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甚至有些怀念春夏秋的忙碌，那是可以忙碌到忘记自己的存在——把我那虽然瘦小的身子，埋在庄稼的怀里；或是呆呆地看着天上的云，祈祷能遇上一位老神仙，带我去想要去的地方。而在这光秃秃的冬天，除了灰色的天，铅样的云，没有一丝希望的光亮。
　　 我甚至想象着，有一天我终要离家出走，云游四方，看一看给我一双眼睛的山川河流，无愧于来人世一场。哪怕是从山顶坠落，跌入深谷，哪怕是投身江河湖泊，喂鱼喂虾，也无悔无怨。这是我的想象，没有实现的愿望。我知道我想上学，却不能；我不想务农，也不行。就这样生发出一个个荒诞不经的愿望。抱着这样的思想，我一天天沉默寡言了。
　　 妈看得出来，我有些不大正常了，就给我说有媒人要给我订婆家了。我真不明白，像我，一个刚满十二岁的小女孩，怎么就成了他人眼中的媳妇了。“不准再给我提这种事！”我对妈瞪圆了双眼，大吼一声。那一天，我躺在床上，如同一段木头。只是我还不能这样，我心中还有一点理想。
　　 村中有一家会点武功卖艺的，我试着去拜访了一次，想学点拳脚功夫，走遍天涯海，不枉此生。只是那个男师傅并不理会。他的妹子，只跟我说了几句扎马步的方法，就转头和身边的几个小男生打情骂俏去了。我回到家，用旧布做成口袋，装进沙土，挂上木桩，联合了几个务农的同龄人，嘿哈嘿哈地开始了训练。只是可惜，两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我除了能吃能睡，身体尺寸明显加宽加长之外，功夫并不见长进。
　　 春又来了，田里的庄稼睡了一个冬天，又张开了惺忪的睡眼，等着我们施肥灌溉，等着我们去围着它们团团转。我学习武功的路途就此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开始了又一年春种秋收的轮回。
　　 这年夏天，大姐高中毕业回家务农了。
　　 次年夏天，哥也高中毕业，同样回到了家乡。
　　 妈的帮手一年年多了起来。
　　 “一个大学生也没有！”妈总是想大姐和哥能考上大学，走出那片黄土地。
　　 哥看出了我行为的怪异，问我：“你想上学么？”
　　 “当然！”我直直地看着哥哥，响亮地回答。
　　 “我给妈说说！”哥冲我笑。
　　 我使劲点点头。
　　
　　 三
　　 就这样，我又背起书包上学了。
　　 那时，距小升初考试还有一个月，我背着闲置已久的书包，又走进了久违的小学校园。当我颤抖地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窗外的阳光格外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