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爷爷死在床脚，胖大的身躯，弯成一只虾，浑身僵硬。是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的。爷爷常对我说，他这一辈子，给无数人送过终。但是他死时，却只有他一个人。
　　 爷爷没有想到他会死，他把那件包裹过我，过活了许多个冬天的羊皮大衣，重新换了面子，重新在六月强盛的阳光里晒过后，对我说：“孙子，我身体还好，能多活几年，而且，我找算命的先生，延过寿了。”然后，爷爷逢月初九、十五，就在灶后焚上一柱香，烧一陌纸，点上一盏清油灯。他是希翼灶神能够向上天奏传他的虔诚。然而，还没有等到冬天皮袍加身，他就死了。死前的头一晚上，他把积攒的两千元人民币，交给了我。他说：“孙子，我可能要走了。”可是，谁会想到他会死呢？一个人能预言他的死吗？他不过是有几天解不出大便，只能坐在便桶上候着，但是叫来医生灌肠后，情况便会有所改善的。
　　 但是，就在他把钱交给我的第二天晚上，爷爷死了。我在早上起来去看他，他已躺在床脚，浑身僵硬地死了。我知道，我再不能听他讲过去的事了。其实，那时候的我早已不是他的小小的孙子了。他刚在初秋里，为我扎好去镇里读高中铺床用的草垫。对他的猝然离世，我并没有掉出眼泪，而是冷静地叫来父亲，我们合力把爷爷抬到了床上。在爷爷下葬的日子，我也没有哭泣。甚至担心孝帕弄歪了摩丝塑好的头型，要不时解下来，拢拢头发。实在是在不知生死事大的年龄。
　　 爷爷就这样走了。直到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他。
　　
　　 二
　　 小时候，我喜欢冬天。
　　 屋外北风呜啦啦地嚎叫，爷爷的屋子里温暖如春。我可以在他的瓦罐的煤炉上烤红薯、烤洋芋。他用他那粗糙的手指，替我翻烤，一点也不怕烫。或者他熬上一罐子肉汤，香味噗噗地蹿出盖子，满室蒸汽氤氲，如同仙境。
　　 在夜里，我可以溜到他的床上，听他讲故事。问他天下最大的蛇有多大？天下最大的船有多大？天下最大的车有多大？爷爷咂吧着旱烟说，这娃娃问得没名堂。他不说，我就把脚伸出被窝外，冻凉了，再触他。他惊叫：“哎呀，冰得像镔铁样！”然后，他就把盖在被子外的羊皮大衣，挪过来，压在我的身侧，说，“莫要搞凉了。”就又说，他当兵时，晚上睡觉，成排成团的人躺卧一起，只有侧身卧的位置。老兵为了整治睡觉不守规矩的新兵蛋子，趁他们睡着了，把削尖的筷子，绑在他们脚弯处，新兵乱动，能扎出血来。不讲这件事，他就说：“待我抽了这锅烟。”抽了几口，就用大拇指压灭烟头，说他见过的最大的蛇是蟒蛇；他见过的最大的船是轮船，他见过最大的车是火车。有人专门养蟒蛇吃肉，杀蟒蛇时，把蟒蛇饿上几天，门前埋一口刀，门一开，蟒蛇就蹿出去，能从头到尾一剖两半。火车、轮船呢，都是铁做的。这些事，他讲了一道又一道，我听了一遍又一遍，我总是这样问，他也总是这样讲。听倦了，我喜欢站在床上，把尿撒进床前的铜盆里。哒哒哒，爷爷说，这是机枪的声音。我就叫他讲打仗。爷爷说，机枪扫一片，大炮一道线。老兵怕机枪，新兵怕炮弹。炮弹的声音，轰隆隆，新兵没听过，当然害怕；却不知机枪的声音虽小，可是遇上了子弹，就是碗大的窟窿，非死不可。鉴于我的好奇心，爷爷会带我去别的镇子，看高烟窗，铁索桥、大溶洞、黄角树包柏树什么的。他说，多看看稀奇，长长见识。
　　 但是，我的父亲并不欢喜我跟他的父亲太过亲密。因为，爷爷不讲干净。冬天里，他一个月才洗一次脚。洗脚时，热水泡，要足足泡上一个多时辰，才用他的蔑刀，刮脚底板，能刮出一坨一坨白色的垢物；这大约是他当兵养成的习性。拖一条命打仗，哪能天天晚上有热水伺候着。他抽烟，烟雾腾腾，咳嗽声里，把一坨坨的浓痰吐在脚下，用鞋底子蹭掉，或者吐在小煤炉里，烧出一股怪味。
　　 不过，我不在意。
　　 爷爷的抽屉里，收藏着历史的遗迹。红卫兵袖章、1943年的上海画报、电影中才有的国军绑腿、几枚毛主席像章、一尊民国茂生造的重新粘合上的破弥勒佛（这是我幼时爷爷抱着我，我抱着弥勒佛，一个人叫我摔，我便摔了。爷爷又托人带到城里专门锔上）……还有一酒杯固化的淡猪油。爷爷破篾条，编织撮箕，他的手起裂口，就把猪油烤化，涂抹润滑。我喜欢用爷爷的汽油打火机，点着猪油来玩，微黄的火苗，滋滋燃着的声音，猪油的味道、汽油的味道，煤油灯的味道，还有爷爷打开的一个乌溜溜的酒瓶里，冒出的药酒的味道，那是一个童话般的气味世界，使我深深地迷恋。
　　 到了年底，爷爷把我跟弟弟理发的事，当作不可或缺的仪式。见到我们的头发盖住了眼睛，他就大惊小怪地说：“哎呀，像个棕树头。”“哎呀，像个人熊。”就非拉我们到街上去理发，并站在一旁监督理发师，“剪浅点，剪浅点，小娃娃的头发长得快。”好像这样才对得起一块钱的一个头。有时，他也顺便把自己的头，刮得溜光。他脑顶上一块指头长的疤痕，就漏了出来。爷爷说，那是他小时捡柴，没捡满，不敢回家，藏在屋后荆林，被他的后母捡瓦块掷伤的。理完发，爷爷就给我和弟弟一人个买一根麻花、一块饼干什么的，他摸着我们的头，心满意足地说：“吃吧，吃完了就去上学。”或又感叹一句：“这年头，剪脑壳都涨了呀！”
　　 若不逢上学，他就拉着我或弟弟，但通常是我。在街上走来走去。碰着他的那些叼着旱烟、包着黑头巾，穿着青布长袍的老伙计，他们互相叫着老弟、老哥，老王老李，亲热地抱拳打招呼。有时就在街坊的屋檐下，拖一条长凳，坐下来说一下过去现在的事情，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的旱烟从拴在裤腰上的油纸袋里掏出来，互相推荐：你裹一杆我的烟，吸吸怎么样？如果评价一声，灰白火亮，那给烟的就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倘若再加一句，哽喉咙哟，那就是莫大的赞美了。但是，永远也不会说，烟不肯燃，味道太淡。有时，他们都到一个小酒店里去，打上两角钱的冷酒，一口一口地呡着。爷爷也把酒杯端给我，教我舔上一口，因为，他在家里喝药酒的时候，喜欢用瓶盖子倒上一点，给我舔。虽然，酒又苦又涩，可我乐意看爷爷笑眯眯地看我张口吐舌的样子。
　　 爷爷叫我舔酒喝时，他的老伙计似乎才发现了我的存在，故作讶异地叫：“呀，你的儿孙子。多大了呀？叫什么名字呀？”爷爷一一做了回答，并加上一句：“就是爱耍，大人走一步跟一步，读球不得书的。”这话，我就不爱听，但我的不快，是短暂的，我知道等爷爷和他的老伙计喝完了酒，彼此抢着付了钱，出得店来，他的老伙计肯定还要给我买馍吃。当我拿着馍，只顾啃吃时，爷爷就忙不迭地教育我，要怎么按照辈分称呼他的老伙计，我回应慢了，他就叱道：没球个礼貌，只晓得吃。有时，他们也去茶馆里坐一会儿，打上一阵子川牌，或者喝上一阵子盖碗茶。川牌上的字，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我早已能够背诵得滚瓜烂熟，是上大人、七十二、八九子之类。爷爷讲解过，上大人，是孔夫子，七十二是他有七十二个学生，八九子，是指有八九个特别出名的。喝茶时，街上的市声就远了。他们一只手托着茶杯，一只手优雅地捏着茶碗盖，往杯口叮当一声碰，噗地一口吹开滚烫的茶水上浮着的茶叶，再嘘嘘地喝上一口，咕噜一声吞下喉咙。如此，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不说话，神情专注，置身事外，仿佛一生的滋味，都从茶里润进了肺腑。我不太爱喝这样的茶，太苦。
　　 有一年，爷爷自种了旱烟，拿到街上去卖，放在一起喝茶的一个老伙计的小百货摊前，等客上门。那是个干瘦的老头子，他总是这样说爷爷：“老李啊，你身体发福了呢。老了，长胖了，可不太好哟。”果然，他比我爷爷活得更久一些。旁边还有一个摆打药的老头，他一头白发，脑门又高又亮，他总用一块断砖，有一下没一下地砸脑门，令我奇怪不已。但是，爷爷从来不跟他说话，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爷爷也从来不去他的摊子上买酒药。或许，他知道，那个老家伙是在哄人。爷爷也从不跟我的外公说话，他说外公是个没读过书的，说话没名堂，他不愿跟他搭讪。许多年以后，外公八十多岁了，还逗人家小媳妇。见人家弯着腰，就问，你那样翘屁股臭不？果然是个为老不尊，爷爷是看穿了他。
　　 如果我和弟弟没有上街去，爷爷从街上回来，他会给我们买两个烤饼。他偶尔忘记了，走到家门口，见我们飞奔过去，就说：“哎呀，今天不好呢，烤饼子的死掉了。我们下一场再买。”但随着我们上了学堂，我们就不再相信爷爷的谎言，他也渐渐地不给我们买烤饼了。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个乒乓球，一个花皮球，一脸不爽地说：“拿去耍嘛，别又耍不到一哈儿，弄不见了呀。”我有一颗皮球，被堂哥骗走了。他说，掉进洞里捞不出来了。可我那时并没想到往洞里放水皮球是会浮上来的呢，真笨。再后来，爷爷的怀里掏出的是一支圆珠笔，一管自来水笔，一包粉笔，一个作业本。有一次，他还买了毛笔，墨水，让我们练习毛笔字。要我们从一二三写起走；如果不那样写，他就说，没学爬，就学飞呢。爷爷自己呢，是写不好毛笔字的，他用毛笔在柴门上，歪歪扭扭写的那个“篾”子，这么多年过去了，还在哪儿昭示着一个老人对子孙的爱。
　　 爷爷希望我们好好读书，但他只是读了三个月私塾。这，我是相信的。他在街上捡到一个毕业证的空壳，里面可以塞身份证，他装在包里自用，而他每次当着我的面，都把毕业证，读成华业证。他还给我讲过一个美女美得耕田的农民只顾看她忘了耕田的事，却不知这是来自汉乐府《陌上桑》。爷爷是爱看书看报的，断腿的老花眼镜，被他用一根红线系着，套在脑袋上；手里捧着一本破书、一张泛黄报纸，不放牛时就坐在门槛上看；放牛时就坐在石头上看。看一会儿，就去给牛拍牛虻，往往要老半天才能起身。他无奈地感慨：人老，先老腿啊！
　　 爷爷爱看书，更爱惜书，书纸卷了角，他蘸口水捋直，见我们撕书纸玩，便从滑到鼻尖的眼镜里，逼出两道严厉的目光，一字一顿地道：“古人说，糟蹋字纸瞎眼睛哩。”有时，看得入迷，叫他吃饭，不走近叫，他绝对听不见。可声音大了，他说在吵他。我只有走近了，轻轻地拍他一下，示意吃饭了。弟弟却不这样，他总是大声哇哇地叫，爷爷不高兴了，说他养了个小白眼狼。每次吃完饭，爷爷会对着镜子，照来照去，头发乱了，他就蘸点水捋顺。
　　 爷爷对吃没什么要求，只管软乎。为这，他可没少在外面说他的媳妇——我的母亲做的饭是一把米能撒过河。真是不孝呀。但他从来没有因为饭太硬，当面说过母亲，大不了就是赌气不吃。如果幸运，他在放牛时，能捡到拳头大的马皮包，凉拌了吃，却又通常被我抢着给吃了。爷爷爱吃辣椒，生辣椒剁碎了，放上盐，就能下饭。他会放很多盐。他有一句饭前话：“辣子不怕盐多，炒胡豆也不怕盐。”
　　
　　 三
　　 从我记事始，爷爷似乎只是简单地干几件事。一是牵牛到野外放牧。这是他少年时的本行。二是种甜叶菊，他爱喝。虽然喝起来甜得发腻。三是种旱烟，他要吸。四是晒新谷，几千斤谷子，他一个人翻晒。头顶毒日，身淌热汗，把谷垄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翻过去，不出怨言，顾不上吃饭；每年晒新谷，他都朝圣一般地来完成。五是看守梨树园，他可以在树荫下看书。春天就带我跟弟弟去给果树喂饭吃。砍一个小口，放几粒米饭。这样就能多结果了。他教我唱的喂树的儿歌，我已然忘记了。爷爷还爱种树，他常常用双手箍量厨房后他手植的那棵椿树有多粗了。四十年了啊，他这样说，是该长这么大了。
　　 爷爷不会耕田。以前，是我的奶奶耕田。爷爷只善于种旱烟，旱烟种植不易，田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能使用化肥，采收要用烟刀，一叶一叶地割下，然后用两根长长的草绳交夹着，把烟叶一叶一叶地夹起来，晾干。对旱烟，爷爷看得十分重，奶奶死时，做法事的端公要爷爷拿点旱烟抽，爷爷不肯，父亲就记恨上了，嫌他自私。这是他恨他父亲的三恨之一。
　　 爷爷却是爱他儿子的。
　　 爷爷四十岁，才有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一岁时，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身体羸弱，一次感冒了，不肯喝苦药；爷爷背上一口袋苕，走一个通宵到州城里，换回一斤白糖，脚丫都走烂掉了。这是爷爷亲自对我讲的。
　　 前半生过够生活的苦，后半生爷爷期盼能安享平静。我的母亲怀上弟弟时，爷爷说了风凉话：“生了小的，饿死老的。”这就成了他的儿子——我的父亲衔恨他的三恨之二。家里要修建新房时，爷爷又说：“房儿修得快，修起没瓦盖。”这便是我的父亲恨他的父亲三恨之三了。往后我的父亲当上了村干部，有客人来吃饭，见他们喝酒喝得吐天倒地，爷爷会当面说：“不喝就算了嘛，足劝，足喝。”慢慢地，父亲就不叫爷爷上桌吃饭了，他也不叫爷爷爹了，觉得他的父亲既不合时宜，又不通人情，就只说，嗯啊你嗯啊我的。这令爷爷十分气愤：“狗日的，就不肯叫我一声爹？”
　　 爷爷气着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从小没有爹娘可以叫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