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一本早已泛黄的劳动手册，这本劳动手册上断断续续地记录着我、父亲和母亲1971年9月至1976年2月的劳动工分。
　　 1971年其中的一页记的是：
　　 9月5日，撕包谷1天，8.2分；
　　 9月20日，拔黄豆1天，8.2分；
　　 11月9日，簸黄豆1天，8.2分……
　　 这是我母亲的工分，母亲是女社员，女社员干的是比较轻松的活儿，队上只给8.2分。
　　 1972年3月19日，点包谷1天，8.2分；
　　 喂老母猪316天948分……
　　 这也是母亲的工分，除了到队上干活儿，还给队上喂了老母猪。
　　 1974年其中的一页是这样记的：
　　 7月19日，修水利半天，5分；
　　 8月1日，开干部会半天，5分；
　　 8月3日，砍柴10捆，10分……
　　 这是我父亲的工分，父亲是男社员，队上给男社员评的工分，满分是10分，父亲挣的是满分。
　　 1975年2月记的工分是：
　　 2月2日，倒火粪半天，5分；
　　 2月8日，在大队开会半天，5分；
　　 2月9日，砍柴10捆，10分……
　　 这也是父亲的工分，除了参加队上劳动，父亲还给队上放了一圈羊，放羊的工分，跟安沟三爷、铺子七伯和耳爬四爷给队上放牛的工分一样，也是每天10分。
　　 这本劳动手册，皮子是黄色牛皮纸，封面的上半部写着“农业学大寨”五个红色大字，下半部留下标注“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姓名”的地方。扉页上写的是林彪的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中间才是记工分的地方，“某年某月某日，做什么活，出勤天数，工分，盖章。”内容清晰，项目齐全。
　　 在这本劳动手册的封底，记录住我家截止1974年8月的全部工分：82432分。
　　 我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挣工分的，因此这本劳动手册上所记的工分，也有我的一份。
　　 当然，我的工分肯定很少，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连一个辅助劳力都够不上。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队上是不安排上工干活的，想挣工分也没有多少机会，所以我挣的工分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少到可以没有自己的劳动手册。
　　 但是，父亲还是要求我，只要有时间，只要队上有能干的活儿，父亲便叫我跟大人一起，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这一方面的原因，是父亲希望把我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解放前后就是当地的基干民兵，中原突围时虽然因为年龄小而没能实现跟李先念一起走的愿望，但却也给这个部队送过饭，站过哨。从肃反、打土匪，到互助组、合作社，父亲都是大队的民兵连长，实行人民公社之后，父亲又当了大队长，跟大队王支书搭班子。在大队为数不多的党员中，父亲算是老党员了，他要教育我不要忘本，不要变修，不要成为剥削阶级，他认为只有参加队上的劳动，才免得将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才能接好革命的班。
　　 父亲要我参加队上的劳动，也是想把我的身体锻炼得硬棒一些。父亲常说，气力是奴才，去了又回来，一个男娃子，不吃苦不受累不流汗怎么行？所以队上杈漆籽儿，我便捡了，一背篓一背篓地背到油坊，交给樊家表伯保管。在幢子沟修水利，队上也把我算成是一个劳力，带了粮菜和被窝卷子，大人抬石头砌石坝，我便捡小石头填石坝缝儿；队长喊一声往十里坪粮站送公粮，父亲也叫我背了三十斤，三更半夜地跟在大人屁股后头，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后背磨得生疼。
　　 父亲要我参加队上劳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挣工分。大哥娶了大嫂，生了侄儿侄女，自顾尚且不暇，便分家另过了，母亲在生了我跟大姐之后，又相继生了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人口多，劳力却只有父亲和母亲，他们两个人挣的工分，实在是没法养家糊口，所以要我去参加队上的一些劳动，好歹也能多点工分。多点工分，就能多分点粮食，弟妹们就能多吃一顿饱饭。
　　 队上年终结算，分粮分钱，人口占百分之四十，工分占百分之六十。人口多，工分少，就是缺粮户。缺粮户粮食分的少，钱就更别想了，有职工拿工资的家庭，甚至还得给队上倒找钱，因为他们挣的工分，不够给他们分的口粮钱。
　　 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父母很是发愁。既然靠工分吃饭，那就多挣工分吧。于是父亲极力推荐阶级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年轻党员赵光喜当大队长，自己回到二队给队上放羊，发展养殖业。
　　 在父亲看来，放羊比开会来的实在。以前无论是在大队还是到公社开会，工分都记在二队，分的是二队的粮食和钱，虽然二队社员没说啥，父亲却心里却很是不安：粮食产量上不去，又没有挣钱的门路儿，队上拿什么给社员分粮分钱啊？
　　 何况，回来给队上放羊，既能给自己多挣些工分，又能为队上发展经济多想些办法。更重要的，是地里能够用到羊粪，买不起化肥，家肥对增加产量，能起大作用。
　　 这年春天，队上买了十五只羊，关在铺子的一间空房子里。每天一大早，父亲便去铺子，把羊赶到安沟，找放场好的地方，一边放羊，一边捡柴火，羊吃饱了，一捆柴也绑起来了，父亲赶了羊，扛了柴，小晌午就可以回家。
　　 妈自然高兴，以前做饭的时候，总是没有干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临时到屋背后砍点湿柴塞进锅洞，用吹火筒使劲地吹，搞得满屋冒烟，一顿饭半天也做不出来。现在好了，放工回来，能用干柴做饭，快得多。队上给养羊人记的工分，跟养牛人记的工分一样，都是满分10分。
　　 这十五只羊有9只老母羊，到了秋天，生了11个羊崽，一圈羊变成了26只。秋天来了，庄稼熟了，父亲便到处找包谷杆儿、黄豆杆儿，半夜里叫上我，打着火把到铺子给羊圈上野草。到了冬天，羊子喂肥了，父亲就找会德队长，指给他看：“这只羊老了，不生羊娃了，可以买了；这只羊肥，能卖个好价钱。”终于卖了8只，总算给队上增加了些收入，父亲高兴，队长高兴，二队的社员都高兴。过年，可以拿这钱分余粮款了。在给队上放羊的同时，父亲千方百计多挣工分。
　　 山里老鼠多，老鸹也多，包谷刚出穗子，老鸹便成片地从包谷林里飞过，见哪棵包谷树上的包谷黑胡子了，便振动黑羽，盘旋着飞下来，一通乱啄，包谷就光杆儿了，大家看着干瞪眼。那老鼠也是一群一群的，从山坡上溜下来，顺着地边进包谷林，吃包谷，也吃黄豆，见人来了也不慌不忙，一个个都吃得圆滚滚。
　　 本来粮食就少，哪禁得住这样糟蹋？于是公社便下通知，要求各大队灭四害，保秋收。大队开了会，号召大家见了老鼠老鸹就打，打一只4分，打得越多，做的贡献越大。
　　 父亲是老民兵，会打枪，便在放羊的时候背着那支老土枪，挑起两个药葫芦，一个葫芦里装火药，一个葫芦里装铁籽儿，把那火炮儿和火纸媒子藏在猪皮烟包里，一边放羊，一边打老鼠和老鸹。父亲的枪法准，加上老鸹多，铁籽儿覆盖的面儿又大，父亲“砰”的一枪，就有老鸹落地，有时一枪能打翻好几只，最多的一次，一枪打了9只。
　　 老鼠聪明，只在地面上、草丛中窜来窜去，不容易被发现。我便就着地边，爬上树顶，定定地向庄稼地里瞅，发现有老鼠活动，便指一指，向父亲做个手势，父亲悄无声息地过去，瞄准了，一枪一只老鼠，那没被打着的，慌忙四下逃窜。
　　 太阳下山了，羊群进圈了，我跟父亲提着当天的战利品找叶会计记工分，那打老鼠老鸹的工分，竟比放羊的工分多得多。
　　 秋收过后，“灭四害”的任务已经完成。父亲过了几天只放羊、每天只挣10分工的日子，心里便慌慌的。一天，他找到会德队长说：“队上地边上的草都长到地里了，歇庄稼，要刮一刮，拾掇拾掇，绑成火粪柴烧火粪。”会德队长说：“好是好，可是大队要抽劳力修水利了，火粪柴都没人砍，哪顾得上刮地边儿？”父亲说：“我放羊子，顺便可以做这个事儿呢。”会德队长吧唧了一下旱烟袋：“那感情好！反正队上砍一捆火粪柴是一分工，柱德大哥，你砍火粪柴，也给你记工分。”
　　 母亲也没闲着，头天晚上刮了洋芋，天不亮便把糊汤搅在锅里，一边给弟妹穿衣服，一边喊我和大姐，叫我们赶紧起床吃饭，她要到队上干活儿，晚了就迟到了。队长给妇联会安排的活儿，春种的时候，主要是丢窝儿，涮苗儿，掏沟儿，挖地边儿，也跟男劳力一起薅草；秋收的时候，主要是掰包谷，撕包谷，拔黄豆，打黄豆，簸唐麻，也跟男劳力一起修水利，抬石头。活儿相对轻一点儿，工分也就少一点儿，挣不了满分。
　　 挣不了满分，母亲也挣，不管挣多少，挣一点总是多一点儿。一到冬天，母亲哮喘的毛病就犯了，剧烈地咳嗽着，浑身乱颤，父亲便学着给母亲打针，“两快一慢”，屋里弥漫着青霉素和链霉素的味道。拔了针，母亲又跟队上社员一起到安沟烧火粪。
　　 家家户户都要吃盐罐煤油，都要买点针头线脑、锄子家业什么的，没钱怎么行？大家都很发愁。大队便召开支部会专门商量这件事，决定搞养殖业和种植业，发展多种经营。父亲回去跟母亲说了，母亲便说：“那好啊，那我就再给队上喂一头老母猪，一年两三窝猪娃是保险的！”
　　 母亲给队上喂了老母猪，天天上坡背个挎篓打猪草，父亲放羊的时候也背个背篓，春天捋花梨树叶儿，秋天捡梧桐树叶儿，晒干、打碎、过了糠筛，冬天在大锅里煮熟了，加点糠皮儿，喂猪。这一年，母亲果然给队上喂了一头老母猪，老母猪三窝生了二十九个猪娃儿，这卖猪娃儿的钱，交给叶会计保管，年底给社员们分，队上每天给母亲记3分工。
　　 父亲觉得种植药材是个方向，便抓紧育牡丹苗子，几年前他就种了牡丹，一到春天，房前屋后牡丹花开，蜜蜂蝴蝶嗡嗡吟吟，但那牡丹只是为了看，却不敢卖，父亲不想让自己生出资本主义的尾巴。现在上头叫发展多种经营，壮大集体经济，父亲以前种的牡丹便派上了用场，他终于可以公开地、大胆地种牡丹了。
　　 那段时间，每天下午放学，父亲便让我赶着羊群跟耳爬四爷一起去放，他腾出时间专门在家里挖牡丹。扒开屋前花坛，那十几兜牡丹的根须便裸露出来，粗的有大拇指粗，细的犹如花线，抖落泥土，把大部分根须掰了，装进背篓。晚上，父亲先削了一把像刀片一样的竹签子，点上煤油灯，发动我们全家用竹签子刮牡丹皮。刮了皮，用棒槌槌了，抽出里面的筋，平平地摊在簸箕上，母亲负责放在堂屋的板柜上晾干，长出一层白霜，那牡丹皮干了，红润润的，满屋的香味，越是囫囵的，越能卖个好价钱。
　　 关键是牡丹苗子，在那个秋天是抢手货，附近的几个大队，都需要牡丹苗搞综合厂，这是公社定的任务，完不成任务大队就要挨批评。西坪大队也有综合厂，大队王支书说，你的牡丹苗子不准卖给别人，只能给本大队，你挖苗子，队上给你记工分，一棵牡丹苗子，再给你算七毛钱。
　　 父亲便把牡丹分兜儿，只要牡丹枝子上沾着根，便分开来，蘸上浆，压在地里，确定可以成活了，便让队长派劳力，取过去，种在队上地里，成为队上集体经济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了挣工分。
　　 在没挣工分之前，我有一个实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便是跟父亲一起放羊，学着父亲怎样把羊赶到青草茂盛的地方，怎样照料生崽的老母羊，怎样在半夜里给羊槽里上夜草，同时也向父亲学习砍火粪柴，学习在包谷林里薅包谷草，把没有锄断的草拔起来，架在包谷枝叶上。
　　 跟父亲一起放了一段时间，又跟耳爬四爷一起放了一段时间，我便可以单独放羊了。每天下午，放学回家，便自觉地把羊赶到南坡、耳爬洼或者茅草坡，太阳落山了，在附近的草丛上浇一泡尿，吆喝一声，羊子爱吃咸，闻着尿味便聚拢来，我一溜青烟把羊群赶回家。
　　 我能单独放羊，父亲就能分身去队上干活儿，再挣一份工分，这样既帮了队上劳力抽不开的忙，家里的劳动手册上又多了一些工分。
　　 我挣的第一笔工分，是砍包谷杆儿。包谷熟了，女劳力主要负责掰，男劳力主要负责背，那砍包谷杆儿的任务，就自然落在小孩子的头上。大人在前面掰，一个茬口儿，呼呼啦啦地向前推进，包谷树上的包谷便被装进了挎篓里，挎篓满了，倒进背篓，直到满得堆起来，中间插出一个尖儿，再由壮劳力背到油坊，倒进二队的仓库里，堆着。小孩子砍包谷杆儿，也是一个茬口，离大人大约一丈远，有的用弯刀，有的用镰刀，明晃晃的，把掰了的包谷杆子砍了，一抱一抱地铺在地上，待大人腾出时间了，找些葛藤，绑成一捆一捆的，靠在地边，分给队上放牛和放羊的，喂牲口。
　　 跟我一起砍包谷杆儿的，有云清、冬娃、富娃、根五、俭娃、书林，都是六七八岁的碎娃。干不了大人干的活儿，砍包谷杆儿却麻利，一会儿就是一大片，比大人还快，大人一天掰多少包谷，我们一天就能砍多少包谷杆儿，有时还能抢到大人的前面，等着大人把包谷掰了，手起刀落，包谷杆儿就躺在了地上。队上定的，砍一亩地的包谷杆儿，记4分工。晚上收工，我们去问会计，沙坝洲是几亩地啊？鸡心坪是几亩地啊？耳爬洼是几亩地啊？叶会计把看包谷杆儿的地亩数加起来，给我们几个砍包谷杆儿的小将一平均，把工分记在劳动手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