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我奶奶勒紧裤带节衣缩食，送我父亲到宁波石桥小学去上学，在这所小学里父亲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革命领路人黄建英阿姨。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这所小学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当历史课老师上课讲到，外国列强强迫我国订立了不少不平等条约，现在日本又侵略我国，老师讲着讲着眼眶里充满着泪水，听课学生们手握拳头，恨不得立即上战场去打日本鬼子。当父亲就读到六年级的时候与五年级的余恒叔叔，四年级的黄建英阿姨，成为肝胆相照的要好同学。
　　 父亲小学毕业后为生计到上海去做学徒，这时父亲收到了女同学黄建英阿姨的来信，我父亲惊奇的发现，黄建英阿姨的思想水平提高很快,这让我父亲感到自己思想落伍了。在与黄建英阿姨的来往通信中，父亲接触到了从未有过的革命思想，父亲渐渐接受了先进思想。不久黄建英阿姨把浙东游击队司令员何克希发表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告浙东人民书”寄给了我父亲，父亲看后思想触动很大，父亲决定追随何司令参加三五支队。
　　 1943年黄建英阿姨参加了革命，同年3月加入了共产党。黄建英阿姨给我父亲来信说她暑假要回家,如有可能回家一聚。这年的暑期正好我父亲三年学徒期满,按店里规定可以请假回家了。父亲在上海当学徒三、四年都没回过家，奶奶看到我父亲回来有种说不出的高兴。我父亲在家等了好多天不见黄建英阿姨踪影，父亲只好又回到了上海。不久同学余恒叔叔找到我父亲，告诉我父亲黄建英阿姨来信，让他们参加浙东游击队开办的鲁艺班和青训班。
　　 1944年8月父亲和余恒叔投奔了三五支队，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孤山头脚下，在山岭密林深处父亲与余恒叔叔，见到黄建英阿姨。从这一天起父亲与余恒叔叔在黄建英阿姨的引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青训班我父亲各方面都有了提高与进步，不久父亲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我父亲被分配到鄞县鄞江区区中队任副政治指导员。
　　 1945年1月13日苏浙军区在浙西漫塘正式成立，我浙东游击纵队改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这时候的浙东游击纵队已经发展壮大到人枪万余人。这年我父亲被分配到鄞县鄞江常备队(鄞江区中队)当副指导员，和我父亲一起参加三.五支队的同学余恒叔叔，留下来到社教队开展地方工作，而黄建英阿姨在中共鄞奉县委联络站任职，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从此这三个小学同学在不同岗位上，为革命出生入死，直到部队北撤。
　　 1946年1月黄建英阿姨正式成为一名华东军区司令部测绘队的一名战士。
　　 1947年1月宿北战役打响，华东军区司令部测绘队为完成战役的胜利，在鲁中山区为作战部队连夜绘制军事地图。在鲁南战役正打得白热化的时候，发现还没有峄县的军事地图，黄建英阿姨不顾身体虚弱，忘我赶制军事地图，为战役取胜提供了可靠依据。为此黄建英阿姨拼命三郎精神赢得了上级与战友们的肯定，获得了“军测模范"称号，山东野战军《军政报》以“黄建英是朵大红花”作了专题报道，战友们还为黄建英阿姨事迹创作了歌曲《黄建英是朵大红花》歌词里这样唱道:黄建英呀黄建英，你是埋头英雄，你是工作模范，你的事迹传遍全华东，黄建英是朵大红花……
　　 1949年黄建英阿姨随军南下。宁波解放后，黄建英阿姨一直在鄞县县委任职。1954年黄建英阿姨被组织任命为鄞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不久因工作需要黄建英阿姨调往慈溪县委任党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黄建英阿姨和我父亲同岁都是属牛的，她对革命工作和老黄牛一样，无论组织把她放在什么岗位都是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耕作。在她眼里没有节假日只有工作，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她的身边总是带着一本记事本，记录着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哪些实事还没有办好。
　　 1957年，我国有6亿人口而棉花产量只有160万吨，人均只有5斤棉花，远远不够人民群众的需要。那时候我国工业落后，没有化纤物品来代替棉花，普通家庭都采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布票的控制出现了“有被子盖、就没有衣服穿”捉襟见肘的境地。自从黄建英阿姨担任慈溪县委书记后，与天斗，与地斗，走上了兴修水利、专种棉花的道路。黄建英阿姨亲自带领，兴建里杜湖水库、四灶浦水库建设，来解决棉花地的水利灌溉，黄建英阿姨还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对选种、育苗、治虫、打顶等技术进行了改良，当年就让棉花亩产量达到了百斤，这是当时全国平均产量的两倍多，这是多少棉农想都不敢想的产量。为了让全国大多数棉农掌握慈溪经验技术，黄建英阿姨派出了大批农技人员到河南、安徽指导农民植棉，带动了全国棉产量的生产。黄建英阿姨也因此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被周总理称为“棉花姑娘”。经过数年努力，到1965年全国棉花产量已经提高到210万吨，黄建英阿姨功不可没。
　　 1959年，慈溪浒山有一位老婆婆，因为公用租房漏水严重，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都没有解决，无奈之下老婆婆给当时的县长黄建英阿姨写了一封信，诉说得不到解决的苦恼。黄建英阿姨收到这封信后马上批示，让房管部门立即解决。黄建英阿姨还不放心，专门派人了解处理情况，直到老婆婆满意为止。黄建英阿姨这才放下心来。黄建英阿姨说:“一封信代表了群众的一颗心，它寄托着群众对党的莫大希望，群众的最低要求是渴望一个满意的回音。”时光到了1960年慈溪遭遇大旱无鱼可捕，组织上决定浒山渔业队的渔民去西三农场劳动，可这些渔民祖祖辈辈靠打渔为生，捕鱼他们是得心应手，从来没下地种过地，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一些年老体弱的渔民更是苦不堪言。种地效率不高不说，而且收入也少得可怜，他们仍然希望回到原地从事渔业生产，可他们向有关部门要求，跑了二三年都没有结果，有关部门互相推委踢皮珠。得知这一情况后，黄建英阿姨立即召集粮食、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领导开会，把群众呼声当做一件大事来办。黄建英阿姨与有关部门领导一起商量、协调解决，最后，同意批准渔民回原地参加渔业生产，还专门下发了有关文件。黄建英阿姨经常说:“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能别人的事头顶过，自己的事穿心过，要将心比心，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至今浒山渔民仍然忘不了黄建英阿姨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黄建英到慈溪担任县长分管工业，一些企业厂长听说是一个女的来经管，抱着怀疑态度，担心慈溪的工业一个女的管能不能胜任，工业会不会受到影响。黄建英阿姨来慈溪第一个工作会议，就是在浒山棉花加工厂召开的，会上，黄建英作了工作报告，黄建英阿姨以她的思路清晰、层次分明、摆事实、讲道理，报告内容有深度、思想性、逻辑性强，语言生动朴实，征服了到会者的心。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与会者聚精会神认真听。会议结束后，到会者普遍认为黄建英阿姨有水平，听后深受启发与鼓舞。有这样的分管工业的县长何愁慈溪工业不发展？从此企业厂长更加有信心了。事实证明慈溪的工业在黄建英阿姨带领下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从此凡是县里召开只要有黄建英阿姨讲话的会议，大家都踊跃参加，甚至舍不得迟到早退。黄建英阿姨用自己行动获得了慈溪民众的尊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人民都投入到了这场政治运动中。黄建英阿姨受到了冲击，让慈溪人民引为骄傲的棉花产量，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黄建英阿姨被造反派拉到东山批斗，造反派在操场上搭起了一个简陋台子，黄建英阿姨被挂着一块牌子，在台上接受批斗，台下群众高喊着“打倒黄建英……”1970年周总理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周总理在会上严厉批判极左思潮，听说全国棉花减产，周总理说“棉花姑娘在哪里？要把棉花抓上去。”周总理话音刚落，被关在牛棚的黄建英阿姨白天在灵湖水库劳动、晚上就获得了解放，复任慈溪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慈溪这才也得以保持“全国最大产棉县”光荣称号至1990年。
　　 黄建英阿姨一生清正廉洁，对自己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她生活艰苦朴素，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堂堂一个县委书记顶着风雪烈日，经常骑着一辆26寸的自行车深入到基层，体察民情。她说:“工人、农民为国家作贡献，我们老泡在会上不下去，怎么能心安呢?”我在宁波当兵期间到黄建英阿姨家去过多次，他们全家住在一间半老式的旧平房里，家具很简单实用，没有一点奢侈用品。黄建英阿姨廉洁的精神，一心为老百姓着想让人感动。粉碎四人帮以后，黄建英阿姨担任宁波地委副书记兼宁波大学党委书记。不久我父亲也被组织调动到宁波军分区工作，俩个老战友分别几十年后才得以相见，我和黄建英阿姨的俩个女儿也成了要好的小姐妹。后来黄建英阿姨离休，我父亲也离休到杭州省军区干休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1982年我转业回到杭州，离开部队前我向黄建英阿姨告别却是最后一面。
　　 黄建英阿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精神永远没有离开，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风骨，她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情怀，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原创首发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