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的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在北京天安门前响起时，当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1947年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县一个小小山村普通人家的我，也挣脱了母亲的怀抱站起来了，并迈开了两条稚嫩的小腿，颤颤巍巍地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今年是祖国70岁华诞，而我已是72岁的人了，72岁在别人的眼里已是准老人了，但我却不这么认为。雨果说过：“四十岁是青春的晚年，五十岁是晚年的青春。”我这晚年的青春才过了22年，咋能说老呢？但一想到我人生这72年的酸甜苦辣，想到每当我最最困难甚至活不下去的时候，都是祖国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便不由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建国初期，由于连年战争，祖国是在一片千疮百孔的废墟上开始创业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具体到农村更不用说了。由于缺医少药，家里接二连三死了7个哥哥和弟弟，只剩下我们五个不能顶门立户、无法延续香火的丫头，在当时的农村，没有男孩是天大的缺陷。父亲常在街坊邻居面前自觉低人三分，遇到欺负我们的人也只是忍气吞声。母亲思子心切，认为是我们这些丫头片子克死了她的儿子，常常骂我们为什么不死。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身为女孩儿是自己的罪过，多么梦想自己是个男孩，听老人讲故事说有的男人变成了女人或者女人变成了男人，所以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摸一摸自己的下身。
　　 母亲恨我们不死，可当真死起来却挡也挡住。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5岁那年，已出嫁的大姐因生孩子得了产后痢，也就是拉肚子，以致送了19岁花样的性命。可怜的小妹妹因缺奶又没人精心喂养，两岁多了浑身软得像面条一样直不起腰来，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严重营养不良，可到死也没人给看过一次病，抓过一次药。死的那天下午娘还在地里干活，让我在家里看着她，傍晚时见妹妹的哭声越来越弱，最后不哭了也不闹了，我认为她睡着了就出去玩儿了。娘回来后说她死了，父亲脸色沉沉地说：“妮她娘啊，这闺女也经不起死啊，咱没有朱砂黄土为贵，没有小子闺女为贵，别再多嫌她们了。”
　　 就这样，父亲把我当小子养，别人家的姑娘扎耳孔，父亲不让我扎，说俺闺女跟她们不一样。过年时别人家的男孩放火鞭，父亲拿着香头让我放，告诉我别怕，有爹在，你就是咱家的希望。8岁那年，爹毫不犹豫的把我送进了学校。并对我说：“闺女，好好学，一定要比过他们的小子。”
　　 “一定要比过他们的小子”成了幼年的我刻在心里的座右铭。学越上越高，父亲的胸脯也越挺越直，1964年，我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名高中生也是当时村里唯一的一名高中生，这是祖国给我的第一次公平。
　　 六十年代供一个高中生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全家人苦干一年也分不了50块钱，为了维持我每个月不到10块钱的生活费，娘从黑市上买来棉花，纺成线织成布能赚一半的利润。爹除到生产队上工以外加班割草卖钱，一个冬天下来割的干草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连大年初一都不休息。村人见爹这样讥笑着问：“你一个绝户头做恁狠咋哩？”爹脸一仰乐哈哈地说：“供俺闺女上大学哩。”
　　 “供俺闺女上大学哩”成了爹的口头禅，也成了爹人生追求的精神支柱。如果不是后来那场文化大革命，我想我是不会让爹失望的。光宗耀祖不敢说，起码可以还爹一个心愿，让他老人家有火车头牌的烟卷抽（每盒一毛三分）。可高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了，闹革命红卫兵组织不要我，因为俺家成分是中农，说是团结中农，可那些贫下中农出生的同学一下子自我感觉上了天，成了天之骄子。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看不惯他们成绩平平却整天戴着红袖章趾高气扬的样子，更不能容忍他们隔三差五找我谈话，告诉我红卫兵组织之所以不要我是因为他们恨铁不成钢，我要怎么怎么做才能考虑我加入组织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一气之下回家帮爹娘干活，既挣了工分又省了生活费。
　　 可世俗的观念就是容不下我，干活的时候和一个男青年因文革问题斗了几句嘴，他当然说不过我这个高中生，就这么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一向因堂兄没有考上高中我考上了而记恨我的叔叔就趁势整我，当着我和爹的面说我一个小妮子在地里跟人吵架，不仅丢了他哥我爹的脸连他当叔的脸也丢尽了，爹如果不打我就不行，爹不打他就要打……
　　 爹在叔的威逼下气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我理解爹的心情，他含辛茹苦供我上学是为了向人证明他的女儿并不比别人的儿子差，他也希望我永远出类拔萃永远叫人无可挑剔，可如今我惹了事让亲弟弟找上门来，也想以女儿的屈辱息事宁人，实际上在爹豁达、乐观的掩护下，内心深处仍旧男尊女卑。所以在向不向叔叔道歉的问题上我宁死不屈爹也几乎大打出手，这让我的心彻底崩溃了，在学校受欺负，回到家又这样，娘没有在家，她接受了大姐的教训在二姐家伺候月子。我默默地哭了一夜，第二天早饭也没吃就下地干活了。
　　 整个上午我是边干活边流泪，我多次想到去死，但一想到娘的纺车爹的草垛又死不甘心，所以把所有的怨和恨都出在那张锄上并远远超过别人，甚至想拴住日头永远别晌午永远别收工全生产队的人都累死算了。但工还是收了，人们还是兴高采烈地争先恐后地回家了，我怎么办？家是回不去了，失去理智的爹和叔是不会放过我的，那个没有我尊严的家我再也不想回了，决心下定后把锄一扔，下到一个大深沟底下，正中午大沟里空无一人，如果是平时一定很害怕，但对于一个想死的人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我也想沟里窜出一条狼把我吃掉算了，但当时丘陵地区已没有狼了。也想从某个角落里跳出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把我拖到井里或坑里淹死算了，但鬼也没有出现。我想放声大哭又怕被收工的人听到下来劝阻，坐了半天然后跪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朝着家的方向给爹磕了三个响头便一去不回。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爹知道我走了之后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只是漫无目的地走啊走。忽然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一看我已经走到了离家五里地的一个村庄，叫我的女孩是我的下一届同学，她见我失魂落魄的就问我出什么事儿了，我向她哭诉了原委。她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我说不知道。她又跟她的父亲说，她父亲说你先住下吧。说是这样说，我咋能在人家家里长住呢，也正好第二天早晨他要去卖麦子，按说我们丘陵地区麦子很少，常年吃粗粮，但麦子贵、粗粮便宜，他把细粮换成粗粮，余出来的钱给他的女儿当生活费，我爹也常这么干。就这样，第二天早上我不顾女同学的劝阻，又毫无目的地跟着他爹步行50华里到了安阳，他卖麦去了，我在街上走啊走。突然听到一阵口号声，原来是一队学生在游行，近前一看，是安阳县一中的，县一中在蒋村，离水冶近，过去他们也常到水冶贴大字报、辩论，咋到安阳来了呢？后来才知道，在我回家之后，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了两派，一派来安阳，叫红造委，一派去水冶，叫二七兵团。他们后来势不两立，经常武斗。这时，出身问题已不太重要，两派都在拉人，于是红造委的同学接纳了我，使我成了他们的一员，顺着这一条人生之路走成了现在的我自己。当时如果同学的父亲不是来安阳而是到水冶去卖麦（路程差不多，水冶也有粮贸市场），那我也会跟他到水冶，去找另一派同学，那么我的命运将会是另一番风景。
　　
　　 （二）
　　 我们红造委的一帮学生都住在安阳县委机关，和县直机关的造反组织兵合一处，实际上起到了引领全县学生运动的作用。机关干部到底是成年人，以成年人的目光看我们这些学生自然会客观些，不像我们这些头脑发狂的红卫兵。由于我文笔较好，在校时就常被老师们开玩笑说我是“未来作家”，当时的革命形势也确实需要个写作人才，像武斗死了人写个悼词啦，过年过节给友好组织写个贺电啦，受了损失写个抗议啦，和对立面干仗写个大字报底搞啦，就这样没多久，我便成了众多女红卫兵中的佼佼者，到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我的男朋友“三结合”时当了县革委常委。当年冬天我们就登记结婚了。嫁了一个21岁的县革委常委、团县委书记，是一件叫多少女孩们羡慕嫉妒恨的事呀，我也传承了中国女人的天性，既然结婚生子，就应该做个好女人，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孝顺婆婆。
　　 一眨眼我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和三位老人的孩子了（父、母、婆），是安阳县电机厂的一名合同工，五级钳工。1980年安阳县要为第一批合同工转正，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这就意味着只要我成了正式工人，我和我的孩子们将都转为城市户口，当时叫“农转非”，我们也可以和城里人一样拿粮本到粮店买粮食，拿副食卷买豆腐，再也不用每个月拉着架子车，上边儿装着粮食和孩子到公社粮站去换粮票，那个脸上长满雀斑的女会计还挑三拣四地刁难我们。但我却不能像其他合同工那样，坐等厂人事科长去给办手续。因为我的工龄中断过，又换了一个单位，所以必须自己到县劳动局说情况、写材料、找证人，这就麻烦大了。
　　 一天我正在县人劳动局等领导，遇到县文化局一个熟人叫李明德，他问我干啥哩，我向他说明了苦衷，不找人转不了正，找人得请假，请假扣工资（每天1.25元）。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吧，我们文化局在白壁开一个文学创作笔会，我以县委宣传部的名义给厂里下通知让你参加，这样你以开会的名义就能趁机跑你的事儿了。我问那笔会是干啥哩？他说：“你管他干啥哩，跑好你的工作就行了。”临走又嘱咐我：会期一周，第一天你得去报个到，最后一天也得去看看，别让领导说我弄空名额糊弄他。
　　 这可是雪中送炭呀，按照他的吩咐，第一天我到会上签名报了到，回来后天天跑我的转正问题，5天的时间转正问题顺利办成，第六天我带着三岁的小女儿高高兴兴的去散会。
　　 晚上大家都坐在大通铺上开会。一个男青年在念他手里的字儿，大概意思是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谈恋爱，家里不同意女孩在地里打农药时喝农药死了，然后大家评论，说他写的好了孬了如何修改等等。我问李明德，他念的是啥？作品，啥叫作品？小说。我笑了，心里说小说谁没看过，初、高中图书馆的小说我几乎都看遍了，人家作家写的才叫小说呢。又问干啥用的？发表。我们县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洹河文艺》，这次开会就是讨论作品定稿的。我又说，就这我也会写。一句话全屋的人哄一下全笑了，大概他们见我一个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怎么样的带孩子中年妇女竟然能说出这种狂话，也太自不量力了，于是起哄说你写吧咋，你写吧咋。李明德也说：“那你就回家写一篇试试？”
　　 晚上哄睡了孩子，同屋的女同志也都睡了，我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想起我老家的邻居好星大娘，那个美丽的寡妇的故事，于是就悄悄地爬起来，用别人的笔和县文化局的稿纸，写，写，写，到第二天早上已写了6000多字。第二天上午本来总结几句就要散会了，我悄悄的跟李明德说，昨晚我也写了一篇，能不能叫我也给他们念念，提提意见。李明德很吃惊，说好，反正稿子已经定了也没啥事，就让他们晚走一会儿。
　　 就这样，我也坐在大通铺上念自己写的好星大娘，开始他们乱哄哄的不耐烦听，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都安静下来了，最后竟然齐声为我鼓掌，和我说话的人也多了，他们都叫我张老师。说我的小说故事情节像赵树理的，语言像李准的怎么怎么，李明德作为笔会的主持者更是高兴，说真想不到，我们的女作者一个比一个强，而且是没结婚的不如结了婚的，没孩子的不如有孩子的，一个孩子的不如俩孩子的，俩孩子的不如仨孩子的……
　　 就这样，1980年的一个偶然机遇，33岁的我误闯进了文艺圈，短篇小说名字最后定为“接老伴”，发表在《洹河文艺》的头条，我得了17块钱稿费，真不少，比我半个月的工资还多，这应该是祖国给我的第二次公平吧。虽然在经济收入和生存环境上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实惠，但却在精神世界里为我开辟了另一片新的天地，我像一条鱼缸里的小金鱼突然游进了大海，开了眼界但也许风浪会更大。
　　
　　 （三）
　　 发了一篇文章，我咋好像一夜之间就得罪了全世界的人。我原本是个本本分分的工人，靠技术吃饭谁也说不出什么，可如今一听说我会写文章，还发表了还领了钱，工人们本能的反应是：狗踢死驴，没那回事，抄人家的吧？如今到处可都是手抄本，发表？还不知开了谁的后门。在家里，政治这个名词是最敏感的。那个该死的政治，他轻而易举地把我的丈夫推上了仕途的顶峰，他又漫不经心地把他摔到了命运的谷底。粉碎“四人帮”后，他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开除了党籍，下方到边远地区去教书。他心理失衡，他对社会不满甚至愤恨。但他又不能去打社会，所以回到家便把所有的怨气都出到我和孩子们身上，家也不像个家，好像是到处塞满干柴的库房，稍不注意一点点火星儿也能引发一场冲天大火。所以他不允许我歌颂这个社会，歌颂改革开放。一见我看书写作就找茬打孩子，我一拦就打我。为了免生闲气，我的写作是地下工作，星期天知道他回来就把稿子藏起来，他走了以后我再加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