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拆迁将至，平时忙于工作的我，也只有利用节假日清理房屋。结果，让我无意中发现一件七十多年前难得的心物——民国时期南靖县土地管理处颁发的《土地管业执照》。我仔细一看：哦，这是我爷爷那一辈的证书，里面明确标有我爷爷“执收”的字样。不难看出，这是一份当时官方确认的“土地证”，有着厚重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意义！更难得的是，这份土地证还有当时县长“吴承昌”的盖章和签署。对历史文物的爱好，是我多年来一向所追求和热捧的，因为每目睹一件文物，总能让我思忆一段岁月，或细心揣摹那段历史，以及那时的情与景、或人和物，终能烙下一段永恒的记忆，让人舒心，令人欣喜；甚至能津津乐道，与他人开怀品评物件的起因、来源，以及它的历史意义……
　　 这份《土地管业执照》明确标明我家当时的地址——南靖县山城镇汤坑保三甲六户，土名为“大塘边”，这一普普通通的村名从清乾隆年间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没变；唯独“保甲”更就成了当今的“村组”。南靖县自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撤“联保”，实行“区、乡、保、甲”制度后，全县共有3个区、20个乡、212个保（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1909个甲（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而据《南靖县志》（民国版）所载，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南靖县山城镇共有20保，227甲，1714户，总人口为14764人，其中男为7320人，女7444人，是我县人口最多的一个乡镇，而汤坑保也是当时全镇人口最多的一个保（村）级单位，但全保共有几个“甲”，如今已无从稽考。至于《土地管业执照》中南靖县县长兼处长的吴承昌，据《南靖县志》（1997年版）所载：吴承昌，福建省顺昌县人，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七月上任。土地执照虽为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发放，但签约早在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份，不难看出，吴县长是一位比较负责任并体恤百姓的父母官，一上任便开始着手于土地管理工作。因为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后；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即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正式向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令人欣喜的是——吴县长在抗战胜利前夕就开始着手土地管理工作，准备发放土地管理执照，这就足于说明他为民服务的良苦用心。
　　 至于为何1945年8月3日签约，次年才发放？这应该是为了全县统一发放的原因。因为土地历来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有了土地才有了一切，有了土地才能更好地生活。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南靖县人口普查获悉：全县共有25706户，总人口为115297人。所以，历代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南靖县，当时需要签署《土地管业执照》的至少有三万份以上，因为多数富裕人家（即解放后所谓的“地主”和“富农”），手持两份以上的土地执照也应不在少数。更何况，各保甲需要登清、上报……然后再核实、填写、盖章、发放等，所以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程序和时间，全县用半年或更长的时间再来发放，也是十分正常的。如果再回顾历史，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7月21日，时任南靖县县长高垲为躲避县政府遭日机的狂轰滥炸，将县政府从靖城迁至山城。改靖城为镇，山城为县政府所在地。也正因为有县城的迁移，才避免两度敌机的轰炸——一次是在1939年5月7日早上八时，8架日机投弹18枚，炸死28人，伤30多人；一次是在1940年4月26日，4架日机投弹2枚，炸毁王氏宗祠。所以，当时的山城镇是南靖县县政府机关所在地，《土地管业执照》从县城所在地开始签约也在情理之中，而这份《土地管业执照》是当时县长吴承昌上任后不久的8月3日即签定的，汤坑保又是在山城镇所在地，是山城镇最大的一个保，更是合乎常理了。
　　 由于如此众多原因，以致《土地管业执照》左上角便多出了一行斜字“中华民国三十五年月日发”的字样。
　　 这份《土地管业执照》中右边题有“南靖县政府”和“南靖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共同颁发《为发给土地管业执照事》（胜县山字第020323号）的四行公告：“查本县奉命举办土地陈报，左记业主地亩业，经审查无讹，合行填发给《管业执照》，以凭管业，嗣后如有买卖、典当、继承、分割、合并、赠与、交换或其他产权转移时，务须持照遵章，向本县田赋机关声请，推收过户换领新照，倘有私擅涂改或伪造者，按律治罪须至执照者。”据《南靖县志》（乾隆版）所载“南靖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梁代，为兰水县古地；隋代，属龙溪县辖区；自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建南胜县。”故《土地管业执照》文告中简称“南靖县”为“胜县”；接下是“业主姓名”和“土地标示”。“业主”一栏署有我爷爷“张安”的姓名；“土地标示”明确题有“叚别字号：山字第46叚第168号”，据《康熙字典》所查：“叚”切“集韻”，即相当于现在“集”或“卷”的意思。以及地目等则是“基地式等下则”，指的是土地的优劣品质类别，“基地”相当于建筑用地，属旱地，没有水源的土地，同时又是“式等下则”，只要略懂土地类别的人都十分清楚，这种二等以下的旱地是根本不可能用于耕作；面积也仅“零亩零分柒厘”的字样，按一市亩约等同666.7平方米,一厘为一市亩的百分之一，即是6.667平方米计算，7厘土地也只有46.669平方米；赋额是“零元零角壹分”，因土地面积小，每年仅收一分的赋税。看来，我爷爷那一辈也是相当贫穷的。孩提时，就曾听父亲如此诉说：民国时期我爷爷曾因多次交不起地租而遭保长毒打，有一年还被打得遍体鳞伤，是我父亲求保长放了爷爷，让亲戚把他抬回家的……当时的保长重权在手，独断专行，能霸占一方良田沃土，自然有大片多余的土地；而一般的百姓仅靠一两分或几厘地，哪养活得了全家老小？所以，只好向有土地的人家租地来维持生计，以求得活命。但租地来耕作也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无灾无难的；倘若遇上大好的收成还可，要是碰上洪水或病虫害的，甭说维持生计，就是交地租也成了一大难题！
　　 由此可见，从这份《土地管业执照》中，完全可以见证民国时期的一段历史：当时的上层部分官员虽有体恤百姓疾苦；关心百姓的生活；也有一份忧国为民的思想和意识。但由于制度的腐败；土地管理仍不完善、不健全；以及土地分配的不匀，普通百姓的衣食还是无依无靠，一时无法解决；更有甚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