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到唐朝已是极致，“词”到宋朝已是巅峰。苏轼、苏东坡，更是宋朝书画之双剑合璧，宋词大家之文坛翘楚。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最能解读苏东坡面对逆境窘迫时，淡然、无畏、从容、镇定、达观之品性。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自然风景之描述，更是东坡心境之写照。
　　 二十岁便在文坛声名远扬的苏轼，真的应了张爱玲的那一句“出名要趁早”。1057年父子三人一齐中榜。主考官欧阳修以为苏轼的试卷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本欲录为第一，为避嫌，在参考的三百八十八人中录为第二。
　　 直至解封时，才知文采过人的不是曾巩，而是四川眉山的青年才俊－－苏轼。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策考试中，苏轼被赐予最高等级，整个宋朝历史上，只有苏轼一人获此等级。
　　 此时，“苏轼轻松愉快，壮志凌云，才气纵横而不可抑制，一时骅骝长嘶，奋蹄蹴地，有随风飞驰，征服四野八荒之势……”
　　 无论哪一个朝代，都会有不同政见的政客同朝为官，宋朝亦不例外。政治上，苏轼更倾向于司马光保守派的做法，王安石的变法并没有得到苏轼的完全赞同。在朝为官，持有不同的政见，便会有政治纷争。两个文坛巨匠，虽无个人恩怨，因为政见相左，便也有了朝堂上的分歧。
　　 王安石说服神宗发动变法之时，苏轼上万言书，直陈变法弊病，遭王安石及变法派排挤。于是，便有了令苏轼命运多舛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虽然此前，苏轼政绩斐然，建造苏堤，造福百姓，美化西湖，流芳千古。依然因诗问罪，被小人迫害入狱。仁宗的皇后即太后于十月病逝，去世前替苏轼求情，宋神宗下旨，苏轼被贬两级，释放。
　　 苏轼被贬到黄州时，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迎着风雨，笑傲人生。
　　 在黄州，他脱下了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在黄州城东门外的一个土坡上开展耕种，并把自己就叫做“东坡居士”。他的名号“东坡居士”也因此而来。
　　 仕途不顺，面对贬谪、困境，苏东坡却乐在其中，把被贬的日子过成了有酒有诗又有远方的人生……
　　 在黄州的日子，塑造了他文学艺术的巅峰。《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书下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这些在文坛流传千古的佳作，见证了他身处逆境的豁达、潇洒和从容。
　　 在黄州期间，他以苦作乐，游山玩水，泛长江，吊赤壁。他饮酒赋诗，他煮“东坡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在这里，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获取了真正的个性自由，生命中的豁达得到了真正的绽放。
　　 纵观历史长河，苏东坡无疑是位伟大的词人。他的创作将宋词这一种文学形式，从柔肠粉泪的婉约，儿女情长，幽怨爱情的泣诉，转化为对人生的思考，注入哲学的内容，豁达而豪放。
　　 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乡村野夫，无论是患难相伴左右的朋友，还是乌台案中敌对的政客，无一不对他的作品赞叹不已。在当朝，拥有东坡的词作，就是一种荣耀。尽管政敌们总拿他词中的遣词造句来找他各种麻烦，但却私藏他的词作暗暗赞叹。
　　 苏东坡的词是豁达、豪放、乐观的，特别是在黄州那段闲云野鹤般的劳作生活，更让他的作品汲取了大自然的所有精华。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大江东去的滚滚气势；前后《赤壁赋》以赋为创作，有节奏且让人读起有着音韵之美，更将人类在大自然中那种极其渺小的真理折射在词中。《夜游承天寺》和张怀民一起夜游的悠闲、豁达……
　　 仕途坎坷，苏轼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在外奔波十余载后，神宗驾崩，哲宗即位。时年12月，结束17年的颠沛流离，苏轼回京都任中书舍人。
　　 宋神宗在位的17年，可以说是苏轼最黄金的年龄阶段，却如此的跌宕起伏，他在困境中逆行，却依然豁达、乐观、从容。
　　 身处逆境，千回百折。苏东坡却用一部部绝世佳作宣告着自己文学创作中的“盛世繁华”，为人处世中的从容、淡然、豁达。真可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