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城内城外多山，故别号三山。其东面横亘着鼓宦山脉，其中一段被唤作鼓岭，海拔有800多米，时常云雾袅袅，又由于受海风的吹拂，夏天尤为阴凉，是福州城不可多得的避暑胜地。鸦片战争满清战败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福州被列为通商口岸。福州的仓山一带陆续被西方列强驻扎，他们倾销商品，传教、办学、办医。当时，在福州的外国领事、传教士以及当地的富豪，便开始在鼓岭修筑自己的避暑庄园。夏天一到，他们便一窝蜂地上山度假，鼓岭便成为非常热闹而繁荣的小集镇。
　　 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夏天，鼓岭教堂的门打开了，游泳池开放了，网球场的青草也被镰刀割得整齐划一，制作豆腐坊也开始忙碌；甚至小型的电影院、俱乐部也出现了。这给以郭姓为主的鼓岭居民带来了希望，贫苦的生活有了转机。
　　 梓仔是爷爷抱养回来的弃婴，他爷爷的祖辈清末年间逃荒来到这里，便在此安家落户成了住民。他们一家靠开垦菜园子生活，但维持家里绝大部分生计的却是靠夏天开个杂货铺，做点小生意赚来的。
　　 爷爷年轻的时候，曾在山下塔头街的文明书局李老板那打短工。他诚实、勤劳深得老板喜欢，每年清明至端午期间，大多会被老板叫来，帮助扫墓除草、整理花坛，特别是临近端午时，需要把一楼的书籍搬到阁楼去。因为每逢这个季节穿城而过的闽江会发大水，水漫福州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等大水退去，再把一摞摞的图书搬回一楼，爷爷便会告辞，回鼓岭料理他的菜园子和夏天临时开张的杂货铺。
　　 年复一年，爷爷与李老板家的丫鬟对上了眼，这样的事是瞒不住精明的老板的。好在丫鬟年纪已大，又天生落下个跛脚的毛病，就顺水做了个人情，于是在一年的端午过后丫鬟便跟着爷爷上了鼓岭，成了梓仔的奶奶。
　　 这对夫妻相敬如宾，日子过得贫困但很温馨，只是爷爷年过半百了，奶奶也过了生育的年纪尚未得子，于是便在北峰山里抱养了一个男婴做孙子。梓仔长到十四岁，很是聪明伶俐，爷爷便带着他下山去塔头街的“魏半街”办货，一来二去梓仔就熟悉办货的环节，尤其是结账梓仔比爷爷强多了，很快如果进的货不多，爷爷便让他独自成行了。
　　 “魏半街”顾名思义就是魏姓家族开的比较有规模的干鲜食品批发零售市场。这其中的店家养了几条满身裹着黑黝黝颜色，短短尾巴的洋狗。有一次，梓仔在杂酱铺的门口，看见魏家少爷用脚推搡着一只小狗，还不时喊着“友友”的号令，于是每逢梓仔来到杂酱铺，见到那只小狗都很友善，小心翼翼地叫着：“友友、友友”，起初是怕狗见他陌生，咬他，渐渐地他喜欢上它，后来他和它便成了好朋友了。
　　 这一天，梓仔天不亮就下山办货，到晌午就返回了。当走到一个叫乃乃坪地方歇脚时，才发现友友竟在他后面，摇尾乞怜地向他撒娇。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犹豫了好一会，只得捡起地上石子装作生气的样子赶它。又往上走了不少台阶，往后一看，友友又战战兢兢地从树丛中探出头。友友的跟随显然干扰了梓仔驮货步行速度，原本申时可以到达的，这天却到了黄昏才赶到家。
　　 友友跟到梓仔的家里，绝不像一个陌生的新客。对爷爷奶奶一见如故，非常亲昵，这使得爷爷的话语有了倾向：“这狗要是还给魏半街，他们一定多了疑心，认为我们有涉拐的嫌疑。”
　　 奶奶虽然舍不得，但觉得一家人没有存心偷狗，心里很是不安，把狗给主人送回，是唯一的选择。
　　 第二天一早，奶奶采摘园子里的嗨菜、佛手瓜，叫爷爷送还友友的同时，给老东家文明书局李老板送去自己种的蔬菜。谁料爷爷要出发的时候，却找不到友友。一家三口把家里家外找了个遍，也不见它的踪迹。奶奶失望着呢喃：“或许从原路返回，找自己的家去了。”
　　 夜里时分，坐在门外抽旱烟的爷爷借着明月，看见友友摇摇摆摆地走过来，蹲在他的脚旁。一旁晾晒衣服的奶奶看见不再说什么，友友成了家里的一员。
　　 这年的中秋节过后，文明书局的李老板便招梓仔来店里学做会计。李老板的儿子是学财经的，可他喜欢摩登时髦的活，不喜欢帮他爹算书局的账。他愿意尽快教会梓仔，让他顶替算账的活，他好腾出时间，拍照呀、跳舞呀什么的。梓仔学得很快，用不了三五个月，便能娴熟地把算盘打得啪啪作响。
　　 山上的爷爷奶奶，有了友友的陪伴也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些许安慰。奶奶腿脚不灵活，每天上菜园子劳作，友友总是走在前面，遇到凹凸不平的路面或是潮湿积水的地方，它便止步不前转回头，提醒奶奶好做好准备。到了冬天，爷爷闲暇时会背着土枪去打猎，友友便会紧随其后，捡回击中的鹧鸪什么的。
　　 到了1938年，日寇铁蹄践踏东南沿海，省会福州危在旦夕，福建省政府经过民国中央行政院批准内迁戴云山脉的永安，大量政府机关、企事业、学校持续跟进。文明书局鉴于跟省政府有业务往来，也随迁永安，落脚于乡野的虾蛤村。梓仔原本舍不得离开爷爷奶奶，但爷爷奶奶自然坚决让孙子去躲避战乱，还能学到本事的后方。
　　 熬到1941年的4月，日寇终究还是攻打了福州，马尾要塞司令李世甲奉命率陆战队撤出战斗，经过鼓岭时爷爷为自己的队伍做向导，一路向西。临近傍晚，撤退的部队突然和日军在降虎寨发生激战。在家的奶奶仿佛听到了枪炮声，挨到下半夜，迷迷糊糊坐在凳子上的奶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蹭她的脸，点亮油灯一看，原来是白天跟着爷爷的友友回来了。奶奶见友友身上绑着布条，是爷爷从自己的衣裳上撕下的，上面用黑炭写着：“我已安全，向大目溪方向。”奶奶一颗无处安放的心，终于有了着落。
　　 爷爷到了夏天还没有回来，附近一所别墅是文明书局李老板同父异母的弟弟李大夫的，奶奶便到李大夫家里帮助做做卫生，顺便干点农活。李大夫留过洋，是城内于山下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夫，每年六到八月家里的母亲、小孩会在鼓岭度夏避暑。恰巧李大夫家里也养着一只与友友相同品种的母狗，李大夫见友友血统纯正，很是欢喜。于是友友便于异性的同类混熟了，整天在园子里跳跃、翻滚、直立、蹲伏。到了晚上，奶奶坐在自己的柴屋前，友友就会蹲在奶奶的面前，仰望着她。奶奶便说起小时候的一些零星记忆，讲一些鸡毛蒜皮的往事，友友似乎能听懂奶奶的自言自语，甚至个别时候，奶奶哼起：“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能渡，娘子撑船来接郎……”友友也会跟着哼哼起来。
　　 几个月后，日寇驻扎在福州的部队出于战事考量如退潮般离开福州，爷爷几乎尾随撤出日军的步伐赶回来了。在闽清白樟住了一段的爷爷身体大不如从前，先是咳嗽，后发展到吐血。奶奶找了郎中，吃了几副偏方，也不见好转。此刻虽已过了夏天，但幸好李大夫要移民南洋，偶尔带着朋友来鼓岭看需要变卖的房产，请他诊断，确定为肺结核，需要一种进口针剂治疗试试。战时，医疗资源都分散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现在并没有返回福州。信件不通，各种资金汇票也没办法汇出。无赖之中，奶奶只好央求李大夫想想办法。李大夫先是含糊其辞，继而推脱。
　　 奶奶身边的友友仿佛知晓了这一切，竟然蹲下身不停地朝李大夫跪拜作揖，还衔着他的裤脚不让他离开。李大夫怜悯加感动，答应想办法弄几只针剂，并通过守城的部队的关系，给远在永安乡村的文明书局发电报，告知梓仔家里爷爷生病的事。
　　 梓仔日夜兼程的赶回来了，药也买到了，可爷爷的肺病已经发展到难以治愈的程度。爷爷病重期间，友友一步都不离开，一直蛰伏在床下。爷爷去世那一段，友友像个无助的孤魂，昼夜昏昏沉沉，毫无生趣，家人无论如何搭理它，也得不到反应。
　　 虽然福州又面临着日寇第二次沦陷的危险，但梓仔决定不再去永安后方，一则他认定日寇已是秋后的蚂蚱，横行不了很久的，再则失去爷爷的奶奶需要他的照顾。好在文明书局也需要有人留守福州，梓仔有了去处，索性安下心来，穿梭于鼓岭和山下之间，既照顾奶奶，也照顾文明书局留在福州及周边的业务。
　　 长期的战争给东南沿海带来的了灾难，陆海封锁、工厂停产，鼠役、霍乱等瘟疫不断，加上天工不作美，粮食减产，食物价格飙升，导致长时间饥荒。这天下半夜，三头饿坏的野猪闯进了奶奶的菜园里，那里的番薯已经到了成熟的季节。跟往常一样，面对强于自己的敌人，鼓岭家养的狗立即联合起来围住野猪，歇斯底里的吼叫，来唤醒沉睡的村民起来驱赶不速之客。但这次友友有点异常，它见野猪践踏奶奶精心养护的菜园，居然冲进野猪群中，死死咬住一只野猪的尾巴，哪怕被野猪撞得遍体鳞伤也不放弃。
　　 追赶出来的村民们用锄头、铁铲赶跑了野猪，其中的一只被猎户的短刀刺中喉咙，成了村民的收获。第二天，鼓岭宗祠前的晒谷场上垒起炉灶，架起大锅，大家过节般分享这难得的美味。奄奄一息的友友瘫在奶奶的床上，任凭猪肉的香味在风中飘荡，任凭狗伙伴们淋漓畅快地撕咬着骨头。
　　 在奶奶精心的呵护下，友友保住了性命，皮伤渐渐愈合了，但骨伤使它无法站立。梓仔把它抱到城南烟台山圣公会约翰堂附近的林氏正骨医所去看。捋着银白胡须的林老医生先是诧异：这年头，就连人躺在街头都没人料理，怎么还有人给狗看病的？梓仔流着泪，央求着大夫。医者仁心就给治疗了，还配了药。反复多次，友友终于可以站立起来，可走起路来有点拐。
　　 时针指向1945年的5月，福州光复了，文明书局总部从永安迁回福州，梓仔被李老板任命为二掌柜。为了更好的照顾奶奶，他在塔头街附近的琯尾街购买了房产。这天，天蒙蒙亮，鼓岭山道上，便见梓仔搀扶着跛脚的奶奶缓缓地向山下迈去，而瘦骨嶙峋的友友正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