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轼有一篇关于秦始皇治世的文章，内容说：秦朝的统治虽然残暴，却不一定超过六国，但六国的王公大臣善于豢养宾客、士人，如其中最著名的四大公子，平原、孟尝、信陵、春申，食客都有几千，从而使那些不能安分守己的人有一个托身之处；优秀杰出的人不失各自职守；在国家管理体制之外，为这些人搭设了另一个舞台，从而让他们可以展现自己。而那些竭尽全力用耕种来侍奉国君的人，都是老实人，虽然也怨恨，想反抗，可是因为没有人带头，只好一直忍耐下去，所以六国统治是稳定的。并且总结说，足智多谋、勇敢善战、能言善辩、力大无比这四类人，都是靠役使别人来供养自己的，必须进行妥善安置。而等到始皇帝统一了天下，觉得没有必要再养这部分闲人，就将他们赶回了民间，从而埋下了颠覆的祸根。
　　 通篇读罢，不禁有些感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其实，做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一定考虑到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延续这样的政策罢了。不然，以始皇陛下的决绝果断，怎能容许尉缭的放肆，高渐离的张狂，怎能让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改变了主意？若不是犯有大错的吕不韦直到失去权势都不肯服输，府上的几千个宾客也不会遭到驱逐。秦始皇虽然寡恩，可是用人不拘一格、坦然不疑，而且有功能赏，有过必罚，实在是个不世出的君王。只不过始皇帝不愿权威受到过多挑战，特别荆轲刺秦的行动，更让他对这些人有了新的认识。侠客刺杀暴君，本来就是很煽情的故事，在秦朝那种把杀头当做轻微刑罚，夷灭三族做为平常处置，普通人生死难以预测的情势下，这种人很容易就会成为公众偶像。那些半生托庇在某个王公大臣之下的食客，受到这种故事的鼓舞，一定会有成百上千个荆轲来为故主复仇，就算是为名而战，也难免有“潇洒走一回”式的前仆后继。一直想长生不老的秦始皇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而且，以秦始皇的性格，就算知道这几类人有危害，也相信在高压和铁腕统治之下，可以压制他们。于是，嬴政采取了强硬政策，给这些人套上氓隶人的辕轭，要将他们牢牢束缚住。但是，将这部分人赶到民间任其发展，嬴政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或者已经料到，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成为祸患。于是销锋镝，铸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人之兵；迁豪强、固帝都，尽收天下草莽，后来发展到限制人们言论、来往信件都要检查，直至最后的极端政策“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这样的政策，并非完全出于秦始皇的愿望，也是时事逼迫才到了这一步。既压制当时社会“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的倾向，又特安排扶苏去了结这件事情，让扶苏有一个展示自己仁慈的机会，让天下人有了期待，那些隐匿在山间田野的四类人有了盼头。天下人都知道，只要扶苏上台，幸福的生活就要降临了。只要措施适当，那些吃过苦头的人，自然会安分很多，从而人心向秦。
　　 秦朝的统治像一张弓弦拉得满满的长弓，只有秦始皇这样的高手才能把握得住：统治虽然残暴，却没有大的偏差，百姓觉得苦，却没有冤屈，或者不觉得冤屈；对待王公大臣虽然刻薄，也算公正；即便罪大恶极的赵高，也不过是少受些责罚而已。这就需要后面接手的人的力量恰到好处，使弓弦慢慢松弛下来，转而采用王道来统治天下。虽然不能万万千千年，但也应该能聊慰始皇之心。
　　 后人有诗讥讽说：“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想来是小瞧了始皇帝。倘若不是他突然暴毙，不被赵高钻了空子，而扶苏顺利登上皇位，在愚民、高压双重禁锢下的秦人长出一口气之后，定然感戴扶苏的仁慈，天下就会有另外一种气象，至少不会立刻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秦军号称虎狼之师，不过征服完六国之后，锐气就已经耗尽了。之所以强大，是有一个果断、勇猛、不世出的精神领袖在支撑着一切，才造成士不敢弯弓抱怨，胡人不敢南下牧马的局面。始皇一死，那个一贯正确，不容反抗的神离开了人间，天下人一下子搬掉了压在头上的大山，有了怀疑的胆量。而等到名不正、言不顺，才德不足以服人的胡亥做皇帝，阉人赵高弄权，坑杀贤良，滥用刑法，将威严当成谋私的手段，权杖变成污垢的屏障，终于使狼烟变成了烽火，于是，那根绷得紧紧的弓弦被拉断了。接着，迁徙在泥路上的人振臂一挥，就将吞并六国的秦朝推倒了，把许多君王、将帅、智士、侠客梦寐以求却没能实现的愿望完成了。
　　 而秦人作为一个独立存在了八百年的群体，随着帝国完成了统一，秦人所自豪的勇于公斗，不许私仇等一系列思想、军事方面的思想优势一下子没有了。于是，秦人不再是具有族群优越感的那些人，秦朝走向灭亡的时候，作为同样遭受残酷蹂躏的秦人，已经挤不出多少热情，来捍卫自己的父辈祖辈几百年来流血流汗所造就的政权，于是，当阿房宫的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扶大厦于将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冷眼观瞧，甚至是在暗自庆幸……
　　 秦始皇和胡亥统治天下的能力，有云泥之别。弓弦拉到满涨，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天下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何能够长久？所以，圣人虽然深知霸术，却终生致力于王道，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春秋战国前后400年，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数以千计，其间更有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来推动王道，却没有君侯响应，或许真的是因为诸侯相争，容不下太多的宽容，又或者老天还没做好准备，安排一个足够优秀的人，解救天下人于倒悬。等到秦人统一了天下，始皇帝为后代条设了纲领，有了推行王道的基础，却不幸遇到了胡亥、赵高之流，使秦人失去了展现它统治艺术另一层面的机会。
　　 秦人统一中国，不改变暴虐寡恩的策略，就不可能长久，这是妇孺皆知的道理，于是天下人都在翘首期盼，等待一个转机，却因为各种原因不幸成空。只是，如果单纯以养士来论始皇帝，只怕是有些偏颇了。
　　
　　 二
　　 游士处置不好，会成为国家祸乱的种子；如果利用得好，也会为国家增光添彩。
　　 《诗经》读到《正月》，对将国家比作一辆货车的比喻赞叹不已。你看，一个国家不正像一辆载货前行的车子吗？统治者是司机，人民群众是车轮，底板，而游士就是润滑剂和车子两边的拦板，统治者决定方向，人们群众是负重的基础，而游士则决定了车辆的宽度，国家的繁荣富强，就是承载货物的多少。
　　 大家都说乱世出英雄，比乱世出英雄更多的时代是汉武帝时代。李广、卫青、霍去病，是抗击匈奴的英雄；汲黯、张汤、朱买臣，是朝庭的九卿；卫子夫、李夫人、赵勾弋，是留给后世无穷想象的美人；牧羊的苏武，请缨的终军，守护汉家血胤的丙吉是节臣、志士；郭家、朱解是侠客；滑稽、诙谐的有郭舍人、王先生、东方朔；李少君、少翁、栾大装神弄鬼反而洋洋自得、势力通天；另外，文章好脸皮厚的司马相如，词藻横绝、强梗自拙的司马迁，再加上窦太后支持的道家，王臧、赵绾、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汉武帝的《求贤诏》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可见当时用人的不拘一格。而当时的长安也是冒险家的乐园：招摇撞骗、投机取巧、暗杀偷盗，各种事件层出不穷，连皇帝都半夜带人出来骑马打猎搞破坏，又如何去拘禁其它人？这是个鼓励个人出彩的时代，各式各样的人物在汉武帝营造的宽阔舞台上闪亮登场。这是一个士子特别活跃的时代，所以绘就了中国历史最绚烂华彩的一章；这是一个把游士纳入国家管理范畴，又允许他们自在发挥的年代，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高峰。
　　 一千多年后的明朝，是中国最死气沉沉的朝代。纵观明史，最出彩的人物，是东厂、西厂、锦衣卫的特务，所作所为就是到处盯梢、跟踪。想想也是，朱元璋惟恐别人抢了他的风头，他的接班人不是变态就是玩深沉，而且帝国从开始就充满忌恨、冤案，不论王公贵族还是能臣武将，稍有言行不谨就受到打压，说句话都要左顾右盼、前思后想；下盘棋都会纳入皇帝的监控范围，还谈什么个性发挥？思想行动都被拘禁了，沉默不语成了最好的护身符，也就造成了那个朝代的暮气沉沉。
　　 其实满清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倘若不是清朝末年，西方势力的强势介入，充分激发出中华民族的血性，那么整个满清，也不过是十几位皇帝表演独角戏的舞台而已。
　　 炎汉盛唐，不仅仅是因为大一统的成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绩，还因为数不清的英雄豪杰留下无数动人的故事；能工巧匠制作了传世的珍品；诗人作家留下灿烂的云章；春秋战国时代，不仅仅是因为国家的动荡造成民族的大分化、大融合，还因为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从而使那个时代彪炳千秋。
　　 每一个时代都像是一本书，如果内容仅仅是记录寻常的家长里短、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就成了一笔流水账，没有人会愿意看。只有奇峰迭起、风流云涌，才能够让书本的内容跌宕起伏、摇曳生姿。
　　 如何利用好这部分人，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