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们这里，冬天的农村，每家都至少有一只泥火盆。
　　 秋天，稻子收割后，人们选择一种粘性强的土，兑水后，用双脚反复踩踏至粘乎，然后掺进稻草，顺着草茎制作火盆。
　　 泥火盆，直径在四十厘米左右，高度在二十厘米左右，盆沿厚度在五厘米样子。有人家的火盆座大而沿厚，粗糙，一般妇女都搬不动。有人家则做得细巧，精致。就像粗瓷器和细瓷器，全由主人的心灵与手巧决定。我们生产队还有户人家，做的火盆经不住搬，一起身就裂了。眼看着天要冷了，后来干脆就在家里做坯，来个赖身子的。做农活时，他婆娘将这事告诉了队里的其他婆娘，引得大家伙说一阵笑一阵。有人还编了个歇后语：“张国成泥火盆一一死活不动身。”
　　 火盆大小，也根据这主人家人口多少决定。但是，不管“精瓷”还是“粗瓷”，总之是一年一换，没有隔年的。在我们生产队里，只有极少数人家，才有铜火盆。他们都是50年代初从南通，启东，海门等地，搬迀而来的外地人，我们都叫他们海门人。铜火盆金黄锃亮，比小面盆小点。铜火盆上面有筛眼盖子，还有提把手。我们那时看得羡慕煞了，那可不在一年一换之列吆。不是赘言，是因为现在的年青人，着实不知什么叫泥火盆、铜火盆了。
　　 泥火盆制作好后，放在秋阳下烤晒，直至晒到泥色灰白略黄，不璺不裂，方大功告成。
　　 秋天，收好玉米后，人们总要留一部分玉米棒子，挂在屋檐下，日晒夜露。据说经过这道工序，玉米更容易爆花。酥且脆，不易僵籽儿。
　　 冬天的农家，每家每户场院边，都屯有数量不等的玉米棒芯和棉花壳儿。外面用高粱、玉米秆箔类围着，上面用芦席苫着，像一座座小“粮屯儿”。为即将到来的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做准备。过去农村里相亲，女方家来人，第一眼先看男方家柴垛儿，冬天包括看这小“粮屯”。这是是否富有的象征呢！因为家俱可以借，衣服可以借，米面油可以借，只有这柴垛儿，没法借来做假。
　　 儿时的冬天，总感觉特别冷。可能是身体里沒有足额的卡路里支撑，且御寒衣衫单薄。每天早晨，我们最大的奢望，是在被窝里多呆会儿。小人正在被窝里捂着，这时，大人会掀起被子，将你拎出来。在小屁股上拍几下说：“小伙家屁股三把火，咕噜咕噜煮豆腐。”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心理御寒术，鼓劲的。要是女生咋办呢，不得而知。
　　 冬日早饭烧好后，大人们从灶膛里掏出火灰，倒在铺垫着棉壳、玉米芯类的火盆里，上面用死灰盖好。这盖火盆有技术门道，关键是不能有“气眼”。所谓“气眼”，即有盖不严实的地方，生烟会从这儿窜出，火脚子燃得快，不长久。大冷天，有了这一盆火，屋子里一整天都充满着温暖。
　　 冬天，围着火盆烤火爆玉米花，是我们那个年代儿童的奢望和乐事。
　　 每天中午或者晚上，我与大姐姐守着各自的半边火盆烤火，爆米花。大姐怕我越界“侵略”，用芦筷在中间划条线，相当于楚河汉界吧。然后各人播下玉米籽，不一会，火盆里“嘣嘣”声不绝，尘烟弥漫。我是每嘣出一只捡一只，顾不上吹灰，或者象征性地吹一下，就塞进嘴里。看着边界那边的大姐，她是慢条斯理，捡起后吹一吹，有时并不着急吃，而是攒在手里聚着。我总笑话她有好日子不会即时过。像我多好，吃光喝光，身体健康。
　　 有一天晚上烤火，我突然盯着外面望，大姐也跟着朝外望。趁她不留神，我到边界那边捡了一颗抿在嘴里，装得若无其事。哪知烫得眼泪要下来，我就仰着头，不停地“啊啊啊”。我装着学汉语拼音。大姐说：“不丑，晓得用功了，这时候还学啊，鹅，欧。”随手还奖了我一粒玉米花儿，我心里暗暗窃喜。嘻嘻，我是谁。
　　 虽说经过露宿的玉米籽容易爆花，但有时也有僵籽儿。播下后，它就是不爆。有时放十颗籽，吃了九颗，还有一颗呢。拨呀拨，就是找不到。谁知它在火盆边冒起了一缕黑烟。大事不好，然忙拨出來，已烤焦了。一声叹息，两眼直眨。
　　 烤火结束，临睡觉了，这时大姐常常将手里攒的玉米花，匀几粒给我，我拿到手直接捂嘴里。“好吃鬼。”大姐一边说着，一边又给了我二三粒。
　　 有时中午，大人将芋头，地瓜埋在火盆里，告诉我们姐弟俩，不要乱拨火。听到这消息，不谛纶音佛语。晚上放学回家，一处都不逗留，心里想着火盆里的美食，直奔主题。到家后，锤子、剪刀、布，谁赢谁挑大的。可我常输，一输就耍懒。再来一次锤子、剪刀、布，直到赢了。“赖皮，好吃鬼。”大姐总是在她让步时，一定会说上这句，也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的无奈之语。而我是一对大吡牙，二只眯缝眼，三声嘿噍笑，谁都沒招。大姐一边嘟囔着，一边极不情愿地将本该她的胜利品让给我。
　　 火盆，对我们家来说，它的功能是取温，爆米花。偶尔，它还为我烤鞋子。我们那时冬天里，在家平常都是穿的“茅窝子”。就是在冬天到来前，大人早早安排我们到河塘沟渠边，将那大而绒的芦苇花折回来。晚上，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按全家人脚的尺寸，为我们编织“茅窝子”。讲究人家，一般还会在“茅窝”的沿口，用布条子将沿口缝起来，这样穿起来就不硌脚了。一般布鞋，特别是棉鞋，平时在家是舍不得穿的。新棉鞋要留到过年穿。
　　 要过年了，母亲忙里偷闲，为我做了一双黑灯芯绒棉鞋，挂在墙上。我几次要穿出去显摆。母亲阻止我：“不要草虾等不及红，到过年再穿。”
　　 有次下雪，母亲和生产队的其他女强劳力，到离家十多里的农田小型水利工地突击去了。早出晚归，中午工地供应一顿饭。一清早，母亲安顿好我和大姐，挑着泥兜子上河工了。我和大姐她们正好解放了，在雪地里打雪仗。战争未结束，“茅窝子”全湿透了，咋办呢？我打起了挂在墙上的新棉鞋主意。将“茅窝子”放火盆外沿烘烤，将墙上棉鞋拿下穿上。才穿起来的时候，怕弄脏了，只在家里看他们玩。后来熬不住，又出去在场地上垒雪人。尽管我小心又小心，不知怎么又湿了。大姐看我棉鞋脏了，怕母亲回来教训我，一边说这下怎么办，晚上妈回来，你少不了一顿“棍汤”。我求大姐想法子，大姐顾忌我被惩罚，她也难独善其身，至少她认为要负个领导管理不善责任。所以，也和我一样着急。她就帮我将鞋面刷干净，叫我找几根棉花杆，横搭在火盆上，将棉鞋放上烘。
　　 我两双鞋全湿了，只好穿着大人的“茅窝子”里里外外地玩。哪知人小没经验，棉花杆横在火盆沿上，时间长了，棉杆烤断了。当我们闻见棉腥味时，已看见一只棉鞋已掉在火盆上。大姐抢上前捡起来，鞋面已烧出一个洞，里面棉絮一亮一亮的，用手也抠不熄。她立即将鞋放水缸里。大姐哭了，只顾说：“这下怎好，这下怎好。”我们吓得晚饭也未吃，大姐呆呆地在灯下等母亲回来，我则早早上床躲进被窝了。衬裤也未脱，心里已做好准备，被打屁股时多一层总比没一层强。
　　 母亲一回来，就鼻子一抽一抽地问：“你们灶堂口收拾清爽了么？”说着就去看。一看灶堂里没一丝儿火星气。“你们怎不煮晚饭？小三子未吃饭就睡觉了？”母亲连着问。大姐愣在那不出声。我钻在被窝里，竖着耳朵听动静，大气不敢出。“哇”地一声，大姐哭了，说她将我的新棉鞋烧了个洞。母亲拿起凳子上的棉鞋，随即“叭，叭”两声，母亲一边打，一边骂。大姐只顾“哇哇”地哭。“叭叭叭”。大姐不是哭，是嚎了。
　　 “棉鞋是我烧坏的”。我一下子从被窝里站出来。“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怪大姐。”我不知哪里的一股豪气，站在床上，大有一副威风凛凛的气概。母亲一调头，拿着棉鞋转身要来打我。大姐一把拉着母亲胳膊，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着。母亲看我双手插腰，头昂昂的，更气。举手打又捞不着，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真真气死我了，真真气死我了。”母亲坐在那直喘粗气，嘴里不停地说。一边将那只棉鞋反复地看着。她是在盘算怎样补呢，还是干脆重做一只，好与另一只相配，不得而知。
　　 时光荏苒，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冬天，望着孙辈们在暖和的空调房里嬉戏，家里储着各式零食，想吃什么随便取。心中油然而生一份感慨，一份溫暖。
　　 我总会常常想起儿时的泥火盆，儿时的烤火景，儿时的姐弟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哦，儿时冬天的泥火盆，多么温暖，儿时的光阴，多么温馨。
　　
　　 （征文首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