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渠是属于父辈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举国大兴水利，父亲刚好二十岁出头，身上的血正滚烫着，幸福渠就是他们那代人肩挑手提，用锄头在大地上抠出的一道血管。
　　 挖这条渠的是一群无私的人，他们的心思不掺杂任何功利，和渠里的水一样，纯洁透明，他们挖这条渠，完全只是为了改造沿途的旱田。他们发动几十个村子的人，奋斗了整整几个月，想象着清澈的水无声的漫过田埂，漫过脚踝，浸过禾苗的腰身，盼望着能够多出产粮食，解决温饱。扁担宽，丈把深的沟渠按照计划延伸，跟他们想象的一样，穿过平地和山岗，绵延几十公里，一直汇入高沙镇的蓼水河。沿途散落的旱田变成水田，牛将代替人力，水稻代替红薯高粱，每个人可以多分得口粮，他们取得的成果，和对那个时代的奉献，全部体现在粮仓里。
　　 他们那个集体，有着铁水般的凝聚力，从挖这条渠开始，就成了时代的一面旗帜，飘扬在湘西南的大地上，经历了近半个世纪风霜雪雨的洗礼。
　　 湘西南属丘陵地带，山多，河流稀少，春夏雨多，是山洪暴发的季节，千山万流，壮观之后，是灾难。当季节转换到夏末，雨水稀缺，烈日长空，蝉鸣把老槐树高大的躯干压弯时，干旱也随之而来。幸福渠修建之前，水利灌溉不便，在用水问题上，邻里间的龌龊争吵是家常便饭，甚至还引发过村与村之间的大型械斗与矛盾。
　　 七十年代修建的幸福渠依旧无名，它只是一条藉藉无闻的溪流，旁边的马路也只是一条铺满沙石的机耕路。直到2008年，建设新农村，当地政府利用这条乡道的便利，把沟渠和机耕路做了硬化，将道路北边的水田全部征收，改为宅基地，规划出一个崭新的村庄，乡道和溪流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幸福大道和幸福渠。
　　 新建的村落，是从四面八方的村庄迁居而来，年轻人走南闯北，积累下来一些财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老房子扒了，在幸福大道边买个地基，盖上高楼，后面的人不甘示弱，也相继搬迁过去，渐渐的，村庄有了城镇化的雏形。
　　 水泥漫过沟渠，漫过公路，漫过屋顶，打开门就是平坦硬化的马路，告别了从前那种泥泞的苦楚，几辈人渴望的生活，在改革开放至今40多年间几乎全部实现。
　　 这种积累和改变靠的是一双手，这双手是勤劳、拼搏、节俭、不服输的代名词，大垅村子弟用他们的双手改变了家乡的面貌，改变了幸福渠的风景，也改变了几代人的生活，而拼搏中的苦难，汗水，掩面而泣，也都是这双手默默地擦拭掉。
　　 然而这双手的主人正在老去，开挖幸福渠的那群人在相继离开。对面的德伯因为疾病去世，旁边的跃进叔因为癌症离开人间，他们把一辈子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我的叔叔，年轻时走南闯北，为人称道的泥水匠人，像甘蔗一样把汁水献给了城市，最后被病痛折磨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临走时才五十多岁。我的父亲，那个平凡的老农民，经历过两次大型的手术之后，胸中的斗志被消磨殆尽，终日里背着鱼篓，和山水晨昏相伴。
　　 挖渠的人在相继离开这个世界，没有挖渠的人在相继离开家乡，唯有这片大地不动声色。从冬天的荒凉肃静到春天的青草萌芽，从夏天的碧茵连天到秋天的满目金黄，青色的时候靛青，花开的时候万紫千红，叶落的时候渠水瘦成一线。当年挖渠的那群人，面庞上都是岁月刻下的诗句，但他们无言，只是默默地坚守着乡村，也许还有人记得，也许大家都不愿意去重翻历史，他们自己都很淡然，溪水无声流淌，像一道伤口，深刻地记载着一段历史。
　　 我没有亲眼目睹幸福渠的诞生，但我看到了它从热闹到荒凉的过程。两岸的杨树，柏树和香樟树，向着远方无尽的延伸开去，四周的稻浪在炙热的风里起伏，像绿色的涛浪,气势无边无尽。天空蔚蓝，和亿万年前一样干净，山群靛青，和亿万年前一样厚重，只是岁月无情，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包括挖渠的那代人，包括我们的亲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追逐着城市的生活，迷恋于花花世界和物质享受，对庄稼不屑一顾，他们几乎视而不见，他们也无力去改变，在当年的淳朴面前，今天缀满了花哨，面对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更相信自己，相信他们那一代人，才是土地的灵魂，于是继续躬身弯腰，面朝黄土，用他们的方式忠诚的守护着土地。
　　 他们坚持住在老房子里，即使搬进新居，也不会增加多少快乐。电视机，白炽灯光，坚硬的水泥墙，把人和自然隔离开来。城镇化的村庄，没有炊烟，没有鸡鸣犬吠，没有水牛留下的脚印，没有湘西南土猪粗糙的哼哼声，也没有了麻雀跳跃的身影，它们去了哪里，没有人关心。半开的铁门里，只能闻到烟味和咳嗽声，即使偶尔有歌声传出，也是半个世纪之前的。
　　 幸福渠静静地流淌，依然唱着那首古老的歌谣，渠畔的沟沟坎坎没有荒芜，种满了黄豆、玉米、红薯、芋头，绿意稠密，不减当年，大地布满阳光，这一切像片膏药一样贴在我的胸膛，它们也许能够愈合我的乡愁，但阻止不了上一代人的离开。面对正在老去的那些面孔，我的心里偶尔有种战栗的感觉，幸福渠离我越来越远，我越来越慌张，因为担心一些未来的未知的事物，变得更加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