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拨啷啷、拨啷啷，拨啷啷、拨啷啷……”
　　 小时候，一听见货郎鼓的响声，我的目光就会不由自主地投向母亲。尽管我一句话都没说，可母亲依然能看透我的心思，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慢腾腾地从袄襟里摸出几枚钢镚或是一张角币：“拿好了，别再让人抢去！”每当这时，我都会撒娇地搂住母亲的脖子，在她脸上左一口右一口地亲上几下，然后蹦蹦跳跳像只小兔子似的跑到货郎担前，买上几颗糖豆，或是几块小动物饼干。有时母亲高兴多给几分钱，我也会给她买几个头卡、别针什么的，为的是博得母亲的欢心，下次给钱不再磨磨蹭蹭。
　　 这点心思是逃不过母亲的眼睛的，母亲的眼神早就揭穿了我的把戏。
　　 父母十分溺爱我，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好吃好喝好穿的都可着我，即便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也没冻着，没饿着。之所以他们这么娇惯我，是因为我身上有个哥哥，三岁的时候出天花死了，我成了当时家里唯一的男孩，也是父辈兄弟五个家族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男孩，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的心头肉、掌上珠。那时农村特别贫穷，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个现钱，父母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干一年，也不过挣几十块钱，扣除口粮、秋菜钱，几乎所剩无几。要是赶上年景不好，一年到头白忙活不说，弄不好还要经济倒挂，欠生产队的钱。母亲积攒下来的那点钱，都是靠她养的鸡鸭下蛋换来的，父母舍不得吃，换点零花钱给我。
　　 小时候我长得又瘦又小，出门总是被人欺负。记得有一次母亲给我两毛钱，让我去给她买包针，我拿着钱刚走出院门不远，迎面过来五六个蓬头垢面的“野孩子”（从关里逃难来的难民家的孩子），他们见我手里有钱就把我团团围住，连推带搡把钱抢走了。我哭着跑回家，向母亲诉说被抢的事儿，母亲问我是谁抢的，我说不出来，因为那些孩子都是从关里来的，我不认识，更不知道姓啥叫啥。母亲没有太过责备我，只说了句：“算了，抢就抢去了吧！以后见着他们躲着点。”母亲的话我始终记在心里，出门只要看见这帮孩子，我就像躲瘟疫一样躲得远远的，看见他们在货郎担前我就不去买东西。那些孩子非常凶狠、野蛮，经常三五成群，见着当地的孩子手里有吃的、有玩的就抢。我害怕他们，害怕他们狼一样凶恶的目光。
　　 其实那些孩子也挺可怜的，父母逃荒在外，没有土地种，没有房子住，没有户口他们连学都上不了。吃不饱，穿不暖，颠沛流离，生活非常贫困。母亲是很慈善的，教我躲着，处于无奈，本来我家也贫穷，可那些孩子的窘迫常常让她念叨，曾经提到和母亲老家是一个县的几个孩子，只有唉声叹气。
　　
　　 二
　　 经常来我们村卖货的货郎姓潘，乡亲们都叫他“潘小挑”。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穿着一身黑袄黑裤，头上戴着一顶老玉米胡子色的毡帽，毡帽的两个耳帘上缝着两块兔子皮。他身材不高，说话嗓门却很大，典型的山东人特有的那种豪放、大气。别看他说话嗓门高，为人却很和善，不管买不买东西都是笑脸相迎。他特别喜欢小孩儿，有的人家没钱，小孩子跟着货郎担子从村东走到村西，眼巴巴地看着好吃的买不起，馋得眼泪汪汪。他心软，临回家的时候总会给这些跟在屁股后头的穷孩子每人发块糖，或是几粒爆米花，让他们都乐乐呵呵回家。所以村里的孩子们一听见货郎鼓声，就会不约而同地涌到他的货郎担前，有的帮他摇货郎鼓，有的帮他抬货郎担，前呼后拥，就好像奉迎天子驾到一般。
　　 潘小挑的货郎鼓与众不同。一般的货郎鼓只有一面小鼓，声音单调，他的货郎鼓上安了一面小铜锣，摇起来声音特别清脆、响亮，老远就能听见。因为他待人厚诚，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再加上他的货卖得比别人便宜，乡亲们都愿意到他这来买东西，渐渐地，他在乡亲们心里占有了一席之地。
　　 不知道是哪一年，姥姥还活着，她把她的外甥女嫁给了“潘小挑”。外甥女是姥姥堂妹家的孩子，两岁她妈就死了，姥姥看她可怜就把她抱回家抚养，她在姥姥家长大，我们晚辈都叫她大姨。
　　 婚礼是在姥姥家大院举行的，女婿倒插门，姥姥把西厢房倒出来给他们住。母亲领着我去“坐席”，婚宴很丰盛，有鱼有肉，还有用花花纸包着的糖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带糖纸的糖块。虽然糖不多，一人只给一块，但是在当时贫困的农村，能操办起有鱼有肉，有烟有酒有糖的婚宴的人家少之又少，在我们村是独一无二的。
　　 自从大姨嫁给了潘小挑，我的好时运就来了！只要他们夫妻俩卖货路过我家门口，总会停下脚来，喊我的小名让我出去，塞给我几块糖块或是几块饼干，母亲追出老远给他们钱也不要。时间长了，母亲过意不去，就隔三差五地拿几个鸡蛋给大姨家送去，你来我往，两家人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亲。遗憾的是我五岁那年冬天，姥姥去世了，转年开春，大姨一家也搬走了。从此，小村里再也听不到拨啷啷、拨啷啷那悦耳动听的货郎鼓声了。
　　
　　 三
　　 我们老家农村有个习俗，家里的长子后脑勺上都留一撮头发，从出生就开始留，一直留到孩子长到姥姥家门插关高再剃去，老人们管这撮头发叫“长岁毛”。留这撮头发有什么说道，我不清楚，也许是老人们希望孩子平安健康，长命百岁才留的吧？留这撮头发的孩子一般都是家里的长子，或是生了多胎都是女孩儿，好不容易盼来个男孩儿，再有就是几代单传的男孩，只有这样娇贵的男孩子脑后才留一撮头发。我小时候脑后就留了一撮头发，说是好养活，父母还给我取了一个乳名“栓子”，我猜想可能是他们害怕我像哥哥那样夭折才给我取了“栓子”这个乳名。
　　 不懂事的时候我对脑后的这撮“长岁毛”并不在意，可是随着年龄逐渐长大，我对这撮头发越来越讨厌。因为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玩，他们都嘲笑我，把我当成另类看，有时还薅这撮头发取乐。为此我没少跟母亲怄气，求她给我剪掉，可是每次都遭到母亲的拒绝。我哭过、闹过，甚至不吃饭来威胁，但都无济于事，母亲什么事都依着我，就是剃胎毛这件事丝毫不让步，怎么求她都没用。
　　 五六岁的时候脑后这撮“长岁毛”已经长得很长了，母亲怕我扎脖子就把它编成了小辫，还扎了根红头绳。那时我已经懂事了，知道好看难看。因为这撮头发，我跟小伙伴们吵过架，闹过别扭。记得有一年夏天，天刚下过雨，我和几个小伙伴和了一大堆黄泥，在碾盘上摔泥泡。当轮到我摔的时候，正巧有一个外来户的孩子到井沿打水从跟前路过，一块泥巴崩到他脸上，他急了，张口就骂我，骂我是“二刈子”。我最恨别人骂我是“二刈子”，就上前跟他厮打起来。因为他比我年龄大，力气也比我大，抓住我的小辫把我摔倒在地，滚了一身的泥水，好在这时邻居五舅也来打水，把我们拉开了。回到家我越想越生气，就找来一把剪子想把小辫剪掉，不巧被歇晌回来的母亲看见了，她大喝一声不让我剪，慌乱中我手一抖，小辫没剪掉却把右耳朵划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母亲见我满脸是血，又害怕又心疼，答应我等剃头匠来了把小辫给我剪掉。没过几天，剃头匠来了，用剃头刀把我的小辫剃下来交给母亲，他说胎毛有用，管小孩惊吓，让母亲好好留着。母亲找来一张没用过的本子纸，小心翼翼地把胎毛包起来，东掖西藏，不知道最后把这包头发藏哪了。
　　 剃头匠姓陈，是湖北人，从我记事就是他给我剃头。母亲说我跟他有缘，别人给我剃头我都不干，像杀猪一样往死里嚎，他给我剃头我乖乖听话，一声不吭。其实并不是我跟他有什么缘，也不是他手艺比别人好剃头不疼，而是他有糖，他的糖能解馋还能治哭……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凭借模糊的记忆，试图去找回被时光遗忘的童年，可是，岁月无情，存留于心中的那些过往，早已被光阴摧残得支离破碎，很难再拼凑起一个清晰完整的昨天了。
　　 温暖，都藏在没有解封的岁月里，拿出来，整理一下意见荒芜的童年，记住岁月的好，珍惜当下的日子。
　　
　　 2020年4月18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