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清明节，按公历说，这天是我父亲的忌日。可我们乡下人一般都是按农历说的。2008年4月5日，也就是这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半，我的父亲撒手人寰，永远离我们而去，这天也就成了我们难以忘却的伤心日。
　　 父亲去世后的头三年，我们都是在农历二月二十九日进行家庭集会祭奠追思他，后来我们就按公历的4月5日算起，每年这天都会在父母长眠的地方去祭奠，清除坟冢上的荒草，掬土添坟，聊表哀思。
　　 时光飞逝，倏忽间就是十年。我曾写过一些文字表达过对逝去二老的追思和怀念，长歌当哭，聊以自慰，默读过后，随着纸钱焚化，袅袅青烟飘去，不知父母可曾收悉？
　　 对我来说，2008年的春节是很难忘掉的。早在腊月二十三那天，正是家家祭灶神的日子，我回到乡下老家，准备接父亲到县城来过年。往年这天，父亲都在他住的房间，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桌子上摆放好文房四宝，裁好不足二寸宽的红绿纸条，给前来讨要祭灶神的乡邻写“上天言善事，下凡呈吉祥”的对条，有些人家还提早来让父亲给他们写春联，父亲忙得不亦乐乎。可这次我回家看到门庭冷落，父亲一人躺在床上，床头边放着待服的药片。原来父亲已病倒三四天了，在家服药见效不大。和四弟商量后，我叫车送父亲到县中医院入院治疗。几天后，病情稍有好转，接诊的主任医生是父亲当年的学生，他悄悄告诉我：老人家是旧病复发，现在只能进行临终关怀，人力已无法回天，生命大概只剩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其实在四年多前父亲被检查出右肺有问题，经手术治疗后，恢复得还是非常好，一年后竟能骑车上街，在家也能干些轻微活儿。前季刚去复查，一切都挺正常的，怎么半年之后就复发了呢？ 医生的话让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到腊月二十九这天，我跟医生说，明天早点用药，下午我要接父亲回家里过年，大年初一、二两天暂停一下，初三继续回医院接着治疗。医生同意了。三十日上午，我在病房陪着挂液体的父亲，忽然听得门外有不少人在走廊里说话。值班院长和医护人员陪着县上领导在媒体记者跟随下一齐涌入病房，原来是县上领导看望慰问值班的医护人员和住院病人。那一拨人离开后，父亲高兴的表情还仍然保留在脸上，刚才医院的值班院长给他介绍来者的身份时，由于人多，加之又要回答领导的问话，他没有一一记住来者都是些什么人，于是又问我了。中午时分，药液正好滴完。搀扶父亲下楼，打的回到家里，妻子和儿子忙端上饭菜，父亲像尝一样，各样只吃两三口，喝了半碗汤便进卧室上床躺下。儿子见爷爷这样，就跟了进去关上门，爷孙俩在里边聊起了天。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妻子知道了医生给我说的话，也显得情绪低落，只是我的儿子尚且不知。下午饭父亲依旧吃得很少，饭后儿子打开电视，依偎在他爷爷身边。父亲边看电视边对他的孙子说，早晨县长领人到医院看望他了，显得兴奋不已。儿子说：您有福啊。我在一旁听了心里很是难受，大年三十在医院里被人看望这是福吗？
　　 夜幕降临。按习俗我拿了早就买好的香表、冥币之类和儿子到马路边去烧。这次，我心里不仅想着我那早逝的母亲，还有对父亲病情的担忧。晚八点多我们和父亲一起看春晚，这期间父亲的电话不时响起，都是兄弟子侄和亲戚们的新年祝福和问候。每接一个电话，父亲都显得兴奋，给人以精神状态不错的感觉。大约九点多，父亲说他要休息了。我忽然灵机一动，从柜子里拿出3000元，对父亲说：今晚你就把这些钱装在内衣口袋。父亲理解我的意思，笑着将钱装进了衬衣口袋。
　　 看着父亲脱了外衣躺下，我走出房间，想着医生的话，心里像灌了铅，眼里也噙满泪水，那有什么心思看春晚。在我们乡下有这样的说法：人有三魂七魄，在除夕夜，有一魂一魄都要离开人身去到阴司城报到，核实自己的阳寿。如果阳寿还有，则在生死簿上减去一岁，在正月初七（俗称“人七”）这天放魂魄回来。于是就有了“人七”傍晚家家户户都要给家庭成员叫魂的习俗。如果一个人的阳寿在下一年内满期，那么这一魂魄就被留下不再回来。凡去世的人不管在年内那天走，他的那一魂魄早在这除夕夜走后就不再回附自身。所以，大凡年纪大、体弱病重者，家里人多半会在除夕夜给他们穿戴好，整夜不脱，以防他们来年逝去，免得先走的魂魄穿戴不整。基于此，我就让父亲将那些钱装在身上。
　　 正月初三，别人家还在亲友推杯换盏、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之中，我的父亲又回到冷清清的医院，到正月初六这天，父亲执意要出院回老家，任凭我们咋劝，向来随和的他就是不听。最后，我只好按他的意思办了出院，在傍晚时分送他回到老家。父亲心里完全明白自己的病，是拖不了多久的，第二天他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安排自己的后事，要我们在他去世后丧事简办，不要铺排浪费搞那些没意义的事情。父亲退休后经常被人家请去当礼宾，穿长袍戴礼帽，作文行礼。他对这一套早就厌烦了，以至后来有人请，他以有病为由推脱。我们兄弟商议提前给父亲过70大寿，时间定在农历正月十七日。其实父亲的生日在农历九月十七，我们知道是等不到那一天的。正月十七那天，来了不少亲朋好友，一起为父亲迎放鸿木并提前祝贺七十寿诞。 听到县上领导题词“为人师表，劳苦功高”、“父贤子孝，邻里和谐”、来宾热情洋溢的讲话，看到儿孙满堂，亲友满座，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在答谢时还是没能忍住泪水流了下来。在这前后十几天内，父亲的饮食基本恢复到这次病前的状况，精神状态也就好了许多，不时和前来的客人说这说那。也就是这么十多天后，父亲再次躺倒起不来了，我们心里都明白，都焦虑不安。三弟买回好几瓶人血白蛋白，请医生上门给父亲用上，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天，这年4月4日清明节，第二天4月5日，农历的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半，父亲还是走了，走到了他即将70岁的人生终点站。每年清明时节桃杏花盛开时，我们都会到父母坟头前祭祀，有泪空流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
　　 回想起父亲的一生来，他给我们的付出真是太多。在我们兄弟成长的经历中，父亲言传身教的都是些朴素的道理，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骨子里的善良和正直。他一生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为的就是将我们都养育成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17岁参加工作，先是在本地教书，一年多后的1958年泾灵崇三县合一，父亲被调到泾川县城北郊的水泉寺任教，那时交通极不方便，全靠步行，从学校回家五十多里，常走的便道是过了泾河，沿杨柳湾的山沟爬坡，越过太平塬，进入黑河川，再爬山上到什字塬回到家。途中人烟稀少，野兽出没，那时狼吃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父亲回家途中被饿狼跟踪数里，他靠着一根撅把粗的树枝壮胆，一直走到一户人家才脱险。1961年又调到崇信县柏树乡教书，1962年灵台恢复县治后，才回到了故土。
　　 我们小时最愁的是推磨。在磨窑里，抱着磨杆围着大石磨走得天璇地转。要是父亲回来，他和我们一起推磨，给我们讲故事，讲做人的道理和他知道的逸闻趣事，有时还出谜语让我们猜，这样我们就不觉着累。记得一个秋冬季的晚上，我们在生产队的场房前，围着一圈给队里剥玉米挣工分，父亲给我们讲戏剧《窦娥冤》、《十五贯》，《金沙滩》把早剥完要回家的人都吸引了过来，他们一边帮我们剥一边听父亲讲故事。
　　 有件事给我的记忆太深。在我九岁那年的暑假里，看父亲在门前那里戴着草帽，穿着背心挖土打胡基（土胚），额头的汗水不停往下掉。我在那里跑来跑去抓蝴蝶，差点被父亲抡起的䦆头撞上，吓得父亲大叫起来。他丢掉䦆头，双手拍打自己大腿，大声呵斥。从没受过父亲斥骂的我，也大声嚷道：你挖死了，权当没有我。哪知这句话更激怒了父亲，气得他抡起䦆头将刚打好码摞起来的几块胡基砸碎，带着哭腔说：你这话比要我的命还伤人呀！年幼无知，想不到一句顶撞的话竟然会使父亲如此伤心。因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今我的儿子有时偶然也会对我的好言劝告来一句“不用你管”一样，叫人好不伤心啊！有一年的夏天中午好闷热，天上阴云遮住了太阳， 为了提前完成当天的抬水任务，我叫上二弟去沟里抬水。刚到泉边时，雷声阵阵，乌云满天，我们舀满水抬起急忙忙往上走，没多时下起了暴雨。无处可躲索性就抬着水在泥泞的陡坡里往上挪。父亲跌脚爬步跑下来接我们，他刚看见就叫我们丢掉水桶往上爬。到我们跟前时，他一把将二弟背上肩，一手紧紧拉着我往上挪步子，生怕山洪泻下来。跌跌闯闯总算回了家，我们都成落汤鸡。换衣服后，只见父亲身上直冒热气，大口喘息着，他告诉我们，以后出门不管干啥，都要告诉大人，夏天出门，特别是下沟里去一定要看天色行事，夏天雷雨多要是遇到山洪下来那可就事大了。
　　 还在我上初中时，家里每年都缺粮。周末，父亲从几十里外的学校回来，母亲首先诉说的就是家中粮食支撑不了几天，要父亲想办法，那时的粮食可不好找，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因为粮食是国家的计划物资。晚上，父亲就跑去找生产队长，好话说完，屈辱受尽，一家七八口人每次只借得二、三十斤，有时还会空手而归。那几年，父亲在离家二十多里远的学校当校长，他和学校所在地的干群关系好，特别是那个叫张正荣的大队长，他解放初期参加剿匪，在严寒中冻伤双脚，十个脚趾被截的伤残退伍军人，为人仗义。一天他听到父亲为家中无粮而发愁肠时，他便冒着风险，和队里其他几个干部商量后，将生产队留的贮备粮装了几袋，傍晚悄悄送到学校。第二天早晨，父亲捎话要我拉架子车去拉粮食。听说父亲弄了不少粮食，我很是兴奋。十二三岁的我向老师请了半天假，借来队里一辆架子车，沿公路一路小跑，等到了父亲任教的学校时，满头大汗。父亲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下了一碗扯面，吃饱喝好后，父亲和另一个老师将几袋粮抬到架子车上送我拉粮回家。走在半路上歇息时，我忍不住想看看袋子里都装着什么粮。逐个解开袋子看，是小麦、玉米、糜子、高粱，两个只装了半袋子的是黑豆和荞麦。真正的五谷杂粮，我好开心，这下我们家就不愁没吃的了。
　　 离父亲任教不远的一个山区村子叫桑园，这里背靠塬边，涧河从那里流过，村子里不仅有桑园，还有菜园、果园。那时候苹果是极少见的，偶尔只听人说起苹果，真没见过，更不用说吃过。在那少吃没喝的计划经济年代，能吃到的水果就是每年夏天才有的桃、杏以及秋天成熟而长在沟边的酸枣、杜梨了。那年后季开学不久，大概是1975年吧，父亲周末回家，绑在自行车货架上的黄色帆布包鼓鼓囊囊的，我急忙去解下来问是啥东西，父亲笑着要我猜，我猜不准便将包儿抱进屋里，奶奶蹒跚着走过来问我啥好东西，我说是“洋桃”，其实我不认得就随口胡乱编了个名儿。一时，姐姐、弟弟们都来了，母亲也收工回来了，奶奶小心翼翼取出几个苹果放在盆子里，舀了一瓢凉水倒下去，胡乱搅了几下就捞出来，我们伸手接过还在流水的苹果吃起来，那香甜的味道至今仍忘不了。这些年来，我虽然吃了数不清且早已寻常不过的苹果了，什么秦冠、富士、乔纳金、国光、红星、元帅．．．，那怕是来自青岛烟台的，或者来自天水静宁的，还是本乡本土出产的，但总没有那一种能比得上那时候吃的顶端有棱、红艳艳的香蕉苹果来。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基本上每周回家都会带一包苹果来，这样的时间每年都能持续将近两个月。那些年我们一直盼望着秋天，等待着每年秋天父亲带回香甜的苹果。
　　 父亲是个很有孝心的人。他回到家里，一有空就给奶奶洗头、洗脚、洗裹脚布，趴下身子拿小针刀给奶奶的脚挑丁甲；也有过多次从街道买羊肉泡提回来给奶奶喂着吃的情景。回想起来，我好惭愧，直到父母亲去世，我一次也没给他们洗过脚。
　　 刚包产到户的那年，我家分得一头牛，没地方喂养，母亲找人说通和另外两家一同喂养在原生产队的饲养站。不久那两家人之间就因为垫圈的事闹矛盾，互相指责。春节到了，父亲编了副对联：三家和睦同喂一槽，六畜兴旺根在二房（我们队名二房）贴在饲养站门上。经庄里有文化人的分析开导，演绎规劝，那两家人的关系慢慢和好了。
　　 我师范毕业后，父亲觉着我继承了他的事业，甚是欣慰，不仅对我关怀有加，更是要求我干好工作，绝不能误人子弟。为此，他把祖传的两件宝贝给了我。一件是像袁大头一样大泛着淡黄色的玉璧，一件是六棱白瓷釉笔筒，上书繁体天蓝色“精诚团结”落款：蒋中正。遗憾的是玉璧被我拴在钥匙链，后来一同丢失了，笔筒也被我不小心撞倒落水泥地上摔碎。后来我也辜负了父亲的殷切期望，转行脱离了教书育人这一行，这些都让我至今难以释怀。
　　 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在干好份内工作外，平生最大的爱好除了吸烟就是栽树。在原来旧窑庄的门前，栽了数百棵树木，好多都已被砍伐盖了房屋，有些还在，长得已有成人一搂合抱那么粗了。砍伐过的地方，树根处又长出枝条，现今也有碗口那么粗壮。每到夏天，绿树浓荫，小鸟栖息，莺歌燕舞。林下种的药材牛夕，每年也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搬到原上房庄后，父母亲先是在院子周围栽树，然后又在不大的院内栽植果树、种菜养花，几年时间把个农家小院弄得跟公园一般。春天花艳，夏天浓荫，秋天果香，冬天则尽情享受收藏的果蔬和幸福。特别是每年夏天，我回到家里帮兄弟夏收，吃住在父母那儿，看到父亲在果树下支一张床，床头放一杯茶，打开收音机，躺在那里听单田芳的评书《隋唐英雄传》，听那过瘾的、喊破嗓子的秦腔《斩单童》、《三对面》；我和母亲则在房里闲聊天。望着父亲那愉悦的表情，我感到这就是父亲所谓的“享福”吧。1994年父亲提前退休，我每次回家，都能看到他在不停干这干那，一刻也不闲着。吸着廉价的烟，喝着极普通的茶，穿着极普通的衣服，干着家务杂活，听广播，带孙子；有时也和邻里乡亲下象棋聊天，这样的好日子也仅仅过了几年。2001年母亲忽然病逝，父亲从此形单影只，闷闷不乐。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愿离开老家，即使我或三弟亦或姐姐，不论哪个接去，他也呆不了几天就急着要回去，我们也就只有常回家去看望他。2003年，父亲被查出严重疾病。手术后，尚在康复的他尽管受了不少委屈，但仍没有失去热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当2008年的春天刚刚来到时，父亲却走了。说来也怪，父亲在院子里栽植的一棵最大的苹果树，那年春天也再没有发芽、开花结果，随父亲一起走了；每年仲夏就能盛开五颜六色的牡丹也从此不见了踪影，院落里顿失生机，显得荒凉和冷清。
　　 父亲走了，永远走了，我们从此无家可回，只好漂泊在外。早在母亲去世后，我们就觉得家已残败不全；父亲患重病后，更感觉到这个残缺的家恐怕是支撑不了多久。我们担心，我们害怕。可担心和害怕的那一天谁也无法阻挡的来了，这是怎样的悲伤和无可奈何啊！长天高渺，万物轮回，黄泉路上从来行者匆匆，但我想无论父亲魂归何处，他的音容和品质绝不会湮灭——他一直活在他儿女们的心中，如今老家虽然还有兄弟一家，但没有父母亲的家总叫人感觉到像人生途中的驿站一样，感受不到那种特别的温暖和气氛。
　　 如今，我们只能在每年的清明、农历十月初一回到长满蒿草的父母坟前摆放祭品，上香焚烧纸钱。惆怅伤感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双亲；偶到老宅去细看，以期安抚寸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