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的1995年，是我的吉祥年份，那一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七日，我光荣地升职为父亲了。
　　 女儿出生那天，我还在一个名叫瓦缸窑的村里督办春耕生产。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村上更没有电话，我所在的回龙管理区也只有一部摇把子电话。老婆临产时，林业站的小寇干着急联系不上我，只好在去乡卫生院找产科医生的同时，借乡政府的电话给回龙管理区打了个电话，让管理区想办法通知我一声。
　　 管理区接到电话后也没敢怠慢，连忙派管理区附近的一个小伙子步行到瓦缸窑通知我。说起来，那个小伙子还管我叫姑爷，是我一个远房妻侄的儿子。小伙子名叫朋兴国，个子小小的矮矮的，但很活泼，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到管理区找我闲聊，“姑爷”“姑爷”地叫得可勤可亲了。当时听到管理区的秘书一说，他二话不说接下了这趟差事，连续趟过了四十八道冷水河，中午的时候赶到了瓦缸窑村房所在地。当得知我在该村六组指导春耕生产时，又连忙转道该村六组，直接从村主任余文庆家找到了我。告诉我他姑奶“发作”了（临产），让我赶快回林业站。听到这个消息后，村主任余文庆看到我好像还在犹豫春耕生产任务没有完成，便果断地对我说：“老弟你还不放心我吗？村上的春耕生产有我和懋胜叔盯着呢，你放心回去吧。过几天我和懋胜叔去站上看望弟妹。”因为是同姓的缘故，我和瓦缸窑村的村书记余懋胜一直以叔侄相称，余文庆自然就成了我哥了。
　　 听到余主任这么一说，我简单地交待了几句，就跟着兴国步行趟过四十八道冷水河回到回龙管理区，脱下即将报废的草鞋，换上干爽的皮鞋和衣服，骑上我那辆除了铃子不响浑身都响的旧“永久”，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林业站。
　　 那时的林业站在关防乡的茨沟口，与道班、教育站毗邻，距乡政府还有一华里的距离。我回到林业站时将近晚饭时分，卫生院的接产医生早就走了，老婆和女儿已经睡着了，屋里很安静。林业站的小寇住在二楼，听说我回来了，连忙从二楼下来，踩着猫步到屋里看我。用很低很轻微的声音告诉我，“我也不会给‘月母子’做饭，朋老师还饿着的呢。”然后，小寇伸手指了指厨房里的一篮子鸡蛋说：“这是我下午从食品所买的鸡蛋，你快给朋老师做饭吧。”
　　 说老实话，我那时也不会伺候“月母子”，不知道该给老婆做什么饭才合适，幸好老婆在林业站附近认识了一个名叫陈秋菊的女人，她们俩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陈秋菊把家里的事忙罢后，来林业站看我老婆，正好碰到我在厨房干转，不知如何下手做饭。她笑笑说：“你这个‘月公子’总算是回来了。还不晓得咋伺候‘月母子’吧？你去好好看看女儿吧，厨房有我。”正好老婆孩子还没醒，我就在厨房听陈秋菊有一搭没一搭地介绍说，这次真是多亏了小寇忙里忙外地跑，先是去找陈秋菊，又到乡卫生院找接产医生，还到乡代销社买红糖到食品所买鸡蛋。
　　 小寇是我在省林校培训时认识在校学生的，他毕业后真接分到了关防林业站。这小子比较热心也非常活泼，没想到正好在我女儿出生这件事上帮了我一个大忙。如果不是有他在站上帮忙，还不知道我老婆会受多大的罪呢！
　　 看到陈秋菊在厨房帮忙，老婆孩子又没醒，趁着这个空档，我骑着自行车去乡食品所买了几斤瘦肉，又去供销社买了一奶粉和两瓶酒，打算晚上顺便招待一下小寇和陈秋菊。奶粉的事还是陈秋菊特意嘱咐我买的，因为老婆暂时还没有奶水可供女儿吃的。
　　 晚上陈秋菊帮我炒了四五个菜，就我们三个大人，加上陈秋菊的两个孩子，就着那四五个菜，借着那瓶酒表达了一下我对他们俩的谢意。晚上，老婆看到女儿的襁褓已被女儿蹬散，又让我给女儿重新包上。谁知刚包上一会儿，又被女儿几家伙给蹬开了，只好又重新包扎。襁褓包好后，老婆又让我给女儿取个名字。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我翻了翻字典，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女儿的名字——溶，这个名字蕴含着我们家族的排行，女儿那一辈是个“水”字，水和容组合成一个“溶”字，可以溶解生活中的所有不幸和灾难，预示着女儿的一生平安幸福，所有的困难遇水即溶。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乡上的菜市场买了两条鲶鱼，据说鲶鱼有助于发奶。忙罢这些后，陈秋菊提议我该给女儿外婆家报个讯，并且让我到她们家捉只小母鸡，说这是老规矩，（如果生的是儿子，就必须拿只公鸡去报讯）然后，孩子外婆家会配上一个公鸡让我先带回来。从林业站到孩子外婆家要走四十多里山路，我把鲶鱼交给陈秋菊后，连忙提着她给我捉来的小母鸡出发了。四十多里山路，不到晌午时分，我就已经走到孩子外婆家了，简单地说了一声后，就准备返回，丈母娘让我别急着走，她把收拾好的东西和搭配的一只公鸡分装在两只口袋里，用一根小扁担穿着让我挑上，说他们最迟后天就来看外孙女。从丈母娘家回到林业站天还没有全黑，陈秋菊还在我家帮着照顾“月母子”和孩子，还帮我洗了一大堆尿片。
　　 对于我来说，这个女儿来得可真不容易！在女儿出生之前，我老婆曾经小产过两次，有一次还是个双胞胎。为此老婆一直感到很惋惜，时常抱怨我不该没有细心照顾她。对于老婆的抱怨，我真的是无话可说。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那时以工作为重，不可能经常守在老婆的身边。老婆第一次流产时，我正在县城南边的一个乡镇搞“社教”，那里距关防乡至少有120公里。老婆当时是在一个名叫朝阳沟的教学点教书，小产的原因是因为经常趟水过河，导致身体受到很大刺激造成的。小产时，由教学点附近的一个村主任妻子帮着照顾，那个村主任又正好是我一个远房舅舅，那个舅妈比较细心，帮我照顾得很好。我从“社教”点回去后，老婆已经小产第三天了，说起来真是让人心疼不已。
　　 第二次小产是在关防堡管理区，当时幸好我在家，但是老婆依然对小产的双胞胎难过了好长时间。那一次除了惋惜双胞胎的损失之外，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女儿出生的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二岁了。三十二岁当父亲，的确是有点太晚，但我毕竟已经荣升为爸爸了，女儿今年二十五岁，我也快满五十七岁奔六十岁了。因此可以说，这是个最值得纪念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