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桑树坪后，我的人生轨迹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后的今天，再来回忆当年那艰难岁月，简直可以用“痛心疾首”四个字来概括。
　　 ——题记
　　
　　 那年我高中毕业，因为家庭是老地主成分，高考落榜。于是，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桑树坪。
　　 桑树坪，记载了我19年的苦难人生！
　　 桑树坪深藏于秦岭山中，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古镇。据说，历史上曾作为长安通往江楚的一个驿站码头，让官府公差在此接送公文，让邮差信使在此传递信息，让商贾驮队在此交集贸易，那时，桑树坪曾繁华过，热闹过……如今的桑树坪啊，却沦落为一个蜗居于深山人未识的山村小镇。
　　 桑树坪四面环山，村子处在盆地中，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穿镇而过，把镇子分为南北两大块，河北岸为一、二生产队，河南岸为三、四生产队，河上一座明清时期修建的石拱小桥把两岸连在一起。凹凸不平的沙石公路沿着河道盘旋而上，这大概就是当年那条驰名全国的古道了。
　　 那年，我就是背着铺盖行李从这条古道上一步一步走回家的。
　　
　　 1
　　 刚走进家门，一杯水还没有喝完，生产队长陈红牛就走了进来。他是我的本家堂哥，大我二十多岁，几乎和我的父亲是同龄人。听父亲说，这几年他当小队长，对我们家照顾有加，算得上村里最要好的知心人了。
　　 我和父亲看队长来了，立即让他坐到方桌旁边的太师椅上。这太师椅是土地改革时，我家那个地主爷爷求工作组开恩，特意留下来没有分走的唯一家具。父亲忙起身给队长侄儿倒了一杯开水，我也忙取出从县城带回来的水果糖给他吃。红年哥并不客气，接过来撕破糖纸一下子撂进嘴里就咯嘣咯嘣咬着吃起来。
　　 大家都没有说话，几乎是在沉默中坐了好长一段时间。红年哥终于开口了：“兄弟，别难受，回来就回来了，哥会帮你的。”
　　 我的眼眶霎时潮湿了，点点头说：“谢谢哥！”
　　 红年哥吃完糖，冲了一口开水，说：“县上给村里派来了工作组，听说又要搞运动哩。早晨开会要寻一个人在墙上写标语，算来算去，没一个合适的，你回来了就好，从明天起，你给咱写吧。一天记10分工，和一等劳力记一样的报酬。”
　　 我心里豁然开朗。毛主席老人家说的“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句话立即鼓舞了我，使我高考落榜的失落感簌地烟消云散，我蓦地对农村抱有极大的信心。第二天，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走马上任了。虽然冷风飕飕，但我心里热乎乎的。队长哥给我找来了一袋石灰，我又用红麻丝绑了一支不算小的“毛笔”，再带上一把秃笤帚，扛上一架木梯，这就是我的全部道具了。
　　 标语的内容是镇政府拟好发给各大队的。我遵照上边的指示，一字不差地沿河南岸从东到西，一家挨一家，有的写在房屋的山墙上，有的写在门面墙上。河南岸四十多家，清一色的陈姓，全是我的本家。除我一家地主成分外，其余叔叔婶婶家不是中农就是贫农。
　　 写了不到五天，桑树坪的河南岸墙上全写上了各种字体的宣传标语。我最拿手的是隶书、魏碑、仿宋、黑体等等，我尽自己的能力把在学校学到的美术字体都贡献出来了。望着这一面面墙壁上这一条条标语，我心里美滋滋的，“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又泛上我的心头。是啊，回到农村就把几十年学到的知识都用出来吧，为家乡父老服务同样是为社会尽心尽力。
　　 第六天，我搬着梯子兴冲冲地走到河北岸。我选择了一面位置适中而且十分当火的墙壁，爬上梯子，蘸饱了石灰水，刚写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忽然有人在下面大声叫道：“下来，谁让你写的？哼！一个地主分子的狗崽子，竟然参与到运动中来了……”
　　 从梯子上朝下看，一个胖墩墩的矮个儿年轻人，站在离我不远的街道上，两手插腰，眼露凶光，双眉倒竖，似乎要吃掉我。我在瞬间回忆了一下，依稀认出他是大队会计，那个只念过小学四年级的杨猫娃。我知道，他爹解放前给我们家打过短工。士改订成份时，我家只所以划为“地主”，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内容。
　　 我立刻站不稳了，两腿酥软，浑身颤抖，几乎从梯子上掉下来。镇定了片刻，我强挣扎着一步一步从梯子上爬下来。能说什么呢？我一言未发，悻悻地挨回家中。
　　 父亲问我是怎么了，情绪为啥一落千丈，我一句话也没回答他，就钻进我的小房蒙着头睡下了。父亲见我沮丧的样子，猜想我遇到了麻烦，再也干不成写标语这种工作了，安慰了我几句，就跛着那条右腿，到河北岸大街上把我爬上爬下干了四五天的梯子和石灰水拿回了家。
　　
　　 2
　　 我的父亲是全大队有名的“老好人”，用村里人的话说，是指头塞在口里都不咬的人。桑树坪解放时，父亲二十四岁，土改那年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但他没什么劣迹，村里人对他恨不起来，见了面全都乐呵呵的。所以，前二年队上没人当饲养员，小队人就选了他。他说不大合适吧，红年哥就劝他，社员们没意见，你就干吧。就这样，父亲干上了我们小队的喂牛工作。一干就是两年。
　　 父亲低低的个子，平时爱抽烟，见人一股烟熏味儿。走起路来像要踏死蚂蚁似的，慢腾腾的，说话也木木讷讷，半晌哼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村里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骆驼”。父亲自从当饲养员后，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小队七头耕牛，经他亲手喂养，全都膘肥体壮，每次拉出圈门，总是活蹦乱跳，两头撒欢。两年来，队里人都说他这个饲养员当得好。可而今，不知咋搞的，竟有人说他偷吃牛的饲料。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全大队人都知道了。
　　 昨天晚上，小队长红年哥来我们家，告诉父亲：“明天清早在咱们小队打麦场开群众会。大队来人参加，开你的批斗会，让你交代偷吃牛料的事……”
　　 父亲坐在炕沿儿，仍然闷着头抽旱烟，嘴角的涎水拉了丝，掉到裤子上，一句话也没说。我有点气愤，就冲着红年哥说：“大队的人心死了？一头牛一天只发一斤包谷皮，要不是我父亲黑天半夜精心管护，牛怕早瘦得皮包骨头，脊梁干子像刀片……”
　　 “一斤一两牛料都是从我手里发出去的，我能不知道！”红年哥说，“这全是那些‘运动红’诬陷人哩。”
　　 父亲把烟灰在炕沿上磕了磕，吸了丝冷气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家要斗，就叫人家斗吧。”
　　 “可也不能受这冤枉气啊！”我说，“红年哥，如果这事放在你身上，你能接受吗？”
　　 红年哥低下头闷了半晌，终于说：“运动嘛……咳，谁叫咱是地主呢！”
　　 “总不能事事都拿地主开涮。”我跳起来，“没偷吃，却硬要说偷吃了……总把屎盆子往咱头上扣，这也不是第一回啊！”
　　 “坐下！”平时十分木讷的老父亲，突然对我发了脾气，“你狂的干啥？咱要把咱放在秤上称一下，看咱是几斤几两！”
　　 我不再张声了。
　　 红年哥看我不服气的样子，就睖一眼说：“我今晚就是专门为你来的。明天清早的批斗会，你最好不要参加，免得惹麻烦。”
　　 “咋咧？我又不是地主分子，难道取掉了我的社员资格？”
　　 “我为你好。”红年哥站起来，做出要走的样子，说，“我提前来给你打个预防针，听不听在你。”
　　 红年哥说完就低头出了家门，父亲没吭一声“噗”地吹灭了煤油灯，说：“睡觉！”
　　 摸着黑我回到自己的小房，一头倒下便睡。但是说什么也睡不着，像烙煎饼似地在炕上折腾了一夜。
　　 天刚亮父亲就起床了，我以为他会沮丧得打不起精神，谁知他从柜子里翻出一套新衣服，还特意紧了一条白色的粗布腰带，拿起他那形影不离的旱烟锅，早早出门去了。
　　 我一想，不对劲呀，这么早就去迎接人家的批斗吗？会不会一时想不通，去寻短见？我赶紧穿好衣服追了出去。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四山还罩在黑魆魆的剪影中，天阴沉沉的，像要塌下来似的。我首先来到村东的打麦场上，一眼就看见父亲端端正正地站在往日开会的地方，两手垂直，低着头，像有几百人正在吆喝着批斗他一样。我拉了拉他的衣角，说：“爸呀，天还早，咱回吧！”
　　 他没回答我，只是摆了摆手，让我先回去，然后又周周正正地站在那里。看到这种场面，我一时心里像吃了鸡毛，难受得发慌。
　　 我不能离开父亲，必须待在这儿看守着他。
　　 太阳出山前，红年哥来了，他只是绕着大场转了一圈，又默默地离开我们回村子去了。一会儿，就听到街巷里传来铁皮广播筒的喊声：“全体社员请注意，全体社员请注意，一律到村东的打麦场上开会。批斗地主分子……”声音由近渐远，慢慢地湮没在清晨的静谧中。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大队长和大队会计才逼着三十多名社员向打麦场走来。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又肥又圆的大队会计滚到我父身身边，伸出右手掌在他的脖颈上“啪”地拍了一下，油腔滑调地说：“哟，还挺老实的！早早就低下了头，嗨嗨，认罪态度还不错嘛！”
　　 大队长是河北岸正街人。其父从湖北讨饭落户桑树坪，在一家中药铺当小夥计，建国后第二年就客死他乡。儿子张亮是他抱养山外一个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自然就是运动依靠的对象。
　　 大队长宣布批斗会开始，简单地说了地主分子不规矩，偷吃牛料，这等于挖社会主义墙脚，然后发动全体社员检举揭发。可是，等了约二十多分钟，没一个人发言。大队会计着急了，就瞪着一对牛眼说：“怎么不说话？哑巴啦！”
　　 三十多名社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一个人说话。大队会计一挽袖子，吼起来：“你们这些混账东西，社会主义觉悟跑哪儿去了？”
　　 一听大队会计骂人，打麦场上几个青年人不服气了，鼻孔里出着粗气，把拳头攥得紧紧的。红年哥把每个人瞪了一眼，示意他们不可轻举妄动。
　　 大队会计盯一眼大队长，狠狠地说：“阶级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说着，一咬牙根，上前抬腿一连踢了我父亲三脚。
　　 我实在不忍心父亲遭此不公正的待遇，就连谁的眼色也不看，上前将大队会计猛地推了一把。谁知这家伙不经推，一下朝后跌倒，像皮球一样在地上翻了两个跟头。
　　 社员们哗地笑了。大队会计恼羞成怒，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扑过来，两只大手掐住我的脖子，又咬又啃，我憋得鼻青脸肿。大队长不知是拉架还是帮着会计打我，反正三个人扭到了一块，难分难解。
　　 红年哥一使眼色，三个小青年立即从麦草窝里跳出来，将大队长和会计摔出好远，坐在一丈远的地面上。众人指着他俩骂道：“简直是欺侮人！什么批斗会？胡闹！”说罢，一哄而散。
　　 几个小青年将吓昏了的父亲抬起来，护着送回家中。我也被红年哥救起，背着送到大队医疗站……
　　
　　 3
　　 父亲跟没事人一样，第二天照常去饲养室喂牛。我呢?不吃不喝整整睡了三天。
　　 父亲没奈何，赶紧去找我们小队的队长陈红牛。他想让红年哥劝劝我，不要想不开。红年哥来了，还是一句话不说，坐在我的床头，闷了大约十多分钟，终于轻轻地咳嗽一声，说：“兄弟，小队的事我做主。菜园子老五叔住院了，你就给咱顶替几天。反正冬天又没多少活要干，就是有一头母猪，需要人照管。你就到菜园待几天，一天三顿草糠，每顿半勺包谷皮……我让记工员每天仍然给你记10分工。”
　　 从此，父亲喂牛，我喂猪！
　　 下午，红年哥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了小队菜园。
　　 小队菜园在村子东边，靠近河岸，是一亩多大的下湿地。一座茅庵奓在小渠边。红年哥打开菜园庵子门上的锁，然后把钥匙交给我，说：“咱们小队所有的经济来源，全靠这个菜园。老五叔出院回菜园后，你们两人给咱小队务弄吧；老五叔没文化，你是高中毕业，多给他教一点科学知识。”
　　 茅屋是去年用荻尖茅重新修葺过的，里边不过十多个平方，四面土墙上泥皮斑驳，母猪圈在茅庵背后，和我要下塌的茅庵大小差不多。当我和红年哥来到猪圈旁，母猪见有人前来光顾，就卷起尾巴哼哼唧唧地从窝里跑出来，把头趴在木栅栏上，向我俩讨吃。红年哥顺手撮了一瓢糠倒到石槽里，再舀一瓢清水加进去，还不等搅拌，母猪就嗵嗵嗵吃了起来。红年哥说：“喂母猪就这么简单！”
　　 这种简单的劳动，让我度过了这年的冬天。
　　 要到菜园去，必须经过一片芦苇园。芦苇园边有我家二分自留地。父亲虽然腿有点跛，但他一生勤劳，手不释闲，把个自留地务弄得井井有条。第二年开春，清明节刚过，父亲就给自留地里种上了稙玉米，我很高兴，因为这是一家人生存的希望。我每天到菜园上工，都要踏过我家自留地旁边的小路，从禾苗出土到铮铮拔节，我一天天盼望着嫩绿的禾苗快快长大。
　　 一天，我忽然发现苞谷地里有十几只鸡，公的，母的，大的，小的，都在鹐我的苞谷苗。嫩绿的叶子被鹐得所剩无几，几乎剩下光杆子。我一时气怒，拾起路旁的小石子，向苞谷地里扔去，但那些鸡们正在疯狂至极，根本不理睬我扔过来的石子，仍然跳着跳着鹐高处的嫩叶子。我只好折下一株芦苇，赶进地里边，一边吆鸡，一边咒骂：“养鸡的人心死了，把鸡放在庄稼地里糟蹋人，像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