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已经三年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写过他，今天是父亲节，看着关于歌颂父亲的文章，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不禁心头一振，鼻子一酸，真的对不起父亲，他生前我没有尽到孝心，深感愧疚，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他的思念和感恩之情，愿他在天堂能够安息。
　　
　　 一
　　 爷爷、奶奶早年家里没有田地，靠租种金大先家的地生活。金大先是一个地主，也是一位开明绅士，比较同情穷人——剥削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比较人性化，如果遇到荒年就免了我们家的租子。金家当时在长风这一片属于望族，人丁兴旺，田产众多。不过与小学课本中提到的劣绅是有区别的。父亲生在贫农之家，小时候跟着奶奶吃了不少苦，奶奶一生共生了五个孩子，只有排行老四的父亲（1946年8月21日生）和排行老三的二姑活了下来。其中有两个叔叔不幸夭折了，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五。老二长得白白净净，聪明伶俐，荒年由于生活所迫，13岁那年在江南的深山里给地主家放牛，一个昏暗的傍晚从草丛中蹿出一只长相似人的怪物，他误以为是鬼，受到了极度的惊吓，据长辈们说是吓破了胆，回家以后便失魂落魄，脸色难看，不吃不喝，不久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全家人最喜欢老二，听到这个噩耗，奶奶悲痛欲绝，哭昏过去好几次。老五是三岁的时候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发烧病死的。那时候的人生命是很脆弱的，医疗条件极差，生个小感冒都有可能夺去性命。还有一位是排行老大的姑姑，长到十六七岁，也因荒年生活所迫，小小年纪嫁到现在长风乡柘山村的一户人家，因为不嫁出去，家里没东西吃，就会饿死，嫁出去还有个活路，她是个老实人，不爱说话，脾气倔强，可能是在婆家受到了什么虐待，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当时结婚还不到两个月。后来家人四处寻找，至今杳无音信，家里人老实巴交，没有逼着她的婆家要人，居然就这样算了。后来奶奶回忆说，大姑可能是逃到外地去了，也可能是死在外地了，我小时候一直盼着大姑能回家。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应该有85岁左右了。渐渐地，家里人都不抱任何希望了，全当她死了。奶奶每当和我们谈到大姑时，都会潸然泪下。
　　 奶奶活下来的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就是二姑（排行老三），成家之初，二姑爷一贫如洗，公公婆婆只给他俩一双筷子和一只碗，说：“拿着，自己去挣吧。”二姑一气之下带着丈夫离开了家乡去了皖河农场，几年之后，因为思乡心切，带着两个儿子又搬回来了。由于他们夫妻都是勤劳的人，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她家的日子越来越好。她干起活来像发了疯一样，那简直就是不要命了，例如，某块田里的稻子没有打完坚决不回家吃饭，全家人都得跟着挨饿，有时一饿就是一整天，到老了虽然也是儿孙满堂，幸福满满，但是她年轻时身体严重透支，现在多病缠身，苦不堪言，腰椎不好，怕光，怕冷，怕热。现在五个儿女在她的教育和影响下，都很孝顺、勤劳，都是事业有成。
　　 农村里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的父亲小时候自然也会受到爷爷、奶奶的特殊照顾，尤其是三个孩子先后不在的时候，奶奶更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好吃的、好喝的都给他。父亲很幸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个比较穷苦的年代，居然还能上学。奶奶曾经说过，祖祖辈辈都吃了不识字的亏，无论如何也要送孩子去上学。1955年9月，家里人打算让父亲去上学（十岁），二姑（十二岁）突然醒悟过来，吵着也要去上学，奶奶也没办法拒绝，只好默认了，她很倔强，怕丢面子，不愿意跟自己的弟弟在同一个年级读书，于是直接坐在二年级的教室里，死活不走，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得这样。就这样学了一年，第二年，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交不起学费，二姑便辍学了。可是无论如何，全家人就是省吃俭用，都得供父亲读完小学。听父亲说有一次爷爷在湖边挖藕时无意中看到一只冻僵的野鸭，真是喜出望外，捡回家带到学校充当了学费，当时老师们哭笑不得，如果不收也没钱交，他们只好“欣然接受”了。在今天的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那个年代吃的比什么都精贵，父亲说他总是饿着肚子上课，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上课时老想着吃的东西，每天放学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吃点东西，哪怕喝点稀粥也好，一锅稀粥里面通常只有一小把米，碗里的稀粥看上去亮堂堂的，真的能当镜子照。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三年里（59年、60年、61年），村民们没粮食吃，有的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在夜里偷生产队的红薯吃，结果被逮到了，几个生产队骨干分子将他吊在梁上一顿毒打……多数人只能啃树皮，挖野菜，下河摸河蚌，捉老鼠等。怪事，荒年连老鼠都少得出奇，更别说猫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吃死人的现象，许多人得了浮肿病，脖子肿得像个大馒头，这是长期营养不良所致；不少人被活活的饿死了。后来连这些东西都没得吃了，大家都饿得皮包骨头，在饥饿的驱使下，二姑和父亲就一起去山上挖观音土吃。观音土是一种烧制瓷器的白泥，其实吃下去没有任何营养，只是填填肚子，找找充实的感觉而已，吃在嘴里没有泥土那么“沙”。人吃了这种东西，会出现腹胀的现象，这种东西在肠道里黏黏的，比较重，不容易从肠道里排出来，有些人实在受不了就用棍子在肛门里掏，吃得太多的人因此而被活活地胀死了。
　　 他们俩也知道这种东西的危害，但是肚子里空空，实在难受，忍不住还要去试试。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来到了山脚下，好不容易才找到挖观音土的地方，这个地方已经有许多人挖过，山已经被挖得空空的，二姑在前面，父亲在后面，正当他们正挖得起劲时，危险发生了，塌方了，一大片土直接把二姑埋起来了，父亲被此景给吓懵了，脸色发白，心怦怦直跳，半晌说不出话来，幸好被一位经过的大爷看到了，他把二姑从土里刨了出来，只见她脸色苍白，奄奄一息，半天才晃过神来。他们俩丢弃观音土，相互搀扶，一瘸一拐地走回来了，到家时，奶奶疑惑地问他们：“怎么空着手回来了？”父亲吞吞吐吐地说：“山倒了……差点压死了……”奶奶急得给了父亲一巴掌，父亲哇哇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姑姑拖着受伤的身体，有气无力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奶奶的泪水夺眶而出，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很久说不出话来，最后用低沉的声音说：“好了，我们就是饿死也不让你们去了。”
　　 其实，生活上的艰辛远不止这些，这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呢。遇到下雨天，别的孩子有黄洋伞或斗笠、雨衣什么的遮雨，父亲只能把书包（用一块布缝的）抱在怀里，弓着背，冒着雨前行，为了不让鞋子弄湿，（买不起胶鞋，更别说胶靴了。布鞋，平时舍不得穿，只有上学才穿，奶奶做布鞋不是没有时间，只是废弃的布料不好弄，所以还得节省。）无论春夏秋冬，一到雨雪天气，父亲都是光着脚上学，到学校后稍微洗洗擦擦再把鞋子穿上，要是冬天到学校后两只小脚冻得红通通的。由于祖上（父亲的奶奶，她是这种弓形脚，导致她的儿子也是这种脚，到父亲这一代还是这种脚，真是代代“真传”啊。）遗传的原因，他的脚是畸形的弓形脚，每次光着脚走在泥地上，因为脚趾抓不住地面，很滑，他比一般的孩子更容易摔倒，所以走起路来得小心翼翼的。这种脚让他在同学们面前很没面子，经常遭到奚落。在后来的劳动中也受到很大的制约。弓形脚如此，左边耳朵上还生了一个子耳朵，加上小时候头上害过癞痢，一度曾流脓不止，当时无钱医治被人耻笑，最后好了，留下了疤痕，头顶中间再也没有长出头发，影响了国字脸这一英俊的形象。后来当地的美女们看不上他，只好到江南的深山里找对象，就是我的母亲，这是后话。
　　 1961年6月底，十六岁的他小学毕业，为了生活只能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因为那时初中离家很远，加上家里交不起学费，奶奶把心一横，只能如此了，好歹念完了小学还认识几个字。那时候，识字的人很少，大部分人是文盲，读完小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就连当时生产队的队长都是文盲……
　　
　　 二
　　 小学毕业后，父亲在家磨练了三年，跟着爷爷学会了编竹器，会编常见的竹篮、畚箕、竹席等。也和妇女、大孩子一起参加生产队里的一些轻体力劳动，如拔草、摘棉花、施肥等。不过工分值只有成年男子的一半。1964年上半年，父亲十九岁时，四十九岁的爷爷因胃癌不幸去逝，全家陷入无比悲痛之中，这给原本就很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父亲柔弱的肩膀必须扛起家庭的重担，逐渐从温暖的港湾中走出来。十九岁时就和壮年男人们一起参加重体力劳动，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所有的田地属于集体所有，归生产队统一支配，个人是没有土地的。我们那个生产队叫余粮队，大约有一百多人，社员们在一起劳动。生产队领导人主要包括：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队委若干（也就是社员代表）。实行记工分制，根据分值的多少分配生活资料，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家里成年人多的，男劳力多的，挣的工分就多，像父亲这个年龄，只能算八成成年男人的工分。农村常做的农活有打稻、插秧、打农药、割麦子、种油菜、捞水草、挑泥、打柴等。
　　 其中捞水草是比较难的活，是男人的活，这种活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组，男人们之间自由组合，没有一个人愿意和父亲这个没有任何经验而且没什么力气的毛头小子搭档。眼见着大家都选好了自己的搭档，父亲只好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一脸茫然的样子。最后，本家二叔（父亲的二叔，四代之内，比父亲大十几岁，我们这一代人称他为“二爷爷”，安庆方言即“二爹爹”。）看着不忍心，就来帮父亲。老实的父亲只是很感激地看着他一眼，没有说话。可能有朋友就问了，捞水草干什么用啊？用来当作稻田里的肥料，把水草堆起来通过高温让它发酵，发烂、发臭后才撒到田里去。
　　 于是他和父亲划着小木船朝西边大河驶去。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养珍珠的、养鱼的，整个大河里水清凌凌的，水草肥美。一眼望去，碧波荡漾，近处岸边田田的荷叶像一把把撑开的大伞，粉红的荷花如亭亭的舞女。风景如画，可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没有多少人有这种闲情雅致去欣赏美景的。那个年代“温饱”大于天。
　　 怎么捞呢？两根长长的竹篙用绳子捆住中间的部位，张开就像一把巨大的剪刀，将它的前端张开插进水草中，然后收拢、将两根竹篙并紧，夹住水草，用力旋转它，使水草紧紧地缠在竹篙上，最后将竹篙用力往上拖，水草也就跟着上了船，松掉竹篙，褪下水草。如此循环，直到小船堆满为止。这一切，对于父亲的二叔来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的事，对于父亲来说难于登天，遇到的困难有：力气小，竹篙由于水的浮力压不下去，好不容易压下去了，水草没有绞到位，只绞上来一丁点儿；站在船上提心吊胆的，脚下不稳，加上不会游泳，显得很紧张。
　　 那些熟练的人们早已完成了任务，凯旋归来，父亲和二爷爷（我的称呼）仍然在忙碌着，汗流浃背，手心被竹篙磨得通红，起了水泡，火辣辣地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水草总算装满了船，可以往回划了。父亲舒了一口气，感激地望着二爷爷，二爷爷擦擦额头的汗，望望天，说：“文国，快点，天要下雨了。”
　　 “哦。”父亲点点头。拼命地划着桨，船被水草压得好深，好沉，在水里走得十分缓慢，像乌龟一样爬行，一不小心还会有沉船的危险。
　　 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然，天空中刮起了大风，天黑沉沉的，像黑锅底，又像打翻了墨水瓶。船上的人抱紧船身，哪里还敢划桨？大约过了几分钟，风小了，雨却大了。“白雨跳珠乱入船”，这场大雨在苏轼的眼中是一种美，可在父亲看来，那就是要命的子弹。叔侄俩身上全湿了，船上的水也越来越多，眼看就要沉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经验丰富的二爷爷，大声喊着：“不要怕，把水草往河里推（卸掉的意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船就开始沉了，父亲脸色煞白，显得很绝望，因为他和二爷爷都不会游泳。他们俩紧紧抱着下沉的小船，二爷爷还在用力地向下扒船上的水草；父亲吓得不知所措，双手不停地抖着，瓢泼大雨打在脸上，人根本睁不开眼睛，耳朵里全是“噼噼啪啪”的雨水声，轰隆隆的雷声把这种恐怖推向了极致。一会儿，眼里、口中全是水，人已经沉入水里了，眼冒白花，大量的水直往肚子里灌，鼻子呛得酸胀。慌乱之中，他似乎也明白了，溺水了：自己马上就会被淹死了。在本能的促使下，他拼命地挣扎着，借着没完全沉下去的船，偶尔还可以露出头来喘一口气。无意中看到二爷爷（父亲的二叔），一只手抓着竹篙，仰着头，只露出鼻子和嘴在外面透气，不怎么慌张；另一只手在抓什么，好像想拉父亲的衣服，可是怎么也够不着。
　　 雨在继续下，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父亲可能快撑不下去了。脸色苍白，腹中喝了许多水，肚子涨得鼓鼓的。突然，父亲被一只大手从后面托出了水面，向岸边游来，其实离岸边也只有几米远。上了岸的父亲，有点神志不清，口中直冒白水。二爷爷也获救了，他没有喝多少水，所以大脑清醒，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