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人满为患
　　 楠竹山这个地方虽然很小，总面积大约不到八平方公里。但它的露天电影广场，却大得吓人，在省市企业中，无论其规模和设施，当时都应该是一流的。
　　 约两个足球场大的广场里，排满由低到高的六、七十排水泥凳子。前方是一堵长约四十多米的银幕墙，墙下是宽敞的舞台。可演文艺节目，也是开会用的主席台。与银幕墙遥遥相对的座位后面，则是谢绝参观的电影机房
　　 广场中虽有五千多个座位，但踫到吸引人的新电影时，这些座位仍满足不了观众的强烈需求。毕竟楠竹山的常住人口大约有三万之众，区区五千个座位，又怎能不人满为患呢？
　　 露天电影广场曾经是小镇居民们的最爱。那时还没有电视，专业剧团又很少下厂下乡演出，因而偏僻小镇上的居民，只能靠看电影来打发自己的业余时间，从中去感受、欣赏外面世界的精采。
　　 记得很清楚，那时每家都会备有几张自制的薄薄的小板凳，予先排队买好电影票后，家里便会早早地吃完晚飯，由那些半大的孩子，提着一大叠板凳去占位子。
　　 占位子的事，是孩子们最高兴做的，在等待的近一个小时里，孩子们可以交换食品，交流各自的见闻，还可以在长长的座位间相互追逐嬉闹，直至看电影的人流渐渐多了起来，孩子们才会守在自己的位子旁。
　　 电影开演前的刻把钟，在家收拾完的大人们才会姗姗而来。这时，找人的、叫人的、埋怨的声音此起彼伏，有如杂乱无章的交响乐。
　　 尽管声音嘈杂，但那种融融的气氛，却让人倍感亲切温馨。待大家都坐定后，电影也快开演了。
　　 当时，朝鲜拍摄的电影非常受欢迎。象《看不见的战线》、《卖花姑娘》等，都会让全镇上下轰动一时。从白天买票开始，必须由公安处专门派人维持秩序，否则，卖票的窗口都会被挤翻。
　　 至当晚开演前后，有票无票的观众都死命的往里拥挤。到最后，领导只能临时决定，干脆打开大门，让所有来的人都进场。反正位子己经坐满，就让大家站在过道里看，还可避免骚乱些。
　　 保守点估计，那两晚的观众至少达到上万人。因这两部电影故事动人，情节跌宕起伏，且主人公命运悲惨，故整个电影放映过程中，只听得到一片哭泣声、唏嘘声，而没有半点嘈杂声。
　　 那时，一张电影票才五分钱，而且是宽银幕的，在俱乐部里面看是一角钱。所以只要天气好，大家情愿到露天电影广场去看。这里场地宽敞，气氛自由，且能随时和邻居、熟人交流，所以倍受大家欢迎。
　　 尽管当时票价便宜，但有些家庭人多收入低，想经常去看还是有些舍不得。故那些半大的男孩便喜欢凑在一块，或用废旧票蒙混入场，或干脆爬上靠南边的围墙蹭电影看。管理人员虽也大声斥责，但只要他们不争不吵，不惹事非，也就只打雷不下雨，听之任之了
　　 七十年代后，开始有了电视机。先是一个家属分会发放一台，每天到点后搬到外面请大家看。后来，有人省吃俭用率先购买了电视机，便和邻居合着看。再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并逐步由小到大，再由黑白变彩色，原来的电影观众，便全部被电视抢走了。
　　 至九十年代以后，俱乐部也曾在广场上放过免费电影，但观众一直寥寥无几，曾经倍受小镇居民钟爱的露天电影广场，就这样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遥远记忆中，一道难舍难分的风景线。
　　
　　 ◎《迅雷》创刊独领风骚
　　 江南厂的群众性文学创作活动起步较早，在市区各大企业，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还未对此项工作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江南厂的《迅雷》文学创作组便横空出世。
　　 除有组织、有建制、有活动外，还出版了三期铅印杂志，出版壁报数十期，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文艺、文字写作人才。为江南厂的持续发展，企业文化繁荣，立下了不可埋没的功劳。
　　 创作组的成立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一九五七年。那时，从武汉二一二技校分配来厂的一九三名学生中，便有不少出类拔萃的文学爱好者。
　　 其中，钳工班的班长黄道矩，在校时便名声在外。他曾在中学时，便伙同其它学校的学生一道，独立创办了油印文学刊物，受到各校学生的追捧。
　　 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当时的厂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孔祥义(后升任厂党委副书记)，便亲自敲开了他的宿舍门(时住单身宿舍永久楼)。
　　 一番寒喧后，孔部长便约请他出面组织工厂的文学创作组。并答应腾出房子，配上桌椅，提供笔墨纸张。
　　 见领导如此重视，黄道矩便爽快的答应了这件事。本来他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平时他也跟不少爱好者交往甚多，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当然不能让它随便错过。
　　 经过一番摸底筹备，《迅雷》文学创作组便正式成立，其在册人员约有三十多人，全是青一色的年轻人。
　　 成立大会上决定，为活跃职工文化生活，团结广大文学青年，由工厂出资，立即筹备出版《迅雷》文学专刊，力争每季度能出版一期，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发表园地。
　　 会后，孔部长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商定，为确保《迅雷》专刊的正常运作，特成立编委会。
　　 主编由黄道矩担任，编委由宣传部的葛文祥、厂工会的张富文、铸造车间的陈云及厂团委的宣传委员共五人组成。
　　 在首次编委会上，大家还讨论了创作组的章程，并确立了接稿、审稿、定稿程序。
　　 因创作组未设专职脱产人员，故一切创作活动均以工余和业余时间为主。那时的年轻人热情高，干劲大，因而设在工会一则的创作组办公室，每到夜晚经常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迅雷》文学专刊先后共出了三期铅印版，数十期厨窗版。每期都登有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等，俨然一本象模象样的正规杂志，大大满足了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欲望。
　　 书印出后，除发到厂里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创作组所有成员外，还主动向市级相关单位报送。
　　 当年，在《迅雷》刊物及壁报上，如果发表了作品，一律没有稿费支付，最多给作者发放几本稿纸。
　　 但即便是这样，爱好者们仍趋之若鹜。那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仍想方设法和创作组的成员拉关系，如能将自己的习作挤上刊物发表，那种沾沾自喜，倍感荣耀的心情，是常人所难能理解的。后来，黄道矩因工作调动，已担任九车间专职的团总支书记，且旗下有几百年轻人，每天都十分繁忙，实难再担任《迅雷》专刊的主编。
　　 鉴于新的情况，专刊便改为壁报方式登载。那时，工厂没有现在的纸质媒体，众人商议，将《迅雷》由专刊转为壁报，定期在俱乐部一则的橱窗上展出。因都是身边的人和事，故参观者依旧络绎不绝。
　　 文学创作组的成立，大大激发了青年们认真学习，发奋创作的热情。截至文化革命前，组内先后有多人走上领导岗位，还有一些人成长为经营、技术、宣传、文艺工作中的骨干。
　　 原四车间的青年工人作者沈德辉，还于一九六五年，先后两期在《湖南文学》头条发表小说、特写作品，成为湘潭市举足轻重的工人作者，受到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表彰。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