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国难当头，好男儿当何去何从？七十多年前，当日寇在中国大地恣意横行，烧杀虏掠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这生与死的艰难抉择。江南健在的三位抗战老兵：王子培、张可敏、陶世齐，虽然当年他们的居住地、年龄、学历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弃笔从戎，自愿参加到了正规的抗日队伍中。他们用自己的具体行为，诠释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与一切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六十多年过去了，期间，三位老人原本应是一段极为光荣的历史，却在特殊的年代无端遭到了一些误解，并曾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政治伤害。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当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时，才真正发现：当年，无论是在正面战场或敌后游击战场，无论是国统区或是沦陷区，到处都有无数一身傲气，铮铮铁骨，视死如归的华夏子孙。君如若不信，江南的三位抗日老兵，便是铁证。活着，就要挺直腰杆做人王子培三位幸存的抗日老兵中，王子培的年龄最长，今年一百零六岁了；学历最高，原浙江地质大学测绘专业毕业；军龄最长，1938年入伍，1946年请长假离队；军阶最高，代理中校科长。谈到他的这些经历，老人思路仍十分清晰，且吐词清楚有力。他说，在国民党的正规军里当兵，一样要靠真才实学。当年，因为他能写、能说、能唱（京剧）、能拉二胡，还能在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仪式上，像模像样地当司仪，这在国军政工人员中也算是“人才难得”了。因此，无论是搞抗战宣传、鼓动，或搞民运、联络，以及搞战后的收容、转运等，他都得心应手，且能独当一面。正是有了这些硬本事，再加上和各级部门、上下官员关系熟络，他的职务才节节高升。从最先的少尉、中尉，一直晋升到代理中校科长，最终成为国军第十军政工队伍中的佼佼者。作为文官，王子培自参军起，几乎未打过一枪一弹。但他却从头至尾参加了在湖南境内的湘北二、三、四次会战，记忆最深的当属闻名一时的“长沙保卫战”。那六天六夜，既是生与死的考验，也是灵魂的一次洗涤。当时他所在的第十军190师奉命坚守长沙的东门一带，另外两个师则分守北部和南门。时值长沙大火后，全城被烧去三分之二，整个市区到处是断垣残壁，只剩下中山路比较完整。他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小吴门某私人公馆的地下室里。白天，日机每天都要例行轰炸，成百上千颗炸弹仿佛要把长沙市全部炸平方才罢休。在大部分政工人员已安全撤离的情况下，留守的王子培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疏散群众，收集战况，刻印战报，上下沟通反馈信息等多项工作。因为战事紧急，且枪炮声日夜不断，所有参战人员均连续几天都不曾合眼，到后来，脑袋都昏昏沉沉地，有点不太听使唤了。打到第五天，眼看日军已越来越逼近190师的防地，严峻形势面前，师长断然下令，为每个非参战人员派发两颗手榴弹，并明确告知，一发可投向敌人，另一发则必须留给自己。同时，还要求每人写下遗书，以备后来者发现上缴。那一刻，王子培才真正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残酷，他迅速反醒检讨了自己的一生，觉得此生并无遗憾。最后关头，如果能亲手消灭一个鬼子，也算是够本，如能消灭二个、三个……那还真赚了。假如真是这样，自己的一生也算有个圆满的交待了。说到这里，王老凄然地苦笑了一下，已枯黄的双眼里，却溢满了浑浊的泪水。谁知打到第六天，整个战局突然发生了转机，原来像疯狗一样死打硬拚的日寇进攻队伍，此刻却灰溜溜地向后撤退。枪炮声也越来越少。原来，国军的增援部队已穿插到敌后，并切断了他们的后退之路。于是，震惊一时的“长沙保卫战”，最终以国军的胜利而告终。这一仗得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嘉奖，并被当作典型战例在军内外广泛宣传。作为身在其中，且表现突出的参战政工人员，王子培的后续工作也理所当然地分外忙碌起来。
　　 1946年起，蒋介石不顾八年抗战带给人民的无穷灾难，悍然加快了发动内战的步伐。见国民政府已腐败如此，王子培顿觉心灰意冷，再也无心在国军中干下去。他借请长假之名，一走了之，再也不和部队发生任何瓜葛家中有老是个宝，王子培的亲人们平时对他十分孝顺，每年的生日，他们都会为他隆重庆祝。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瞧，这父女俩亲热的镜头真让大家羡慕。
　　 娃娃兵，日本投降仪式的见证者张可敏和老兵王子培相比，张可敏无论其资历、学历、年龄，都只能算是个“小字辈”。确切地说，那时的他，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娃娃兵”。1942年，正在河南巩县兵工厂遗址上创办的“遗爱小学”读高小的张可敏，在进步老师姚文（当时名叫姚佩群）的带领下，和几位同学一道，自愿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38军的行列，那一年，他只有13岁半。为什么部队会收这么小的孩子入伍，除了因连年战争造成兵员匮乏外，时任第四集团军司令的孙蔚如有他自己的远见：他认为中日战事绝非数月数年之争，而极有可能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如果能及早蓄备培养新生力量，那未来的战争则会后继有人。就这样，一大批和张可敏年龄相仿的孩子，一夜间便成了国军中的特殊部队。
　　 张可敏是姚文带出来的，在学校她就喜欢这个老实、正直、勤奋且充满灵性的孩子。已当上文化教官的姚文便点名要他当了传令兵，除直接为姚服务外，通讯连的正常通联任务他也必须担当。38军的前身是杨虎城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因西安事变的缘故，再加上队伍的组成以地方派系为主，因此，一直被蒋介石等人视为杂牌军。除在装备、给养、经费上想方设法加以限制外，在战事安排上，则总是令其打硬仗、恶仗，以消耗其自身的有生力量。最终达到借他人之手消除异己，保存嫡系实力的阴险目的。在这种情况下，38军的待遇可想而知。据张可敏回忆，当年他们不论个头大小，每餐只能吃到一个枕馍（每个大约二两），一小碟咸菜，如若不饱，则只能喝清汤似的小米粥。内衣则只有一件，没有替换的。因成年累月地贴身沤着，不少娃娃兵身上都长满了疥疮。小兵们还自编了儿歌私下传唱：“疥疮是条龙，先从手上行，腰里盘三转，屁股上扎老营”。但就是这样一支杂牌军，在国恨家仇面前，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除正常的操练、驻防、夜行军、整训、学习外，队伍曾先后在中条山、洛阳保卫战、虎牢关大战等多次重大战役中英勇抗敌，终未能让日寇铁蹄越过潼关一步，有力地确保了陕西、四川大后方的安全。八年抗战中，该军据有名可查的阵亡人数达到了四万人之多，其中最高军衔的是集团军的副总司令，一位土匪出身，后带兵随川军出征的悍将。其它牺牲的各级军官则不计其数……因西北军长期和陕甘宁边区相邻，该支部队多年来受共产党的影响较深。一些高、中、低级军官中，本身便是地下党，或暗中亲共、通共的人比比皆是。张可敏先后跟随的姚文（文化教官、地下党员）、赵寿山（原38军军长、中共特别党员）、姚警尘（原38军办公室主任、地下党员）、孙蔚如（国军第四集团军司令，后升任第六战区长官，亲共）等，他们长期对张可敏的关怀、帮助，使张一直铭记在心。当时，重庆版的《新华日报》，只有军长赵寿山的办公室里才有。张则奉姚文之命，每半月去取送一回，专供姚阅览。姚还叮嘱张可敏抽空细心阅读，以了解全国的抗日形势及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张可敏还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为姚文、姚警尘之间递送情报。及至后来担当孙蔚如的贴身卫士，借每日中午午休为其读报的机会，张可敏也曾长期接触到《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这些耳濡目染，对改变张可敏的人生观，价值观，都起到甚为关键的作用。至抗日战争结束后，当蒋介石摩拳擦掌蓄谋发动新一轮内战时，张可敏当时尽管只有16、7岁，且极有条件在国军中有所发展，他却毅然选择了脱掉军装，情愿回家务农的重大决定。这与三年来或多或少受进步人士的影响，显然是分不开的，这些只是后话。1945年，孙蔚如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升任第六战区长官司令，作为他的贴身卫士，张也随孙长官一起转移至湖北恩施。1945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孙蔚如主持了在汉口中山公园隆重举行的接受日军投降仪式。那一天，整个城市万人空巷，鞭炮声，锣鼓声不绝于耳。身为会场内部警卫人员之一的张可敏，曾近距离亲眼目睹了日寇侵略者的狼狈嘴脸。他在心中不断默念着孙将军挂在办公室墙上自撰的条幅“待等斩尽楼兰日，痛饮黄龙奏大勋”，以前曾觉得这一天十分遥远，现在这一天却终于来了，而且，他还威风凛凛地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当晚，在孙长官公寓内的草坪里，几张会议桌一围，官兵无拘束地一同围桌而坐，在斛光交错中，大家全都开怀豪饮，直至东倒西歪一个个醉得不醒人事方才罢休。
　　 我作好了到日本本土作战的准备！陶世齐和上面两名抗战老兵相比，陶世齐的军龄时间最短，只有一年零三个月，如果单算但要以当初的目标和任务来说，他却是最远，也是最艰巨的：即要协同美国盟军一道，准备到日本本土作战，一举将这个战争狂人彻底消灭在他的老巢。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陶世齐当年有何德何能，怎么会揽到这样一个特有份量的“瓷器”活？！欲知其中原委，这还得从陶世齐的身家说起。陶家为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后裔，受先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思想影响，历代后人均不愿入朝为官，情愿务农经商。至陶世齐的祖父起，陶家在安徽芜湖老家一直经营数家店铺。正因家中家底殷实，陶世齐才得已出外求学，并先后在芜湖、南京的教会学校里就读，且在校成绩优异，能说较为流利的两国语言。浙江沦陷后，家人外出避难，商铺却被留守人员出卖给了日本人。断了经济来源后，陶不得已只能休学，只身回家后又无亲人依靠。此时，正值蒋经国在安徽等省招募人员筹建中国青年远征军，其当时的口号甚为诱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正是在这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陶世齐和另外七名同学一起，热血沸腾地跑到皖南宣城自愿报名参军，并徒步（赤脚穿草鞋），由歙县出发，沿途经浙江、江西两省，然后直奔福建省福州市的马尾军港。在这里，来自安徽、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江西东南六省的知识青年，立刻被正式组建为“中国青年远征军陆军第209师”，陶被分在639团三营八连。在成立仪式上，陶世齐这才得知，青年远征军的军长是蒋介石本人，监军则为蒋的长子蒋经国。因为是嫡系中的骄子，远征军从组建开始，便受到了上峰特别重视：一色的美式装备，一色的美军教官，一色的正规化训练。甚至连一日三餐的饮食、课外的娱乐、平时的交谈会话，也大都是中西结合，能洋则洋。在科目训练中，针对要到海外日本本土作战的特殊任务，学员们被强化了登陆、擒拿、通讯、机械维护、野外求生乃至外交联络等多个特殊课程的进度。学员中稍有不认真的，轻则被教官殴打，重则被罚禁闭，毫不留情。一次陶世齐因病不能上课，即便如此，也不能卧床休息，而是被派往伙房监厨，陪同事务长外出采买物资，并参与分配食物等。因最终要和日寇作殊死较量，且是到日本本土作战，故青年远征军从成立之初起，便士气高昂，自学空气浓厚。大家都认为，这是为国尽忠，为家尽孝的光荣使命，故谁也不肯落后半步，其学习训练成绩多次得到校方和各级视察人员的首肯。1945年8月5日，9日，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丢下了两颗原子弹，其巨大无比的杀伤力、摧毁力，迫使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向全世界宣告：愿意无条件投降。至此，战局瞬间转变，青年远征军也及时接到上峰新的命令，准备将其任务改为驻日占领军，以监督战败国履行各项条约的实施情况。但后因美军抢先独自占领并坚决拒绝其它国家军队介入，因此，中国青年远征军的这段历史使命才就此宣告结束。尽管在抗战中，陶世齐最终未能和日本侵略者正面较量，甚至没有向有形的敌人射出过一发子弹，但他却为曾经怀揣过一个梦想--即最终亲手消灭侵略者，并永远地结束这场令人痛恨，令人厌恶的战争，自觉地作出过种种努力，对此，几十年来他都无怨无悔。他认为只要是爱国的血性青年，在那国破家亡的年代里，谁都会挺身而出，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要他转过身来，又以自己学到的种种战斗本领，去直面自己的同胞，确实从内心不愿意。因此，在青年远征军解体后，陶世齐虽然在宁波、萧山中央军校第22期，接受了三个月的军官训练（1946、3-6月），并被授予少尉预备役资格，但学习一结束，他便立即要求复员回家再去读书，从此和军旅生活断绝了一切往来。人各有志，自己的命运岂能由他人安排。先人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作为陶氏一族的后代，陶世齐愿谨遵祖训，靠自己的才学知识，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的生活，这便是他一生的追求。接受完采访，陶老舒了一口长气，笑着说，很多话不吐不快，今天吐了，心里舒服多了。我望着他蹒跚下楼的背影，心里也感慨万千……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