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几年不知何故，父亲常常闯进我的梦里，让我醒来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2000年初，农历正月十六那天，父亲病危。我得到通知赶到家时，他已经双目紧闭，不省人事了。村医，大舅还有亲人们站满了屋，村医和我大舅对我说，心力衰竭，没救了。
　　 这时我发现父亲双眼微微睁开，嘴里不知道在说什么，手用力拍着炕沿。
　　 大舅对我和我妹夫说，要棺材呢，快去准备吧。
　　 我和妹夫订完棺材回来父亲已经咽气，大家都在通知亲友，明天送父亲最后一程。
　　 父亲的事我知道一点，他黄面净脸，双眼皮，五十岁后常年留着稀疏的长胡子。父亲小的时候挺聪明，解放前被胡子头张继业相中，让父亲去给他当勤务兵。后来父亲被一个叫李俊迁的人发展为地下党员。父亲每次就及时把胡子的一切行动汇报给李俊迁，并成功把这支队伍改变为八路军。
　　 李俊迁认为父亲还是个干地下的料，就把他送到伪军队伍里。不久一个当过胡子的伪军认出了父亲，组织怕他告密，父亲只好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连夜转移到了西山（今天的山西，当时山东人都这么叫），正经穿了八路军的衣服当了八路。父亲的班是当时的敢死队，临冲锋前每人喝两口酒，拎着枪没命冲。他们每打一仗，除了备好子弹，还得备好酒，准备下一次冲锋前喝。
　　 父亲当班长也是意外。一次冲锋中，他见一个日本鬼子坐在地上举着双手姿势有点不对劲，上去就是一刺刀。刺刀把日本鬼子钢盔划掉，划开了头皮，疼得鬼子嗷嗷叫着一下子蹦起来，这才发现鬼子屁股底下有一把压满子弹的手枪。前面的排长回过头来照着鬼子就是一枪，然后对父亲说，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后来，父亲成了一班班长。
　　 父亲的部队先是解放了莱芜，他在打济南战役时，脚踝受伤，出院后就被分配到安丘武装部工作，兜里就多了张残废军人证。
　　 啥事都巧，当时武装部长就是父亲的引路人，介绍父亲入党的李俊迁。那时母亲在他家当保姆，给他家看孩子。就这样李俊迁又把母亲介绍给父亲。五几年都挨饿，姥爷就是那时出去要饭时饿死在外面的。为了生存下去父亲就辞了工作，把残废军人证给了大爷（父亲唯一的哥哥），和母亲带着大姐闯关东了。
　　 父亲刚来到东北时，住在郊区舅老爷那个村住。可是，那里吃供应粮，日子也不好混，经常挨饿。正好政府动员社员下放，父亲就报名，下放到黄家屯时正是深秋，马上就要下雪的季节。
　　 父亲被安置到一个叫黄二尿子的人家里，住对面屋（三间房一家一间半）。第一顿饭就是在黄二尿子家锅里做的，吃完饭二尿子老婆对父亲和黄二尿子说，你俩一会拿个麻袋去地里背苞米，我们去北地捡苞米。说完递给母亲一个筐，拉着母亲就走。一个小时后父亲和黄二尿子到地一看，我的妈呀，两个人捡了两小山似的苞米堆。两天时间，父亲和母亲就把家里一年的口粮解决了，晚上吃饭时激动地说：这地方真好，打死也不走了。
　　 父亲不会做别的农活，就到队里当羊倌放羊。这一放，羊倌就成了父亲一生的职业。没人比父亲放羊放得好，虽然中间有人想撬行，没干几天就又乖乖把羊鞭交给父亲。霍礼就是其中一个，他觉得父亲的工分挣得太容易，就在父亲面前说，“这活给狗绑袋干粮都能干。”父亲脾气不是让人的，摔了鞭子就给霍礼。霍礼也不客气，抄起鞭子赶着羊就走了。也巧了，连下了两天大雪，第三天一早霍礼跟在队长的屁股后来到我家，亲自来给父亲赔礼道歉，父亲这才接过鞭子。刚到羊圈，父亲就看见又瘦又埋汰的羊，心疼的指着霍礼就骂。羊见了父亲像见了亲人，一起叫着，好像诉苦似的。队长一个劲劝父亲，生怕他再摔鞭子。父亲骂够了霍礼才赶羊出圈。父亲知道霍礼受不了大雪天的寒冷，用他的话说：东北人太懒，吃不了苦。
　　 黑龙江土地肥沃，它养育了姐姐、妹妹和我们哥五个。我到后来才品出来，在我们八个孩子中父亲最疼爱的就是大姐大哥。大姐是父亲在山东抱着来东北的，父女之情再加上患难之情，父亲宠着呢，走哪领到哪。记得有一年父亲去舅姥爷家串门，领着八岁的大姐一个人去的，步行八十多里，一路他不时地背着大姐。据说大姐的腿都走直了，舅姥姥埋怨父亲，父亲双腿早累弯了，躺下就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
　　 大哥不但长得帅，还占天时地利。父亲的大儿子，在父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中，自然是宝贝。而且大哥还乖巧听话，哪像我，淘得没边，用父亲的话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父亲在打仗时的酒瘾随着日子见好，也就从心里爬了出来，每天喜欢喝点。父亲走了快二十年了，他去世那年八十三岁，如果那时医疗条件像现在这么好，我觉得还能多活几年。
　　 父亲刚走时，他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随着时间推移，父亲的影子在我的眼前逐渐清晰起来，而且挥之不去，常常梦里与他相守。
　　
　　 二
　　 父亲是个好脸的人，有一年八月节生产队分羊肉，那年我刚出生不到一个月，母亲在家坐月子。分羊肉是按劳力人数分的，我家因为母亲坐月子不能到生产队出工，父亲去领羊肉时就少领一斤羊肉，气得父亲拽了羊肉就回家了。母亲见父亲没领回羊肉，就去问了邻居，原来是队长因为我母亲没出工少给一份，气得父亲把该得的一斤羊肉也拽到生产队没拿回来。父亲一边喝酒一边骂，八厘谷子你个王八蛋，你老婆不下崽子啊，你们家崽子哪出来的。你扣老子的肉看看，母亲也看不下去，就说，找他去。父亲酒劲上来了，拎个镰刀就骂骂咧咧去找八厘谷子。到了八厘谷子家，八厘谷子早跑没影了。
　　 八厘谷子是队长，叫黄振发，自从他当队长后，就弄出个八厘工分，每人每天挣十分是正常出工分。对于个别体弱，年龄小的他就给八分，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八厘谷子。八厘谷子在队部里就听说父亲把肉扔了没领，心里就犯嘀咕，他知道我父亲不好惹。文化大革命时，他暗地里调查过我父亲，不但知道我父亲是八路出身，是党员，还开枪杀过土匪头子，是个不好惹的茬。
　　 老家山东刚解放时，开公审大会枪毙土匪头子张继业，让谁开枪谁不敢，都怕日后土匪过来报复。领导找到我父亲，我父亲二话没说拎着枪就上了刑场。土匪头子张继业对我父亲说：小子，看在你给我当过勤务兵份上，一会打枪时准点，别让老子遭罪。我父亲说，打十来年的枪这点准头还是有的，你就去那边享福吧，然后一枪毙命。那些没放过枪的民兵看一眼都不敢。我父亲就自豪地说，这就是正规军和民兵的区别。你想想，八厘谷子一个农民出身，枪都没摸过，敢和我父亲拼吗？早有人给他报信，他一边命令保管员（负责分肉的）马上按原数给我家送肉。一边钻进苞米地藏了起来，直到黑天才敢回家，他真怕我父亲借着酒劲砍了他的腿。他知道，连胡子头都敢杀的父亲是个生死不怕的主，再说他也知道自己理亏。本想借分肉机会治一治新来户父亲，拿父亲一把。不想没打着黄皮子（黄鼠狼）惹一腚骚，从那以后八厘谷子再也不敢惹父亲。
　　 父亲胆子大我是见到过的。有一年冬天夜里，我家两条大狗畏缩在狗窝叫个不停，父亲借着月光趴窗户一看，有两个狼在我家门前路边蹲着。父亲披上衣服，拎着二齿子喊着：打狼啊，就冲出去。我也拎着洋叉，跟着两条大狗后面，边喊打狼边跑出去撵狼。父亲一边指挥狗向前冲，一边撵我滚回去。撵走狼，父亲说，西边树林子里还有两只狼在那蹲着，它们是冲着我家猪来的。可惜猪圈上面盖着一人高的玉米杆，猪圈门关的严严的，四只狼只好空嘴而归。
　　 听二姐讲，在她八九岁时长了个鼠疙瘩，父亲背着她去老虎岗找大夫看了四五次。有一次，半路冲出两个劫道的，父亲把二姐藏在玉米地边，就把自己在部队学的功夫和他们比划两下子。劫匪一看就傻了，钻进玉米地撒丫子跑了。每每提起这些，父亲总自豪的说：这胆都是当八路时枪林弹雨练出来的。
　　 父亲每年夏天都是在草原上度过的。我们生产队北面地头再往北就是茫茫草原，各个生产队就会在夏季到来前，在草甸子上挨着盖一溜羊圈，羊圈连着羊倌住的屋子。一到夏天，茫茫的绿色草原就会一下子冒出几百朵，像白云一样的羊群。父亲就会把多年的牧羊经验都用上，什么雨天放高，晴天放洼，阴天放坡……直到秋天才赶着羊回屯留茬。母亲就会在这时抱一窝小鸡，连母鸡一起送到父亲那里。到秋天，我家就会突然一下子多出几十个比别人家长得个大的小鸡。这些小鸡是父亲在草原上养大的，真真正正吃蚂蚱长大的，又大又肥。到这时母亲就会炖上一个给父亲做下酒菜，我们也能解解馋。有一年夏天，父亲突然半夜从草甸子回来，父亲和母亲见我醒了就笑着说，不让他听见他还是醒了，傻良子有傻福，我的小名叫金良。原来父亲拿回来一大块狼肉，我吃了几块，土腥味，不如鸡肉香，就睡觉去了。父亲说是三队刘月福开枪打的，这是我第一次吃狼肉，也是最后一次。
　　 生产队的霍礼有一天来求我父亲，让我父亲给他放羊，也就是把他家的羊放在生产队羊群里一起放。生产队长八厘谷子说你得先征求羊倌同不同意，就这样霍礼来求我父亲。父亲说羊羔得归我，霍礼一口答应。霍礼过年有羊肉吃了，我们家从此也有了自己的羊，年节杀不起猪吃点羊肉也是难得的，虽然羊肉的膻味不是那么好闻。
　　 父亲有一件事让我大姐至今还耿耿于怀，那年大姐刚结婚，正月里来家串新门子，就是拜年。大姐夫家里有人拜年拿了两瓶色酒，就是现在的果酒。大姐夫为了省钱，就拿那两瓶色酒到我家串门。他知道我父亲好酒，可是当父亲乐颠地拿起酒一看，气得顺手就从窗户扔到当院摔碎。大姐大姐夫吓得当天连饭也没敢吃，哭着就跑回去了。父亲好酒，但他只喝白酒，他说色酒像马尿似的，不好喝。
　　 父亲随着年龄增长，对酒就越留恋，好像能回忆起当年战场上的一些事似的。谁洒了他的酒，用母亲的话说，赶上要他的命了。要是把酒洒在饭桌子上他会用嘴把酒唆进去。七六年父亲在四中当工友，让我去给他买酒，我不小心把酒瓶子从手里甩了出去摔碎了，回来父亲不是好眼神看我。肖大爷和父亲说，你家老二邪骨。这事，父亲多少年后还骂我邪骨。父亲会酿酒，一般人不知道。有一年过年，生产队没分到钱，没办法，这年还得过。没钱买酒这好办，父亲就用黄米酿黄酒喝。那是我第一次喝酒，甜甜的，父亲不让多喝，说会醉人的。那年父亲还做了我至今都不会忘记的下酒菜，小鸡炖白菜（一只鸡一盆白菜），凉了之后再吃，白菜和鸡肉一样香。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父亲也能把穷年过得有滋有味。
　　 父亲还有一手绝活，就是挠痒痒。每年父亲总让母亲给他挠痒痒，那时也没现在洗澡条件，劳累一天的父亲晚上脊背痒了，就只好求母亲给他挠挠。后来喝酒骂了母亲，母亲就不再给他挠痒痒。天无绝人之路，聪明的父亲发明一项不用人挠痒痒的绝招，那就是脱光了上衣，光着膀子在墙上蹭。刚开始墙把父亲后背割的一定很疼，要不父亲咋直咧嘴。可是时间久了，父亲每次回家就迫不及待的脱掉上衣，闭着双眼享受蹭墙的快感。那墙被父亲蹭的又黑又光又亮，用父亲的话说，比用手挠的解渴。从此父亲再也不用母亲给他挠痒痒，为此母亲总是恨恨瞪着那段又黑又亮的墙，有一种失业痛感。
　　 父亲在对他自己外甥让我至今佩服不已，他的外甥我的表哥是从山东老家投奔来的。据说山东老家那时吃不上饭，挺困难。表哥一年挣的钱我父亲和母亲都给他存好，等表哥说媳妇结婚他们才一分不少的把钱给表哥。还给表哥单独申请了宅基地，盖了两间山杨檩木的房子。屯子里家家都是家杨盖房，山杨檩木盖房在屯子还是头一份。邻居在羡慕表哥的同时，对父亲默默投来敬佩的目光。表哥刚来的那些年父亲没少为他操心。有一次表哥顶撞了包队干部老朱，晚上收工时，队长黄振峰就和包队干部老朱把表哥叫到黄老歪家（包队干部住在黄老歪家）。队长黄振峰就和包队干部老朱一边喝酒训斥表哥一边让表哥撅着，认错，最后还告诉表哥不许回家告诉父亲。第二天队长还想让表哥撅着，有人看不下去了，偷偷告诉了父亲。父亲拎着个棒子就去了黄老歪家，周了队长黄振峰和包队干部老朱的酒桌。父亲领回表哥不算完，并在第二天把他们喝酒还让表哥撅着的丑事告到公社党委。毛泽东时代包队干部喝酒是禁止的，包队干部老朱被撤了回去，据说大病一场，死于火灾。还有一次表哥去老虎岗公社给生产队卖瓜，瓜车被抢，他们三个人就和抢瓜的打起来，当地政府就让派出所不分青红皂白把表哥他们抓起来。表哥当年年轻，打仗时最出力，就被老虎岗政府人员打得最狠，父亲看到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表哥，老八路的犟劲就上来了。因为他打听到，那天被表哥打的人里有公社书记孙焕德的儿子。父亲就把公社书记孙焕德儿子抢瓜，公社书记孙焕德指使派出所殴打表哥和赶车的及长包的事告到县里，县里先是撤掉孙焕德，可是不知为什么孙焕德没有被撤掉还调到了县里工作。其实后来父亲还想去省里再告，可惜也不知道省政府大门在哪，在家骂了一年，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