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汉口”──湖北随州淅河镇
　　 我的故乡淅河镇位于湖北省随州市东部。
　　 我的故乡淅河镇地处汉水中游，一条府河贯穿东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武汉三镇水运通商，货船南来北往，粮食、棉花、山果等土特产水运到武汉，各式各样的工业品从武汉运回淅河镇码头，再批发给府河两岸。当时，随县的环潭镇、淅河镇地处府河岸边，均被称为小汉口。300年前，淅河人民就开始以集镇为平台，自定“双日”为节发展商贸，有一首打油诗可以说明那时繁荣昌盛。“富贾商船码头绕，万盏灯火水中漂；冷节商船去远购，热节满街买卖俏。”
　　 淅河镇从东门口到西门口有三五里长，有兴隆街、云龙街、平安门等街市，全是密密麻麻的做买卖的人家，商贾云集，热闹非凡。
　　 到了21世纪，淅河镇的交通更加畅达，汉丹铁路、316国道、府河河道、麻竹高速公路穿镇而过。涢水逶迤，漂水淅淅，淅河原生态的风光质朴而灵秀，形成了一河两岸的生态观光“多景一日游”。
　　
　　 2．多灾多难九死一生
　　 如果从血脉关系上来说，父亲应姓沈而不是姓石，湖北省随县城关镇人，即现在的随州市城区人。
　　 我的爷爷沈明友，家住随县县城，是搬运苦力的挑夫。我的奶奶姓朱，其妹妹嫁到淅河镇的石朝江。我的父亲兄弟三人，老大沈常20岁时摔倒在堰塘淹死了。老三沈献山，我的亲叔叔，一生在随县县城从事搬运工作。父亲排行为二兄弟，生于1915年正月23日，3岁时过继给淅河镇的姨家，改名为石玉龙。父亲属兔，1915年正月23出生，1982年10月去世，享年67岁──到2012年逝世三十年了。我父亲的继父石朝江，经商开店，开米行、棉行、山果行。父亲上了两年私塾，12岁起在一个远房的姑父家当学徒。
　　 我母亲杨顺清，1919年4月30日生，出生于淅河镇扬独湾，现淅河镇粮库附近，母亲17岁即1936年10月嫁到了石家，自此，父亲独立门户，经商开店。
　　 我的外祖父生性胆小怕事，租赁了两斗菜园子为生，安分守己莳弄菜圃，养了一男五女。母亲十岁那年，外祖父痨病去世。我的姥姥心灵手巧，描花绘朵、针织刺绣在淅河镇一带小有名气。姥爷去世后，姥姥以缝补浆洗，描图画像（各类麻将牌、纸牌的图案）勉强维持生活，姥姥1951年死于淅河镇。母亲的哥哥我的舅舅，能写会算，聪明过人，正当他成家立业之时，日本鬼子入侵到淅河，舅舅逃难到随县安居镇，因盲肠炎发作，无人医治而死去。母亲姐妹5人，均勤劳持家，寿命都超过六七十岁。
　　 父亲十几岁便撑持家门，继承了淅河镇“石万顺粮行”的招牌。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忙起来双手同时打算盘，二三个账房先生同时记账。由于讲信用，生意兴隆火爆。
　　 父亲多灾多难，九死一生。父亲在日本鬼子的炸弹中两次险些丧命。一次是1937年的大年初一，小日本的飞机将淅河镇炸得瓦砾遍地，一家人躲避在山墙下，幸免遇难。一次是1937年阴历2月17日，父亲买盐在回家的路上，见嗡嗡的飞机飞了过来，一个个铁蛋从天上掉了下来，来不及躲藏的人们被炸得血肉横飞。一颗炸弹落在父亲的身旁，父亲连忙趴下被震昏了，苏醒过来后，拍拍身上的泥土，居然没有伤着身子。
　　 淅河镇呆不下去了，1937年逃难到随县县城。后来日本鬼子又占领了随县县城，父亲便在县城里打短工，家里常常是揭不开锅。
　　 父亲25岁那年，即1940年十月初八，父亲因欠债务，被债主逼得精神失常。母亲四处求医、变卖家产，给随县县城的商会高会长磕头，借来了5元钱，请来淅河镇的“端公”给父亲治病，仅一个多月，家里空空如也，只剩下床上的破被子。在我的叔叔沈献山和三姨父杨万新的照料下，父亲病好了，然而刚满三岁的女儿石菊芳无人照料，在饥寒交迫、在满屋子的火把、烧得通红的蜡烛，用烟火驱逐鬼怪的心惊胆战中，活活地惊吓死去。
　　 父亲病好后，一家人在随县县城生活无着落，1941年又回到淅河镇，在淅河镇西门口的老街与人合伙开粮行。一次，日军小分队带着几个苦力到粮行抢粮食，父亲虽苦苦哀求，但粮食仍一袋袋地被扛走。父亲便气愤地说，你们比土匪还坏！汉奸翻译将此话告诉了小山小队长，小山抽出腰刀追杀父亲，父亲跑得及时，幸免一难。
　　
　　 3．迁移深山返回故里
　　 1947年，淅河镇解放了，为健全街道群体组织，镇长张鲁鄂组织市民投票选举。父亲碗里的豆子投得最多，被选为淅河镇新龙街商会会长。
　　 1948年，淅河镇买卖兴旺，父亲做生意发了财，土匪“绑票”我6岁的大哥忠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被劫持走。1949年，淅河镇被洪水淹没，我家房子倒塌，财产被水冲光，只好借住到亲戚家，自此父亲与“穷困”结缘一生。1950年，淅河镇成立粮行协会，三十余家粮行一致推举父亲为淅河镇粮行协会主席。1954年，湖北省荆江大堤分洪工程竣工，在数万人的表彰大会上，父亲作为随县的民工代表，上台领取了“劳动模范”的奖状。
　　 1954年阴历7月，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府河两岸、泛滥成灾。淅河镇的街道上能划船行走。那时，我刚刚两岁，母亲抱着我，冒着大雨在水中趟行，跌跌撞撞地爬到附近的高坡上。洪水消退了，逃走的人们松了一口气，然而回到街市上，却是房倒屋塌、一片狼籍，家中的物品，大都随洪水打漂了。人们奔走哀号，到处是灾民伤心的哭泣声。当地政府督促居民们到山区生产自救。我们一家七口，生活无着落，上门逼债的人如走马灯一般，日子更是雪上加霜。1954年7月12日，一家人变卖了少许的家产，父亲挑着担子，一家人跟在后面，到一百多里开外的深山沟──随县天河口落户。
　　 到天河口深山沟的药山落户的淅河镇居民有百十来口，如同天上的星星般散布在山山岭岭中。政府给灾民们盖了简陋的草棚子，划分了耕种的山坡，分发了御寒的衣物和来年种地的种子。后来，我听母亲说，父亲响应政府的号召到荆江大堤修水库去了，剩下的六口大活人吃饭成了问题。当时14岁的大姐桂芳，到附近的山村去挨门挨户讨饭，10岁的二哥中才天天围着石磨，如同驴子般磨麸糠──这是政府分给灾民一点儿活命的粮食。
　　 过惯了小商小贩生活的居民，在山沟无法生活，百十来口灾民，又陆陆续续的返回故居。
　　 1955年8月15日，在母亲的大姐我的大姨妈劝说下，我们一家人返回淅河镇。只有5岁的忠秀二姐牵着我的小手，跟在母亲的后面，一步一捱地从大山深处向淅河镇走去，走了三天才回到淅河镇。中途路过一个山村，一家人又热又累又饿，实在是走不动了，在一个路边的草棚子里休息。
　　 一个好心的山民送来了水和饭，他动了恻隐之心，说道：你们拖家带口的五个娃子，要不，将最小的这个3岁的娃子卖给我，减轻你们的负担。父亲看着这一群嗷嗷待哺的“吃货”，对母亲说，那就把中元留下来吧。
　　 母亲紧紧地搂着我，流着泪说：中元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要死就一起死，要活就一起活。就这样，我一手拽着母亲的衣角，一手牵着二姐的手，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起回到了故乡淅河镇。
　　 无处安身的一家人，暂寄住在母亲的大姐，我的大姨妈家。父亲的姐夫姐姐家，我的周家姑夫姑妈家，允许在他们家门口摆摊，做蒸肉卖。周家规定，每卖掉一锅蒸肉（十笼屉），只能留下一角钱，剩余的钱全归周家。有一次父亲在他们家吃饭。二姐和我在门口外面，挨着母亲坐着。闻着屋子里一阵阵的酒肉香，我们坐在周家门口外面整整饿了一天，我们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但肚子却咕咕地叫着。晚上到了收摊时分，我们忍饥挨饿回到大姨妈家。后来，母亲感慨地说，这是那门子亲戚哟，连一句客套话就没有，生怕我们沾了光。
　　 母亲可以卑微屈辱地生活，但她不能让她的儿女们卑微屈辱！母亲找到了街道主任杨大姐。好心的杨大姐说，你们不要在他家门口做生意了，你们到周兴隆巷子口来摆摊，卖掉一锅蒸肉能得2角5分钱，这儿没有人剥削你们。
　　 从此，母亲在周兴隆巷子口摆摊，父亲在周兴隆巷子尾的河坡租赁了一间瓦房，紧挨瓦房搭建了两间低矮的草棚子，从此我们在淅河镇的河坡子上（淅河镇二街二组）安家落户了，我1968年年底应征入伍到北京，我才离开了这间养我成人的草棚子。
　　
　　 4．父亲“闻鸡起舞”
　　 父亲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勤劳了一辈子。我家住在淅河镇河坡上，父亲“闻鸡起舞”，每天凌晨抄起大扫帚，先扫门前的河坡，再扫一墙之隔的小巷子，接着，挑起两个水桶，到河坡下面的府河挑水。我在睡梦中，似乎听到木桶碰到缸沿，哗哗地倒水声。待我起床，我见住的屋子（一间瓦房连接两间茅屋），大缸小缸全是满满的。这时，父亲已上班走了──直到1968年年底，我16岁当兵离开淅河镇时，我从来没有给家里水缸挑过一桶水。
　　 “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这是父亲出门捡拾废品时，常挂在嘴头上的一句话。晚上父亲下班归来，他的竹篓里，总是少不了铁丝头、空瓶子、牙膏皮……待屋角边积攒满了，他便到土产部卖掉，得的钱换酒喝。有时候生意不好做，父亲买不起香烟，便一步一躬腰地到街头巷尾捡拾纸烟头，然后剥落开，掺杂一起，吸烟锅。生意做得好，兜里有钱，晚上回家，一定是叼着香烟，一副酒足饭饱、志得意满的样子。
　　 父亲从小就经商，久而久之，嗜酒嗜烟，几乎天天要喝二三两散装白酒，要买一角钱的炒花生。父亲忍受不了家庭的粗茶淡饭，晚饭常常是与人“打平喝”（即现在所说的AA制）。我们兄弟姐妹多，除了父亲有一份开支，便靠母亲在巷子边上摆一个小摊位，以此度日。兄弟姐妹们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为学费而发愁，为做饭时没有柴火而发愁。为此母亲常常抱怨父亲抽烟喝酒，为此而吵架。
　　 父亲从小经商学徒，首先学到的是“诚信”二字。我小时候，母亲给我讲，父亲特别讲信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跑江湖的船工们，将他们的粮食等物品寄存在父亲开办的米行，有的船夫过了好几年才来取，父亲如数归还，他们拉纤上岸后十分感动。父亲的口碑好，来来往往找他的人很多，生意兴隆。
　　 生意好，赚了钱，父亲接济的穷亲戚就多。母亲曾如数家珍般跟我说过，某某人的婚事靠父亲操办，某某人的葬事是父亲出的钱……。难怪父亲1982年去逝时，竟有众多的陌生人主动为父亲的葬礼支应。在父亲的葬事上，我见到姨哥徐祥祯（我母亲二姐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徐春秀，他们四处张罗父亲的葬礼，借来锅碗瓢勺、桌椅板凳，他们比我们兄弟姐妹还要忙活。姨哥徐祥祯动情地对我说：“我分家单独过活时，一文钱没有，正在饿肚子时，是你的父亲给我送来一斗米，挑来一担柴，我才渡过了人生的难关。”
　　 “淅河三家堂（指庙堂、讲武堂、私塾学堂），各说各的强。人事都是假，吃饭穿衣裳。”──父亲对文化大革命看不惯，这句顺口溜是对“政治运动”的嘲讽。父亲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仗义执言的父亲，说了不少淅河镇小市民不敢说的话。他晚上喝了酒，便站在街心上骂阵。说“供销社卖东西缺斤少两，欺负农民，是资本家行为”。说“淅河镇市场管理委员会不准农民上街赶集，是土匪，过去的土匪才抢老百姓的东西。”说那些佩戴红袖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比国民党还坏。”
　　 1970年5月19日父亲借着酒劲，跑到淅河镇上革命学习班（动员城镇居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学习班）要个说法。父亲出于一种不服气的心态，到镇委会扯皮，要上个月的工资。镇管委张XX说，你贪污盗卖的几百元钱，我们没有追查这就算是便宜你了，你还敢来闹事！父亲反驳道，在学习班上你们逼得我没办法了，老子才承认的。
　　 父亲指着张XX的鼻子大吼大叫，要我滚蛋就得给老子滚蛋钱，你不要欺人太甚，你个狗杂种，你将来没有好下场，你早晚也要滚蛋的！
　　 张XX一气之下，带了一帮革命积极分子抄家来了。箱子、铺板、被褥、脸盆、水瓶、桌椅……凡是能值1元钱以上的东西全部拿走。
　　 淅河镇镇委会早就对父亲的言行不满了，这回让他们们逮着了──“对反革命言行就是要镇压！”抄家走时，张XX恶狠狠地丢下这句话！
　　 1970年5月，一家人被赶到淅河区金屯公社七大队。父亲在乡下苦熬了七八年，粉碎“四人帮”后，他才重新回到淅河镇，创办了淅河镇信托服务部。
　　 1981年春节，父亲用毛笔在红纸上写下了“有义当敬、无情莫交。”八个大字，他将这八个大字先后贴在信托门市部和自家的墙壁上。我回家乡探亲时，父亲指着这八个字对我说：“有义须当敬，无情切莫交。”后来，我将这八个字写进了我与舒惠国先生合著的《公务员健康益寿常识》一书，书由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版。写进了我与肖甫媛教授合著的《中老年人保健必读》一书，金盾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