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非常年代的有趣故事。
　　 大伯是我的邻居，他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莫过于“陪斗”，能让大伯唾沫四溅的，也就这件事。
　　 “陪斗”，即陪同接受批斗。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让岁月倒退几十年，那场“文化大革命”，“陪斗”确有其事。
　　 从小，大伯有一个理想，那就是进城吃“商品粮。”
　　 在村子里，大伯也算是秀才，识事理，村里的大事小事，总想说上几句话。只是，大伯从来没当上干部，“记工员”也没当上。
　　 大伯喜欢管闲事 ，因为他闲着无事。
　　 有一次，村里有一不孝子动手给自己老父“扇巴掌”，被路过此地的大伯看见，大伯二话不说，上去就打了那年轻人两“巴掌”，并叫来村干部处理此事。后来，村里对那年轻人罚款二百元。二百元，这在当时，相当于村里壮劳力大半年的收入。事后，那年轻人找到村干部，说是大伯打了他两个“巴掌”，应该罚他四百元。不过，从那以后，打一个“巴掌”罚款二百元，在村里延续了好多年。
　　 在那场“文化革命”中，大伯也没闲着，成为他一生中的笑谈。
　　 有一次，村里召开大会，书记有板有眼地念着中央文件，要发动大家把身边的“牛鬼蛇神”揪出来。参加大会的社员，对于“牛鬼蛇神”是什么，大多是不知道的。只是因为，开会可以记“工分”，听不懂文件没关系的。大伯喜欢听广播，文件里的那些事，他能听懂。
　　 村书记告知大家，过几天，有一批“牛鬼蛇神”要押到我们村进行批斗，这在当时叫“游斗。”书记嗓门特别大，说是“一批。”这些“牛鬼蛇神”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批臭。大伯知道，那些被打倒的，都是些领导干部。书记说，上面有要求，大家要主动去揭发这些“牛鬼蛇神”的罪行。
　　 过了几天，一批“牛鬼蛇神”果然押到了村里，齐唰唰地跪在村口的晒谷场上。那些“牛鬼蛇神”头上戴着不同样子的高帽子，穿着奇装异服，这些装扮，只是为了侮辱他们的人格。
　　 大伯也去看热闹，那跪在地上的不少人，他是眼熟的，许多是上了年纪的。大伯闲不住了，走到了前台。那些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以为是上来揭发这些“牛鬼蛇神”的罪行，把手中的大喇叭递给了他。说是喇叭，也就是用铁皮做的一个喇叭口而已。正在此时，跪在前排中间的那个“走资派”突然倒在地上，大伯很快上去扶起倒在地上的人。那些年轻人冲过来，猛地把大伯推倒在地，厉声说：“他是县上最大的走资派”，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大伯这才知道，刚刚倒在地上的人是老县长。村里很多人认识他。他是老革命。农业学大寨初，与村里人一样穿着草鞋造田修水库的。刚才，因为那装扮，一时没认出来。大伯一声不吭，从地上爬起来，扶起倒在地上的老县长。站在旁边的年轻人早就无法沉默了，给身边的人使了一个眼色，上来把大伯按倒在地，手忙脚乱地从旁边拿来一把稻草，做成了一顶高帽子套在大伯头上，让大伯跪在那县长的身边，队伍中就这样多了一位“牛鬼蛇神。”
　　 大伯的“陪斗”从此开始。
　　 几日后，村里有一小姑娘哭哭啼啼地跑回家，说是有人要欺负她。
　　 村里很快找到了那青年。只是，是否有这事，几十年过去了，也不得而知。
　　 第二天，村里召开批斗大会。批斗的对象就是那个年轻人。只是，年轻人得到了风声，夜里溜出去了。批斗会，村里早就向上级报告了，那是非开不可的。没办法，把大伯当作“陪斗”的。事实上，这一次批斗会，站在台上的只有大伯一人，台的一角放着一块破木板做的牌子，牌子上写着“流氓某某某”的字样，大伯站在台中央，没有挂牌子，只是，台下的人都认得他。当然，批斗的内容与大伯是无关的。
　　 这是大伯第一次站在台中央。事后，大伯在自己的记工本上写上了“开会”两字。
　　 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自此，大伯成为“陪斗”专业户。村里有人提出，既是这样，也应该给大伯有个“名份。”那一天，一个人站在台上，人家以为是领导在讲话呢，这分明是不对的。村干部思来想去，给大伯用了一个“坏分子”的罪名。
　　 几年后，许多被批斗关押的人，开始平反。那些与大伯一起挨批挨斗的，一个个官复原职，书记还是书记，县长还是县长。
　　 大伯坐不住了。
　　 他找到了村书记，书记说：“人家原本就是书记、县长，而你原本就是农民，给你记上几个工分，那叫落实政策。”至于你，还是放你的牛吧。大伯只好摇摇头作罢，但心里还是有想法的。
　　 这一天，圆鼓鼓的太阳，从山的背面起来。大伯早早的起床，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准备下山。
　　 大伯来到县机关大院，告知传达室，找的是老县长，现在的书记，这是大伯从广播里得知的。门卫一听是找书记的，不敢怠慢。
　　 不一会儿，下来一位年轻小伙子，把大伯领到位于三楼的接待室。大伯平生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虽有些拘束，但一点也不紧张。
　　 书记本是穷人家出身，为官多年，身上民风不变。见到大伯，迎上来握住大伯粗糙的手，问长问短，这让大伯有点感到意外。
　　 时势总是在变的。一个多月后，大伯来到县机关传达室上班。临走前，大伯特意到村书记那里去了，告知他，不再放牛了。
　　 一年以后，有人看到了大伯写得一手好字，办事认真，又有正义感，放在门卫有点浪费，就把大伯安排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做行政工作，在后来的机构改革中，大伯顺利地转为事业编制的干部。
　　 现在，92岁的大伯，领着近五千元的退休金，自然地回到了那个曾经放牛的村子，回到了那个曾经“陪斗”的地方，感慨万千。每一次，佝偻着身子的村书记从眼前走过，大伯总是冲着他笑笑。
　　 “与谁站在一起很重要”，大伯算是站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