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鄂西南边陲利川古城，始建于清乾隆元年。
　　 绕城而过的清江就像一张弓，一字排开的古城就像一根弦，这就是利川城的历史轮廓。现存的古城主体就是西门至东门1.5公里长的解放路和一条岔街中山路。改革开放之前，解放路和中山路一直是利川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农村打开寨门、城市打开城门”。历史的车轮驶进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势不可挡，冲开了利川百年古城封闭的城门。其实，利川古城早没有了城门，这里所说的城门，无非是人们潜意识里的“门”而已。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开放的激流涌进利川古城，便一发不可收，搅得古城躁动不安，推动着古城历史性的变革。
　　 改革开放潮涌古城之际，我刚走上新闻记者岗位，见证了利川古城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些片段。
　　
　　 二
　　 解放路中街有个小巷叫钟灵街。钟灵街长不过300米，北巷口是解放路和县政府大院，南巷口是清江大道和利川客运站，钟灵街前面是商业大楼，后面是学校和都亭街道办事处，四周还有不少机关单位和企业。
　　 地理位置如此特殊的钟灵街，很多年只有供销社一家餐馆经营小吃。
　　 改革开放之初，钟灵街居民邹达全成为小巷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夫妻俩开了第一家个体早餐店“邹家包面馆”，从此独家经营的供销餐馆便遇上了第一个竞争对手。
　　 每天早上四点多钟，邹达全两口子的个体店灯火通明，妻子操着两把菜刀“砰砰砰”地剁肉馅，丈夫“嘎吱嘎吱”地擀包皮。与国营餐馆相比，邹家包面馆的服务当然没得话说。
　　 随着小店生意越来越火，邹达全两口子的两双手渐渐招架不开了。
　　 当初政策的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私营个体老板为避免“雇工剥削”之嫌，还不敢聘请员工。邹家包面馆人手告急，邹达全的女儿邹莉读高中只差一年毕业，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和初中毕业的弟弟一起，帮助父母打理邹家包面馆的生意。
　　 十八岁的邹莉人长得漂亮，还兼有一副清脆甜润的嗓音。更让顾客满意的是，无论生意有多忙，人有多烦，邹莉的脸上总是保持着亲切而有几分矜持的微笑。
　　 于是有人称邹莉为“包面西施”，还上了报纸。“包面西施”的名字一传开，远远近近的顾客慕名而来。
　　 那时的包面价格大碗5毛钱，小碗3毛钱，邹家包面馆每天约200人光顾，日均营业额达到了80多元。
　　 四川开县一位厨师慕名来到钟灵街上打工，发现利川人在饮食上也很喜欢四川风味，但真正会做正宗川菜的厨师却很少。他马上把这个商机带回给老家的亲朋好友。不久，来自四川开县的一批川菜厨师入驻钟灵街，有的给店主当厨师，有的租赁门面当老板。钟灵街陆续冒出了赵小二的火锅店，大憨包、小憨包的卤菜馆，还有桂花桥“嫩蹄花”餐馆等几十家餐饮店。蜀地烹饪高手在此创业，把一个小巷的饮食业弄得风生水起。
　　 钟灵街就在我们单位旁边，这里也是我们日常生活没有规律的记者常去就餐的地方。每当走进钟灵巷，眼前满是市井烟火气，耳边萦绕着锅碗瓢盆交响曲。
　　 大大小小的灶台上火焰熊熊，汤锅、炒锅、蒸笼的热浪滚动，令人垂涎的各种饮食香味混合着煤烟、柴火味扑鼻而来。店老板招徕顾客的甜蜜之音，顾客相互打招呼的客套声，还有小店里劝酒声、笑闹声沸沸扬扬。钟灵街小巷成了川鄂边界有名的“好吃街”。
　　
　　 三
　　 “城里人下乡办厂，乡里人进城开店”，一度成为利川城乡经济改革开放的新态势。
　　 利川古城的城门一开，毗邻的四川能工巧匠们凭着“三把刀”（菜刀、砖刀、剪刀）很快占领了利川饮食服务行业市场和城乡建筑市场。大街小巷个体店的老板或者主厨的师傅多数是四川的，洋气的理发店是外地人开的，建筑工地包工头和砖匠大部分也是四川来的。
　　 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亟需大量的技术人才，解放路上的民族皮革厂10几位技术人员被乡镇企业高薪挖走，眼看企业生产难以为继。民族皮革厂重新招收了30多名学徒工培训上岗后，企业才度过了难关。
　　 在几百号个体同行业的竞争旋涡之中，一些“老字号”国营企业被推上了市场竞争的风口浪尖。
　　 利川饮食服务公司为了另辟生存之路，贷款180万元在解放路羊岔街修建了一座大型农贸市场。每年为此支付贷款利息15万元，而农贸市场的租金只有5万元。说起农贸市场，经理老郭一脸的困惑：此举不但企业没脱困，反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药罐罐”。
　　 公司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绝地求生，率先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在利川山城敲响了农贸市场产权拍卖第一槌，打破了企业背不起的“药罐罐”。
　　 公司通过整体出让农贸市场产权，将物质形态的存量资产转化为货币形态的资本，资产实现了增值。公司用农贸市场拍卖的240万元偿还了银行债务，还为企业持续发展注入了资本。
　　 紧接着，公司又对黄金地段的房地产资源进行流动重组，吸纳实力雄厚的个体经营户以租赁、承包、联营等形式自主参与经营，实现了优势资源与经营强手配套，拓展了经营行业，增加了经营品种。
　　 重组后的公司经营场地迅速扩张成为利川城里规模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营业额成倍增长，企业扭亏为盈，在激烈的竞争中稳住了阵脚。
　　 改革路上殊途同归，在老街称雄了50多年的利川饮食服务公司，最终改制成了个体私营经济。
　　
　　 四
　　 红牡丹烫发厅的彩灯闪烁在古城，相比街上一些理发店老气横秋的招牌，红牡丹烫发厅的牌子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让人耳目一新。
　　 在面积不大的烫发厅，里里外外都是等候烫发的顾客。来自温州瑞安镇的黄氏三姊妹灵巧的双手在顾客的头上“堆云卷雾”，忙个不停。三姊妹领头的是哥哥，他说开业之前红牡丹烫发厅没有打广告，而是当场给几位顾客烫了现代城市人的发型。顾客对着镜子左瞧右瞧：“嗬，简直跟图上的不相上下！”消息一传开，第二天正式开业，一下就来了70多位顾客。
　　 在那个年代的山区城市，很多潮流女性都喜欢“刘胡兰式”的发型，利川方言叫住“包包菜”头，这是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流行的城市女性发型。这种发型看上去朴素自然，又不失美观大方。不管是结婚证照还是生活照，女性大多是这种发型。
　　 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的发型也进入百花齐放的新时代。受时代流行风的影响，很多年轻人走进了挂满各种港台明星照片的红牡丹烫发厅，理发也不再是简单修剪头发，而是追赶新的潮流，追求美的享受。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自从利川城里来了“红牡丹”，年轻妇女的“包包菜”头变成了各种时髦的秀发，一个个风姿绰约，神采飞扬。
　　 进城赶集的乡村女性看见了城里人的发型羡慕不已。她们来到红牡丹烫发厅认真挑选了自己喜欢的发型，请小师傅给打扮打扮。凉雾乡有位姓牟的姑娘第一次烫了新的发型，回到村里被姐妹们当成了“西洋景”围观，大家邀约一起进城品尝了新发型的滋味。
　　 几个月以后，姓牟的姑娘还把家住四川石柱县的年轻舅妈也带进了红牡丹烫发厅，烫了波卷式的披肩发型。姑娘仔细打量一番舅妈说：“这一打扮，我舅舅可认不出我舅妈咯。”
　　 温州“牡丹”红利川，上海、沙市、万州的理发师也到这里开了好几家理发烫发门店。发型新潮流冲击着理发行业的“老门老户”，门可罗雀的老理发店师傅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走进了外地人开办的理发烫发门店观摩学习，切磋手艺，在竞争中求得生存。
　　 引导潮流从“头”开始。古城开放带来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利川人的发型，也反映出利川人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从而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五
　　 利川城里的文化馆、剧团、图书馆都集中在古城解放路。市场经济也改变着文化人的观念，剧团演职人员和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业余时间走进歌舞厅担任伴奏、主唱，有的开办业余舞蹈辅导班创收。
　　 面对古城大街小巷的灯红酒绿，耳听大小歌舞厅传出的摇滚狂曲，原剧团团长李源道等一批老年艺术工作者也不甘寂寞了，他们合伙开办了“群艺茶楼”，以曲艺和戏剧演唱招徕顾客，适当收取一点茶钱。他们认为，这样既无“卖艺”之嫌，又能赚取微利。
　　 浮躁的山城欣赏高雅戏曲的人已经寥寥无几，群艺茶楼受到了市场的冷遇。与之相反，在另一个文化市场上，退休艺人陈永清组织的红白喜事演唱队生意却十分红火。
　　 利川城区禁鞭以后，居民婚丧嫁娶和商家开业都需要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助兴。陈永清他们的礼仪演出队正是应了这个“运”而走红的。李源道走出茶楼访查悟道，一批老艺人也放下架子投身到演艺市场了。
　　 正当陈永清、李源道他们的演出队在市场上风生水起的时候，从万州杀来几匹“黑马”，在利川城里一亮相，博得观众喝彩不断。城里演出队由2个增加到7个，演艺市场的竞争紧锣密鼓，戏中有“戏”了。
　　 与本地演出队相比，万州几个演出队的生存意识更强。采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不唱戏没有饭吃；唱不好戏也没有饭吃。”正是这种危机意识迫使他们以良好的服务态度，以卧薪尝胆的敬业精神，以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节目争取客户，站稳利川市场。
　　 我来到万州的一个演出队租用的驻地。在两排地铺和锅碗瓢盆、煤油炉灶，还有粮食蔬菜混杂的一间屋子里，刚从乡下演出归来的几名演职人员正在在忙着收拾行李。
　　 几位年轻的男女演员向我讲述了他们从国营剧团走向市场的心路历程：过去他们在剧团挺有优越感，男娃摆架子，女娃撒娇。现在靠自己找饭吃，下乡演出哪怕遇上雨天，女娃跟男娃一样，抬着道具在崎岖的山路上冒雨跋涉，有时滚得一身泥，有时跌得一身伤。只要有戏唱，尽管再苦再累，心里充实而且高兴。
　　 在演艺市场竞争中，一些演出队之间也存在相互诋毁，相互杀价甚至恐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然而，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是不讲情面的。利川演艺市场从无序竞争逐步走向取长补短、各展所长、突出特色的良性竞争之路。李源道的演出队以自编自演节目见长，陈永清的演出队以民族器乐见长，万州几个演出队则以诙谐风趣的四川方言相声、小品和舞蹈见长。
　　 我采访了利川城里一些客户，他们认为，这些民间演出队不仅演出节目质量高，而且收费合理，服务态度好。据了解，各个演出队每月平均演出场次在10场以上，一年下来收入就是几十万元。
　　 我第一次走进解放路上的《龙船调》编辑部，没想到我每期必读的《龙船调》杂志就诞生在这个杂物间里。《龙船调》属于省内刊，没有稿费却从来不缺稿源。组稿编辑黄振东以他的人格魅力将一大批作者凝聚在《龙船调》。
　　 黄振东一生命运坎坷，腿脚残疾，但他总是乐观面对人生，醉心于自己的事业。每期《龙船调》杂志印出来后，黄振东老人就背着背篓，步履蹒跚地走在大街小巷，把杂志送到作者手中，利用这些机会与作者讨论作品和约稿。每次送别黄振东走出我的办公室，看到他一步一趔趄地走下楼梯，我对这位年近80高龄的文化老人的敬意便油然而生。在文化人纷纷走向市场的时候，古城里还有像黄振东这样一些另类文化人耐住寂寞，守住清贫，在利川民族文化的沃土中默默地耕耘着。
　　 改革开放潮涌古城，在我的新闻采访记录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