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50年代初，儿时非常的凄苦，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因为生病无处可医，奶奶已经把他扔到了村子十几里外的西大沟，任由其自生自灭（在那个年代这是处理生重病孩子的通常做法）。太奶奶知道之后在家里大闹一场，拄着拐杖，拧着三寸金莲的小脚跑了十几里地，把父亲从西大沟抱回来，靠着太奶奶的精心呵护和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了下来。所以父亲和太奶奶最亲。太奶奶在我的记忆里却是恶毒的，永远翻着白眼瞪着我和妹妹，直到我十多岁时太奶奶去世，只要她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没有父母亲陪伴，我都不敢独自回家。就算太奶奶拿拐棍打我，父亲都不许我反抗。
　　 1958年到1960年，三年灾害的时候，父亲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天天饿的皮包骨头。大队食堂开饭的时候，社员们只能拿着自己碗去食堂打回大锅里煮的稀的能照出人影的野菜汤。大队干部却可以在小包间里吃蒸红薯，把红薯皮剥了扔门口。父亲自己说，就像狗一样蹲在门口，捡食地上的红薯皮，活过了那三年。其实红薯皮远远不能满足独自饥饿的需求，实在饿的不行的时候，就去食堂捡煤渣吃，于是整天嘴上都是黑黢黢的。地里的蚂蚱、鸟窝、野菜、树皮，只要能入口的东西，早已经都没有了。
　　 1981年和爷爷、大伯分家的时候，别人家除了分房子之外都是分点儿粮食，分点钱，至少也分点红薯什么的。而爷爷给爸爸分了两间半瓦房、四斤红薯面，还有100多块钱的外债。那时，在生产队干一天一个工分才只有7分钱。100多块钱，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幸好转过年就包产到户，因为勤劳肯干，又和别人一起承包了村里的机砖场，用了两年才还清了欠债，并把家里的房子重新翻盖一新。
　　 后来父亲去了县里第一化工厂上班，凭借自己的勤劳和努力，短短5年就当上了总车间主任。1985年过年家里还买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凯歌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
　　 1994年1995年，我和妹妹先后考上了中专、中师。因为父亲所在的县属国营企业，正被刚刚兴起的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逼退，企业产品单一等问题，导致经营不善，父亲几年的工资都发不下来。当时家里的条件，养不起两个孩子同时读书。考上中专、中师是能领着补助，最快毕业参加工作，最快拿到工资的捷径。考上学是农村孩子那时唯一的出路。我们兄妹二人考上学，已经是足以令全村人羡慕的了。连续两年都有孩子的户口从村里迁进城里，父亲那时的风光，比全村第一台电视机还要抢眼。
　　 后来父亲所在的企业苦苦支撑了几年之后，终于破产。当时我和妹妹都到了城里上学，家里的花销更大。在等待轻工业局安排二次就业的几个化工厂领导，只有我们家已经入不敷出。父亲因为化工企业多年的工作经验，很多私人老板都到家里，找我父亲去给他们管理生产。父亲只好放弃了等待安排，去了私人企业。后来落实政策发放养老金，我父亲就失去了落实政策的机会。
　　 2
　　 父亲的性格是极其要强的。甚至要强的有点极端，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那种。可以为了别人的一句好听话，或者虚假的赞美，带领全家干到累死。爸爸差不多几十年都活在别人的眼里。
　　 年近七十，还是对什么事都不服不忿的样子，如果说他力气不如人，马上就能站起来要求去摔上一跤，以示廉颇未老。
　　 在那个还用镰刀割麦子的年代，一个人一天收割麦子就是一亩多地，父亲从来不认可这个产量定额和人力所极。诸如此类一家人饿着肚子（晚饭不让做，不让吃），摸黑割麦子到半夜两点的事件，不可胜数。
　　 父亲是全村公认的好人，谁人有事都去帮忙，而且还不吃人家饭。不管干到几点，都回自己家吃。而且不管谁家有事，都去抢最累最危险的活儿干。2014年我们家翻盖房子，连附近村子的人都来帮忙，275平方的房子，来了300多号人。由此“果”可见父亲平时种下的“因”。
　　 有人来借钱，父亲从来不说没有，更不说自己的难处。就算没有也会告诉人家稍等，然后出门，到附近邻居那里借来，让借钱的人不空手而回。因为此类事，全家人不知跟着吃了多少辛苦。不懂得拒绝“烂好人”为我们招来的此类借款也不少。一直到他60多岁，亲戚朋友来借钱，父亲已经不管钱了，每每以绝食相威胁，逼妹妹或者我去借钱，再转借给来借钱的人。有些亲戚朋友感觉来借钱太容易，借钱后十多年都不提还。家里不管发生多大事，就算是母亲心脏搭桥的大手术，父亲都不允许我们打电话讨要。为此，妹妹、母亲和父亲曾大吵一架，情况才有所收敛。
　　 过年大家相互串串亲戚，以此增进感情，我和妹妹去看完了亲戚朋友，自然也有亲戚朋友来看我的父母，每次拿来的牛奶、饮料之类的礼品，父亲从来自己舍不得喝，舍不得吃。只要家里还有一盒，父亲必定睡不着。直到找到一个谁谁今年或者前年，曾帮我们推了一把车的理由，送去干净才算了事。
　　 父亲不抽烟，但是口袋里从来不断烟，就为了一起聊天时，给别人散发之用。父亲不喝酒，但是家里绝对不能放酒，只要有酒，就会招呼来帮忙接个灯线，换个插座，帮忙提一桶水的人拿一瓶去。不管是五粮液还是剑南春。父亲不打牌，只有过年的时候，给他几百零花钱，打个小麻将。然后，他只要见到小孩就发压岁钱，直至口袋空空。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家不能有存粮！用妹妹的话说就是，对人好的方向错了！对自己家人该最好的，反而最苛刻，对除了自己家人以外的人绝对春风化雨。
　　 我们那里乡村的人结婚时，别人家买了汽车，自己家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要买，是因为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父亲的控制欲超强，而且像我们老家哪里的乡人一样喜欢攀比，其实这是极度不自信。
　　 我在上海工作，妻子和孩子在另外的城市，老家洛阳一直没有买房子，这也成了父亲的心病，每次回去都念叨，人家谁谁都有房子，你们没有，如何如何。你们为啥不买一套？我百般解释，洛阳买房子没有用处，始终听不进去。万般无奈，在洛阳买了一套，如今已闲置六七年，每年2000多的物业费交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任何价值，装修了让她和母亲去住，他又不肯。我开玩笑说，这套房子就是给你装门面用的。河南高考压力太大，2016年我想把孩子弄去上海上学，准备到上海买房子，但是钱不够首付，必须卖了洛阳的房子才行。回去和父亲商量，父亲一句话没说，晚饭时节，沿着墙根儿往下一坐，又闹上了绝食，只好放弃。
　　 3
　　 今年年初父亲头晕，因为疫情隔绝，我回不去。妹妹赶紧送他去了医院，确诊为脑梗，幸好送去的早，没有什么后遗症。本来闹着还要去邻居的养鸡场干活的，在我们威逼利诱，连哄带吓的才算作罢。后来又跟我商量把租给别人十多年的2亩田地（父亲、母亲、奶奶的人口地），要回来自己种，我没有同意。后来妹妹又打电话说，父亲又逼着母亲一起开始在家里给别人加工帽子。
　　 我开着玩笑问父亲，你很缺钱吗？父亲说，咱泉泉（我儿子）都上高中了，马上上大学买房子还得花不少钱，我多少干点，给他添点儿，真的令人哭笑不得。父亲对孩子的心，很值得感动，但是他的行为却绝对不值得提倡。
　　 我和妹妹的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正准备考初中，都是关键的时候。我和妻子，妹妹，妹夫四个人都还要上班，他们有了病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他们。跟他们说了，如果他们不消停，折腾住院了，我们请假来照顾，再把孙子和外孙子耽误了比什么事儿都大。其实父亲和母亲都生过大病，大病之后道理都讲了，也都表示懂了。他们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不是给我们每月赚1000块钱，或者每月省1000块钱。只要他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就是对我们工作和家庭最大的支持。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计算方式，他们只算自己一个冬天在家里做帽子赚了3000块钱，没算这个冬天在家做帽子坐着没有活动，血脂粘稠脑血管堵塞，一个脑梗一个心梗住院做手术花了近100000块钱。在医院，在家里受的罪，更是忽略不计。
　　 如果不把做帽子这个当个事儿来做，我和妹妹也就由着他们去干了。毕竟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人老了眼睛也花了，书看不了，电视看不懂。干坐着也不行，和街坊领居一起做做帽子，打发一下时间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以父亲的性格却是完全不能撒手让他去沾惹这个事儿。今天拿了100个，很轻松做完了，明天他就会拿200个，如果还不那么累，大后天就会拿500个，甚至更多。早上一睁眼就开始干，晚上十一二点还在村里的路灯下干，就成了常态。这是性格使然，恨活儿！
　　 我和妹妹都想接他们到城里跟我们一起，但是在农村住习惯了，城里这种天天自己家门一关没人说话，没事儿可做的生活，他们更受不了。每次住不了一个星期就闹着要回去。
　　 我们作为儿女还不能过分的跟他们吵闹，只好借助舅舅来和他们谈判。舅舅说他们：你们这些行为看似给孩子们添福，其实这是添乱。是把孩子往烂泥坑里拖。你们这是怕孩子们，孙子们有出息！怕他们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好日子。你们的目标就是把他们都拖回农村，跟你们一起做帽子，种地，娶不上媳妇，每天喝两碗稀饭饿不死算到底。谈谈能管用半月，半月以后一切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