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火车站附近的攀矿驻蓉办事处，在行政办公室里，一眼我就认出了正坐在那里伏案工作的小付。
　　 我上前轻声地喊了一声：“小付。”
　　 他抬起头，喊叫了一声：“唉呀，黎娃。”老花眼镜片后面，小付的一双眼睛，闪出惊喜的目光。
　　 一九六七年“文革”开始之初，我和小付在攀枝花一别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后来，受单位外派，我从攀枝花回到了家乡成都，筹备在成都设立单位的办事处。不久，我遇到当年曾经同在茶场共过患难的姓尤的一个知青，才知道了小付早在数年前，就从攀枝花调回家乡成都，在攀矿驻蓉办工作的消息。
　　 他站起身来，我和他右手紧握在一起。
　　 老了。久别重逢，我们都老了。望着彼此已花白的头发和堆满皱纹的脸，在我们身上都显露出沧桑岁月留下的痕迹。
　　 小付、黎娃。这分别是当知青年轻时大家对他和我，用我们各自的姓加一字的称呼。
　　 自那时起，我们彼此之间也如此喊对方，从年轻一直喊到老年。
　　 与小付结识，是上个世纪的一九六三年。那时，成都城里等待就业的人很多，工作很不好找。一群走出校门不久的男女小青年们，因此离开家乡，去到大山中的茶场开荒种茶，当了“文革”前，较早期的知青。我和小付同年，那时都十七岁。
　　 在茶山上，我们虽交往不多。但两百多知青中间，小付待人谦和，日常生活工作中平易近人，在我心目中留下较深的印象。
　　 不久离开茶场，调到攀枝花，我和小付又是分到一个单位，并在同一个班。为建设大三线，顶烈日，筛沙石。
　　 过去的那个时代，能学个技术，是不少年轻人心里的企望。后来我调到了另外的单位。我和小付还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天空闲，我去小付那里玩耍。才知道，小付被单位领导调去学习开推土机，已经会操作了。
　　 吃过饭，小付邀我去到工地。河坝里满是筛分好的沙石堆，一些人正在装车。一张张立好的筛子面前，一些人用铁铲筛沙石。看着熟悉的人，熟悉的工作场面，我坐在推土机驾驶室小付旁边，看他开推土机。东方红54，马力足，把河坝里的沙石，堆到一起，轻而易举。这样，筛沙石的人，筛起来省力很多。
　　 小付熟练的操作着推土机。他告诉我，他学会操作刚十多天。
　　 “简单，师父指点一下，很快就能学会。”小付说。看来，小付的悟性不错。
　　 推进中，推土机慢了下来。原来是沙子下面深理着一个大石头，阻挡了推土机。小付说：“黎娃，下面有个大石头，你看我把它弄出来。”
　　 只见小付手握操作竿，下推刀，一脚油门，东方红54推土机发出一阵轰鸣声，几分钟就将一个约数百斤的大鹅卵石从沙地里掀了起来。
　　 能学技术，操作机器，那时候，我心里对小付好生羡慕。
　　 没有多久，小付他们所有的人都调到了攀矿，在三井巷下井。我去过，看到他们住的席棚子，从事井下作业，生活工作的条件都很是艰苦。乐观的小付对我说：“不管怎样，总比在茶山上肩挑背扛，好了很多。而且，我们都年轻，今后的变化，谁能知道呢？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脚踏实地，是我们的本份。”
　　 “文革”风起云涌，在大山里的攀枝花也同样掀起了“革命造反”的浪潮。批判斗争、武斗夺权……每个人都处于阶级斗争的高压氛围中，惶惶不安。在单位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的我，渐渐失去了与小付他们的联系。
　　 送我步出攀矿驻蓉办事处，我们留下各自单位的电话号码。
　　 小付笑道：“这下对了。黎娃，想不到，我和你先后都是回成都在单位的办事处工作，还都是从白马寺街租房子开始的，这么巧。”
　　 恢复了联系，约会了几次。通过小付我又见到了当年茶场的几个知青。两年后我们都提前退休，相约着出去游玩，省内省外。一次在海边，观看碧波荡漾的大海，观看蓝色大海上飞翔的大群海鸥，极目远眺，海天一色，同行的朋友们都显得很高兴。我看到，小付发自内心的如孩童一样开心的笑，显得那么的美好。
　　 随着退休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在茶场历经过知青生涯的人，叶落归根逐渐又拢到了一起，在家乡成都开始了月月的聚会。
　　 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人生初见得相识，是缘分。几十年，情缘不断，相伴同行，实属不易，真值得好好珍惜。
　　 几十年聚聚散散，小付与我，见面依旧彼此都喊：小付、黎娃。我们都觉得，这称呼，包含着我们之间，知青朋友那种纯真的难舍的情感和对逝去的青春少年时代，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们都期望在八十岁以后大家能在一起结伴养老，共度余生。
　　 没有想到，一天早上，正准备去参加聚会，接到小付同为茶场知青的爱人陈桂珍打来电话，小付昨晚不幸去世。
　　 站在小付遗像前，我和前来吊唁的茶场知青们，沉痛哀悼他的去世。他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心中，久久难忘。
　　 小付，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