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时事述评】报道：在两会上，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与人大代表座谈时指出：“昆明的土地价格比周边(省会)城市都低，但是房价不低，原因是钱到了老板的包里。这是巨大的贪污腐败，因为部分官员当了老板的保护神。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下一步会对这些官员进行查处”（2月4日昆明晚报）。仇和讲这番话是针对人大代表黄焰，谈昆明市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的。昆明市不少建设项目，拆迁前说是用于公共性质，等街道办事处给村民做好工作、征完拆迁完毕以后，公益项目变魔术改成房地产项目了。这种打着为公众谋利旗号，用低价补偿把村民打发了，通过变更规划，公然搞房地产开发的行为，不仅昆明有，全国更不少见。在这背后，则更是少不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
　　 当前的高房价不仅扭曲了国民经济结构，集中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也极大地恶化了整体国民的生活质量。更多的人为了房子甘愿为奴，整个社会都在围着房子转。深究高房价的幕后推手，除了公众所熟知的炒房团、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外，一个更为隐蔽的推手，还在于开发商与官员之间的钱权交易。这种腐败成本，往往被公众所忽视。早些时候曾有开发商在媒体上爆料：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开发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了。
　　 房产开发商为什么要去行贿官员？关键还在于官员手中有不受监督的权力。不是大多数房地产商愿意去行贿，只是权力经常插手市场，为了利润，房地产商只有向权力称臣。而对官员来说，当腐败的利润轻易就可获得时，权力寻租行为也就不再有任何顾忌了。因此，对利润的追求使地方政府、房产开发商以及投机者结成了稳固的联盟。这样的市场房价还能不涨吗？因为开发商开发一个项目，前前后后就要盖二三十个公章，每盖一个公章都要打点一番，何况还有那么多不明不白的税外费。做一个楼盘，需要经过国土、规划、城建、税务等诸多主管部门同意，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多地方都要打点。有报道曾说，用来疏通关系的好处费，大概占到楼盘总成本的2%或3%左右，有的甚至更高。房地产商要用一部分利润是来孝敬相关官员，这是潜规则。不然你就寸步难行，这就是仇和直言房价存在巨大的贪污腐败的原因。
　　 仇和敢公开说房地产存在巨大的腐败，还因近年来每一个受贿倒下的大贪官在受贿名录上，都可以看到“房产”两个字。从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志刚到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到天津市政法委原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从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到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从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到上海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这些贪官收受房产商的贿赂均高达数百万、千万，有的甚至过亿，让人瞠目结舌。
　　 房地产作为一个产业，赚点钱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能赚黑心钱，暴利钱。更不能与政府官员沆瀣一气，助推房价虚高，让购房者成为钱权交易的付款者和冤大头。抛开昆明的“巨大的腐败”不论，笔者一直认为，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疯狂，相当一部分原因是违法操作导致，银行违法放贷，开发商违法操纵市场，而某些地方官员违法救市，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制造了大量的“违法泡沫”。最典型莫过于“炒地皮”，也就是潘石屹所讲的“只炒面粉，不做面包”的行为。开发商高价拍得土地之后，却迟迟不开发，以至于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数年荒芜的地王。央视《经济半小时》曾披露，我国房地产商囤积、倒卖土地严重，有三分之一根本不盖房，而专司倒卖土地。诸多地王数年荒芜的事实，便成为这些倒地事件的最典型的写照。这说明，中国土地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上自某些官员、下至开发商一体的违法产业链。
　　 从上海公布查处的已经定案的涉房地产腐败案件看，在土地、规划、贷款到销售，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监管环节都可以寻觅到腐败官员的身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一位检察官说。在上海2009年立案查处的国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中，有近三成涉及国土官员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利益纠葛。特别是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腐败案的审理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位长期掌握着土地交易大权的副区长被称为“炒房区长”，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高达14处之多。不过，康慧军的“纪录”很快便被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刷新”，这位处级干部竟然受贿了29套房产。仅其母亲名下就有27套商铺、4套住宅和2套别墅。办案人员发现，这些房产大多位于陶建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受贿犯罪案件中，一半以上的受贿国土官员与房地产商有不同程度的利益交集。透过这些落马贪官，人们可以在房地产中看到腐败的影子。在他们的“罪状”中，也都有着房地产商们的身影。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领域贪腐大案持续不断，雄辩的事实证明房地产领域是腐败高发的领域。由于在房地产业利益同盟的“多赢格局”中，一些地方政府、有关腐败官员、开发商等都是获利者，导致了房地产领域腐败的层出不穷。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像仇和敢讲高房价存在贪污腐败，对地方官员一针见血的批评很少见。不过高房价背后的腐败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其背后有着特殊的土壤环境，城市地价不断飙升在很大程度上助涨了楼市价格。其原因，涉及到地方政府的监管不作为，更涉及到地方政府的直接利益。地方GDP和官员政绩与土地出让金收入紧密相连，更何况一些地方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有网友形容：“拉线人”手一动，“皮影”就发红头文件、制定优惠政策、帮助协调拆迁等，就因为这里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
　　 如何让房价理性回归，让法治不再蒙羞。当务之急，是把构成房价的诸多因素清理出来，把它们在房价中各自的占用比例弄清楚，使之成为“公共知识”。成本是多少，利润有多少，要有一本明白账。地价占多大比例，原材料占多大比例，政府税费占多少，官员腐败带来多大成本，不能永远稀里糊涂。没有这种“分类学”研究，大家对房价疯涨的根源没谱，于是政府调控缺乏精准性，开发商无法自我辩护，老百姓心有不甘，大家都只能一起生闷气。治理中国房地产因腐败产生的泡沫，仇和说出了真话。希望这不只是“说说而已”，而要有实质行动，反腐先在云南试点，然后推向全国。我更希望中央政府拿出勇气和魄力，挥出重拳打击违法行为，查出后面的保护伞。
　　 遏制高房价，需要打出“组合拳”。公众不仅需要知晓房屋开发的成本和利润等相关信息，还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对官员过于宽泛的权力进行有效地监督和制约。遏制权力谋利的种种冲动，让权力的运行回归到正常理性的轨道上来，让官员的升迁能够更好的体现民意。需要调整供给结构，加大有效供给。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终究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政府总不能棒喝开发商：“你，必须降价！”住房毕竟是商品，行政命令使不得。怎么办呢？在供地环节，咱不妨少拍些“地王”，适当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赁房用地供应，提高土地供应和使用效率，增加老百姓买得起的有效供给。
　　 中国人口多，土地资源少，不可能人人都住大房子、住别墅。房子是用来住的，绝不是用来炒作牟取暴利的。当前的畸高房价已经引发一系列问题：它正在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扭曲年轻人的爱情婚姻人生，正在产生很大的泡沫、酿造巨大的金融风险。畸高房价带来的隐患越来越大，如果没有对高房价带来巨大隐患的深刻认识，如果不把认识统一到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上，就谈不上有执行力。要对住房供给、需求、监管等打出的组合拳中进行分解细化，使其更具操作性。要从畸高的房价中寻找腐败线索，顺着建筑领域这根藤，摸出管理部门的腐败之瓜，然后用法律的“高压”打掉腐败分子的痴心妄想，让他们心有所畏。要规范权力运行，让相关部门、相关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不再天马行空。
　　 住房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它事关民生，事关稳定，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从政策上、时间上、数量上，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严格的要求，力度之大措词之严，体现出中央高层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极为关注，对民生之事极为重视。人们感到欣慰，充满期待。住房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住房贵对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带来很大的影响，一些人因买不起房，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有的人因为一人购房，出现几代人凑钱才能实现。有的节衣缩食，东借西凑，还背上一身的债务。住房问题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质量，成了老百姓最关注，议论最多的大事。中国需要更多像仇和这样的地方主政官，以巨大的勇气，从反腐败问题上入手，从大胆整肃吏治上寻找突破口，来遏制由腐败产生的高房价。坚决打击官商勾结现象，严查屯地炒房行为，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完善市场监测，健全土地招拍挂和商品房预售等制度，保证房地产市场得以健康发展，宁可少要GDP，也要让更多的老百姓买得起房。
　　 (2010-02-060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