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踏上铁路的那天起，注定了要跑通勤。多长时间，不敢说，也许是几年，也许是整个铁路生涯。
　　 这就是铁路工作的特点，一个让每一名铁路职工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我也不例外，而且这一跑，就是整整三十五年。
　　 记得上班的第一天，刚刚从铁路上退休回家的父亲就对我说：“铁路工作都在沿线山区小站，你可要做好跑通勤的准备。”
　　 对一个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来说，铁路就是长长的火车和两条笔直的钢轨，铁路工作也无非就是火车司机和神气十足的乘务员，至于其它什么信号工、站务员、养路工、扳道员、接触网工、列检员等等工种，我却一概不知，对沿线小站的生活状况和艰苦条件更是一片空白。因此，对父亲的这句话并没有放在心上，反而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心想：只要有火车，再远的路又不用我走。
　　 然而，当我分配到并不算小站的宝鸡东站工作时，才真正体会到了跑通勤的艰辛和痛苦。
　　 别的不说，单是每个周末的坐车回家，就消耗了我大半天时间。那个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每次回家都是在周六下午下班后或偶然请假早走一会。夏天能好点，下班后太阳还没有落山，不舍得花钱坐公交，急急地顺着铁路跑到车站，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背上的衣服湿透，顾不得停下歇歇，一脚登上车梯，站在车厢连接处，边喘气，边用手擦拭满脸的汗水。待到稍微平息一下，便挤进车厢，找座位坐下。
　　 但作为站站都停的慢火车，每逢周末，好像人人都在跑通勤，除了铁路职工，也有很多地方上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车厢内往往人满为患，根本没有座位可坐，只能人挨人站在走廊上，饱受车厢内酸臭闷热的熏烤。恨不能让头顶的小型摇头电风扇吹得更猛些，也期盼着列车早点启动，好让窗外的凉风呼啦啦地吹进来。
　　 从上车所在的宝鸡站，到下车所在的常兴小站，一直朝东奔驰，最多也就八十多公里的路程，可被人们称之为“站站停的绿皮火车”，竟跑了整整两个多小时。不是这个站停五六分钟，就是哪个站交汇车就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好不容易等到了下车，天已经麻黑，急急地小跑出站，赶坐上最后一趟回家的公共汽车。四十钟的路程，下车，又步行半个小时，才算到家。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累得腰酸腿疼，饥肠辘辘。赶紧吃饭，洗漱，有时再和父母说说话，躺在床上往往都快零点时分。伴着夏夜的凉风和虫子的唧唧鸣叫，很快进入梦乡。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顾不得洗脸刷牙，扛上工具，迎着东方火红的朝霞，或锄地，或施肥，或浇地，或拔草，直干到日上两个杆头，便回家吃饭。然后，稍稍休息片刻，又顶着烈日接着去地里干活。好像和时间赛跑，尽可能把该干的活干完，以减轻父母的压力。毕竟在家里的时间就这大半天。只有拼命干活，才能对得起通勤中的艰辛和痛苦。即便手心磨出了水泡，汗水湿透了衣衫，也是速度不减，干劲冲天。那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从不担心累，果真累了，回单位休息两天，很快就会恢复体力，反正上班比较轻松。担心的倒是回单位时的等车、坐车、倒车、再坐车以及漫长而焦急的颠簸。
　　 每次回到宿舍，不是华灯初上，就是深更半夜。一天的周末休息就这样在如马拉松似的赛跑中紧张地结束了。
　　
　　 二
　　 这只是参加铁路工作后通勤日子的刚刚开始，更多的车上颠簸和意想不到的困难，在等着我慢慢体验和感受。
　　 那个时候，农村土地刚分到各家各户不久，人人都在把主要精力放在土地上，没日没夜思谋发家致富的新路子。我家里也是一样，一会儿给地里种粮食，一会儿给地里种药材，一会儿给地里栽果树，一会儿又给地里种树苗，忙得人人闲不下来，就连土地也是一茬紧跟一茬，没有歇息的时间。
　　 这样，我就成了家里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周周得回家，常操家里心。夏秋收大忙时间是如此，就连平日里农活不忙时也是如此。
　　 在农村，地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我也就有永远都跑不完的通勤。
　　 有一次，一个深秋的周末，我依然和往常一样，周五下午请了假早早坐上火车。可不顺的是，当我刚下车，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我赶紧在候车室里避了会雨，没想到等雨小了再赶到汽车站，开往县城的最后一班汽车也走了。我只好坐了一辆载客的三轮车到桥头，等待着开往家乡的过路公共汽车。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眼看着一辆辆过路的大卡车、小轿车从眼前飞驰而过，我有点着急了，开始拦截所有通过的车辆。
　　 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路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少，可是，任凭我怎样招手拦截，就是没有一辆车能停下来。我急得来回在地上打转转，如果晚上回不了家，就只有返身走回小站，再坐火车回单位了。这样的话，第二天客户来地里收苹果的事就会耽误。想到这里，我的心如火烧一般焦急，对着迎面开来的一辆农用拖拉机，直接上前拦住了去路。
　　 也许是我拦截的幅度过于夸张，也许是这位冒雨开车的司机师傅有一颗善良之心，只听“咔”的一声，农用拖拉机停在了我跟前。这位司机师傅并没有责备和怨言，而是问我要去哪里。我说了去向，他竟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我在这位好心师傅的帮助下，冒雨回到了家乡小路的拐弯处，然后又踩着泥泞的小路回到了家里。
　　 虽然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但可喜的是，天晴了，繁星满天，明月当空。
　　 按照预期计划，在乡亲们的全力帮助下，摘完了全部苹果，并按照大小尺寸，分类包装，过秤装车，尽管累得筋疲力尽，满身泥水，但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
　　 对于农民来说，只有当丰收的硕果变成一沓又一沓厚厚的钞票，脸上的笑容才能绽放得更加灿烂。
　　 那一天，父亲和母亲的脸上都盛开着灿烂的菊花。
　　 在农村，能当一名铁路职工，那就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我们村距铁路较远，很多人一辈子尤其是老人，不要说坐火车，就连火车是什么样也没见过。因此，对我这个天天和行车打交道、坐火车又不用买票的铁路职工来说，他们的羡慕程度，不亚于我当了一名高级官员，连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敬意和亲切。
　　 然而，对我来说，最头疼的恰恰是坐火车。不用买票不假，凭通勤票就可以上车，但没有座位的火车和挤在散发着酸臭味的车厢里，一熬就是两三个小时，这种频繁经历的痛苦，又有谁能受得了。
　　 更难以启齿的是，那天由于走得晚，到车站已经是下午十九点多钟，回单位的第一趟火车已经开走。我在一阵懊悔与无奈中，只好等待下一趟车的到来。
　　 一个小时后，我登上了开往单位的最后一趟慢火车。
　　 到底是晚上，车厢里有很多座位，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也许是太累的缘故吧，不一会就趴在茶几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当我猛的醒来，发现车厢里的人更少了，也更静了，我预感到不对劲，急忙紧贴窗子向外看，黑漆漆一片，看不清任何参照物。但凭印象，我知道已经坐过车了很长时间。急忙起身到乘务室一问，才知道车都快到宝天线胡店车站了。我一下子蒙住了，竟不知如何是好。乘务员忙告诉我，下一站赶紧下，等回来的车再坐吧。
　　 我看了看漆黑一片的窗外，静了静神，只好等火车停站后下了车，来到了属于我们单位范围内的信号工区。值班的正好是和我一批上班的工友。说明了情况，他赶紧安排我先休息，等下一趟车过来再走。
　　 睡在工友的床上，我特意叮嘱他，车来了记着叫我。虽然距凌晨六点多的火车还有三个多小时，可我怎么也睡不着，深怕又睡过了点。直到火车开来，也没能合上一眼。急火火地上了车，向东一路飞奔，终于在八点前赶到了单位，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
　　 这次休息，虽然只有一天两夜的时间，可对我来说，所经历的，如同漫长的一年两个月。
　　 我在一次次的通勤中，经历着一次次地等车、挤车和步行，也在一次次的体验中，感受铁路职工的艰辛和痛苦。
　　
　　 三
　　 命运，注定我跑通勤的日子，会伴随我的结婚成家将继续下去，非但不会减少，反而更加频繁。
　　 妻子是县城的一家企业职工，而县城位于关中平原的渭河南岸，铁路则紧靠渭河北岸，一路东西延伸。每次下车，必须坐一段二十分钟的汽车穿过渭河大桥，在桥头南边的310国道交汇处倒车再向东行驶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我们乡所在的位置。
　　 结婚后，由于妻子所在单位正好与家乡的方向相反，每次坐汽车到桥头南边，若要回家，就必须等妻子，或者坐车到县城接她。如此以来，浪费时间不说，往往错过了下午的最后一班汽车。于是我们商定，各走各的，在家汇合。可这样又常常出现变故，不是她临时加班回不去，就是我外出干活走不开。那个时候，通信设备极不方便，没有手机，家里也装不起电话，没法及时通知对方，就只好一人独行，相聚无望。有时会耽搁大事。
　　 记得岳母病重，从县城转回到老家。本来我想多回去几次，看看她老人家，可那段时间工作特别忙，一直走不开，直到她老人家去世也没能回去看看。即使在她临终前的最后时刻，全家人都守在跟前，唯独缺我一个。后来还是家人专门跑到邮电局，辗转反侧打电话到我单位，又由传达室电话通知到正在现场干活的我，才赶紧给工长请了假，几经周转，赶回到家。
　　 此时的家里，人人披麻戴孝，个个痛哭不止，灵棚搭起，挽联醒目，棺椁摆放堂屋正中，祭品献于祭桌前面，烛火旺盛，香烟缭绕，一派庄重、肃穆、悲痛的气氛。我知道自己回来得晚了，她老人家已经入殓盖棺，再也看不到那张慈祥、端庄、可亲可爱的面容了。烧纸敬香时，我的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我痛恨自己的不孝，痛恨交通的不便，更痛恨漫长而煎熬的通勤日子。
　　 但我又能怎样呢，铁路就是这种工作性质，就是永不休止的和家人分离。我只能适应，并求得岳母的原谅：若有来生，一定会好好地孝敬您，让您的晚年生活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料理完岳母的后事，一家人的心情非常沉重，很长时间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但生活却如荡漾的湖水，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就在这平静的生活中，我依然紧张地工作，依然每逢休假的时候跑我的通勤。
　　 我在极力想办法调动妻子的工作，以尽快结束这无休止的通勤日子。
　　 那个时候的客车，除了速度较慢的绿皮车以外，还有既脏又黑的闷罐车，也就是著名作家王蒙改革开放初期写得一篇小说《春之声》，里面的主人公乘坐的就是这种闷罐车，这种车一般都在每年春运繁忙时段加开，是客车车厢紧张，用来缓解春运压力的运输形式。坐在这样的车厢里，如同坐在密不透风的黑房子里，宽敞的没有一个座椅，所有上车的旅客都自己找空位就地一坐：有铺一张报纸的，有坐在行李上的，有干脆坐在黑乎乎的铁皮地面上。
　　 作为常跑通勤的我，知道这种车的脏乱差，所以经常带一个折叠式小凳，即使旅客再多，也能找到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放下小凳，坐在上面，体会这种像绿皮车座位似的感觉，远比《春之声》里主人公当时的情景享受得多。
　　 本以为调动了妻子的工作，两个人过上了团圆的日子，加上两个妹妹的相继考学上班，父母也被接到了城里，就完全可以减少或者结束跑通勤的日子。可谁能想到，铁路的大面积改革，我被调到了近二百公里外的省城。跑通勤的日子又一次落在了我的头上。好在这一次，不再需要中途倒车和步行，而是直接穿梭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即使偶然回老家看看，时间也比从前少了很多。
　　 只是依然要挤在人群中，站在过道处，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汗臭味。
　　
　　 四
　　 一切都在发展中变化，铁路也是一样。动车组的开行，改变了跑通勤的日子。车厢内不再脏乱差，而是被干净、整洁、舒适的靠背座椅所取代，速度不再是走走停停，而是如风一样的速度向前飞奔，旅客不再是拥挤不堪，而是进行了一定的人员限制……坐在这样的动车上来回穿梭，又何尝不是一种美的享受。
　　 如果这样的通勤日子一直能持续下去，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现实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没过多久，我又一次地被调到距省城更远的陕北去工作。条件艰苦不说，单就路程之远，足足有五百多公里，坐火车一个单程就得六七个小时。这下，我彻彻底底成了跑通勤的专业户。
　　 但作为一名铁路职工，一名副处级领导干部，服从分配是最起码的组织原则，更何况作为第一批进驻红色老区的铁路职工，我也渴望得到一次艰苦环境下的历练。就像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说的那样：艰苦是一把锋利的雕刀，时刻都在雕琢着人们的灵魂。
　　 我就需要这把锋利的雕刀来雕琢，再雕琢。
　　 为此，我经历过零下三十多度的寒冷侵袭，经历过连续三天三夜风雪危害道岔设备的清扫，经历过黄沙漫天的狂风大作，经历过洪水冲毁铁路的紧急抢险，经历过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孤独与寂寞……但经历最多的，依然是漫长而痛苦的通勤日子。
　　 每次回家或去单位，铁路职工往往多达上百人，赶坐的火车也就集中在那一两趟，不但旅客趟趟爆满，没有座位，就连卧铺也排队签票，供不应求，根本满足不了我们这些跑通勤的干部职工。
　　 我们只好站在座位旁边，手扶靠背，乘个别旅客起身上厕所或倒开水的时间，赶紧坐下来歇息片刻。有时如果运气好，碰上个好说话的车长，还会坐在卧铺车厢的走廊边座上。最起码困了，扒在茶几上睡一会，总比一路站着好得多。
　　 试想，五百多公里的路程，如果站上一路，不要说我们几个50多岁的人受不了，就是那些年轻人，又有几个能坚持下来？
　　 正是这种铁路通勤职工坐车难的现状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很快，路局专门在开往陕北的一趟列车上增加了一节卧铺通勤车，并动员几个单位错开休假时间，尽量保证通勤职工上车后有卧铺享受。
　　 这一重大的惠民政策不仅解决了通勤职工的乘车难问题，更在全局干部职工中传为佳话。
　　 从此，我的通勤日子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每次上车，躺在舒适的卧铺上，或看书，或看窗外风景，或听手机广播，或看手机电视。饿了，吃点随身携带的零食。渴了，喝一口泡好的茶水。困了，美美地睡一觉。虽然路途遥远，穿山越岭，但那种放松的心情，犹如游山玩水般舒服快乐。从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遥远，黄土高坡的连绵起伏，随处可见的红色文化，朴实、率真、豪爽的陕北汉子，大胆、泼辣、漂亮的陕北婆姨，抿节、饸饹、碗托、洋芋擦擦、钱钱饭等独具特色的陕北小吃，都让我在一次次的通勤中，尽情地欣赏，真切地感受，深刻地体会，久久地回味。
　　 我越来越热爱这片神奇的土地，热爱我所从事的铁路工作，热爱我所跑过的一个个通勤的日子。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我已经从陕北调回到路局机关工作，彻底结束了跑通勤的日子。然而，每每想起那些发生在车上的点点滴滴，心里就不由得空落落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涌上心头。
　　 三十五年的通勤日子，苦也罢，累也罢，辛酸也罢，快乐也罢，总算结束了。虽然只是平平常常的一次次通勤，但却留给我的是满满的收获和难以忘怀的记忆：让我在一次次的艰辛中坚定了努力工作的信心，见证了中国铁路飞速发展的历史变迁，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从而更加地热爱铁路工作，珍惜铁路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铁路工作。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财富的积累，情感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
　　
　　 二零二零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