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睁开眼，窗外射进来的光线还是灰蒙蒙的，是谁这么早折腾人？我满肚子的不高兴。敲门声还在继续，我翻身爬起床，打开门，肖队长和杨大姐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连长，小卖部被撬开了。”杨大姐进门就甩给我一句话，我不明白地紧盯着他俩。杨大姐是当地的渔民，被安排在小卖部工作。
　　 肖队长见状，对杨大姐说：“你别着急，慢慢说。”
　　 杨大姐眨了眨眼，咧了咧嘴：“今早，我准备去镇上进货，来到小卖部门前，发现门敞开着，锁被小偷撬开了。”
　　 我听明白了，立即追问道：“清理了没有？丢了多少钱？少了什么东西？”
　　 杨大姐说：“我没敢进去，立即叫来了肖队长，肖队长说事情重大，就一起过来找你报案。”
　　 我担任渔场的民兵连长，分管治安，发生了盗窃事件找我是理所当然的。我说：“先不要声张，也不要破坏现场，咱们三人先去看看，确定了后再作处理。怎么样？”
　　 他俩点点头，和我一起去案发现场。正是拂晓时分，晨光微曦，走出20多米便来到了小卖部门前，门半开着。
　　 这是专为安置知青修建的30间平房，坐北朝南，一字排开，最西头是厨房，往东分别是女生宿舍、会议室、男生宿舍和小卖部。小卖部再往东是一块空地，相隔10米是厕所，再过去大约20米左右便是渔村。房子由红色烧砖垒砌而成，所有的房间结构基本一致，前开门后开窗，顶高4米。
　　 小卖部外围墙面完好无损，窗户紧闭没有撬砸的痕迹，只有大门处，外锁被撬坏丢弃一旁，内锁有明显被撬的痕迹。初步判定小偷是撬开大门进去的，而且是在半夜趁知青们睡着了后作的案。
　　 室内货品、货柜，包括桌椅都没有挪动的迹象，只有平时放置钱票的桌子抽屉被撬开，而且总共5个抽屉只撬开了上面两个，恰好这两个一个是放钱币的，一个是放粮票的。幸好丢失的钱票不多，杨大姐是个心细的人，每晚都将整钱整票随身携带回家，只留下些许零散的以备第二天营业用。
　　 首先要确定的是内盗还是外盗？是知青还是渔民？很明显这是一起内盗，小偷对环境特别熟悉，进入房间后直接对放置钱票的抽屉下手。再则目的性很明确，只盗窃钱票，至于烟酒、食品一概不要，这是便于隐蔽和携带，恰恰说明这个人就在住地周围。
　　 突然，正在清理东西的杨大姐一声大叫，地上有一把钳子，她说不是她的，显然是小偷作案后遗落在这里的。这把钳子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但一时不敢确定，就拿了一块布将其收捡起来。小偷为什么没将作案工具带走了？似乎有点不合常理？我在想。
　　 看到这里，我心里已经有了七成把握，是我们知青干的。我估计肖队长也已经看出了门道，他极力主张报案，交给镇派出去处理，严惩小偷。
　　 我出于爱护知青、维护知青荣誉的角度考虑，竭力劝说肖队长，“家里”的事还是自己解决为好，因为“家丑不可外扬”，万一解决不了再报案也不迟。肖队长尽管不乐意，但也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对扬大姐说：“您抓紧时间去进货，所有的损失我负责赔偿，保证让你满意。”
　　 就这样，肖队长闷闷不乐地走了，杨大姐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杨大姐好打发，小卖部是渔场出钱办的，出了事她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只要有人替她承担责任，出钱兜底，她也懒得较真。再说，我是渔场领导，她还不放心我吗？
　　 肖队长则不然，他一直憋着一口气没有出，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出大气的机会，却被我拦住了……
　　 肖队长家就在知青队东边的渔村里，家里养了一条黄毛狗，叫小黄。初来时，小黄瘦骨伶仃，活泼可爱，肖队长很喜欢它，经常带它到知青队来玩。后来，小黄与我们混熟了，几乎日夜泡在知青队。为啥？这里有吃的。
　　 农村人养狗，从不正而八经给它喂食，甚至连剩饭剩汤都轮不到小狗，得喂猪。所以，小狗长期在外面打野食，吃小孩的屎。小黄在知青队就不一样了，虽然我们的生活很苦，但每餐喂饱它还是足足有余的。不到半年时间，小黄长得膘肥体壮，加之聪明伶俐，肖队长更加喜欢它，总是乐滋滋的捂摸着它的头。
　　 两个月前，我和肖队长去县里参加一个学习班，时间一周。返回知青队的那天，正值知青们在吃晚饭。当时是冬天，天气寒冷，男知青围着一口大锅正在喝酒吃肉。见我俩回来了，立马站起来让座，并一人倒满了一杯酒。我还打趣地对肖队长说：“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赶上了。”
　　 肖队长也笑嘻嘻地点头，坐下，拿着筷子打算往锅里夹肉。可能闻到了锅里飘出的香味，便问道：“是狗肉吧。”
　　 没有人接话茬，肖队长凑近铁锅，用鼻子嗅了嗅，说：“没错，是狗肉。”他抬起头，环顾周围，见所有的人都躲着他的目光，问道：“是小黄吧。”
　　 还是没人理他，他站起来，大声喊道：“小黄，小黄。”屋子里静悄悄的，没见小黄的身影。
　　 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放下筷子，一声没吭，气呼呼地走了。
　　 我立即跑过去，跟在他的后面，到了他家，果然，小黄不在。他非常生气，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一个劲地抽闷烟。我很理解他，农村人养狗平时看家护院，到了春节不是宰了做年货，就是卖了换钱花。况且，肖队长特别喜欢它。现在倒好，被知青宰了，能不生气吗？我劝他：“肖队长，别生气，我让知青赔你钱。”
　　 肖队长站起身，拍着我的肩膀说：“拉倒吧，是钱的事吗？像土匪，像流氓。”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骂知青，我理解他此时此刻的“伤狗之心”，也从内心里痛恨知青队伍里的“害群之马”。
　　 从肖队长家回到我的宿舍，睡觉前打算换身衣服，出去一周了，穿的衣服也够脏的。谁知，打开箱子后发现我锁在里面的一壶油没了，那是我母亲嘱咐我买的，10斤花生油，准备春节带回家的。城里的油按计划供应，这里的农民可以自家榨油，但也不容易买到，还是托人帮忙买的。
　　 可能是梁丽婧拿去了，因为她有我箱子的钥匙，梁丽婧是我的女朋友。由于时间太晚了，不方便叫她，只有等到第二天再说。
　　 翌日，从梁丽婧那里得知，是几个知青嘴馋，将狗用绳子吊起来，往嘴里灌水，把狗呛死了。而我那壶油，她也不清楚，只是隐约听人说，有人撬了我的箱子，油被偷走了，换了几瓶酒。
　　 真是无法无天，我怒不可遏，当即打算去找他们算账。梁丽婧劝我：“算了吧，你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找谁去？再说，大家的父母都是一个单位的，伤了谁都难为情。最关键的是，我们都是知青，是一起从城里来的，原本这里的渔民就瞧不起知青，我们自己再一闹腾，就更被人瞧不起。还是从维护知青荣誉出发，息事宁人算了。”
　　 于是，梁丽婧拿出了50元钱，让我代表知青给肖队长赔个理。肖队长认定这钱是我拿出来的，说什么都不要，这事就暂时放下了，但是这口气肖队长是一直没有咽下的。
　　 谁知？又出了撬锁盗窃小卖部的事，该如何收场呢？真让我头痛！
　　 肖队长和杨大姐离开后，天已经大亮了。知青队的同志们也陆续起床，得知小卖部被盗，纷纷前来观望。不一会儿，渔村的人也好奇地跑过来看热闹。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时间，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我的压力也陡然加大了。
　　 我立即找来副队长李建国和团支书梁丽婧，商量如何查找小偷的事。没料到，当我介绍完情况，并拿出小偷遗落在现场的钳子时，李建国一口咬定这把钳子是知青胡生产的。他说：“两个月前，我去食堂打开水，发现胡生产正拿着钳子绞铁丝，他要宰一条狗，需要将狗吊起来灌水呛死。由于房子太高，就将一根长铁丝穿过房梁，然后再系上绳子。但是，向毛主席保证，当时我绝对不知道是肖队长家的小黄。”
　　 李建国话音刚落，梁丽婧立马接过话茬：“这就对了，估计昨晚我看见的人就是胡生产。”
　　 “什么意思？”我问。
　　 “昨晚，我和同房的小林去上厕所，由于月光很亮，就拿着手电筒没打开。从厕所回来时，突然发现有个人在前面跑，当时吓得我俩一大跳，打开手电筒，人影一闪，进了房间。”
　　 “看清楚了吗，人是谁？”我又问。
　　 梁丽婧微微摇了摇头：“人是谁不敢十分确定，但进去的房间肯定知道，就是胡生产住的那间。”
　　 与李建国和梁丽婧商量完了后，我感觉这事有七成把握了，为了谨慎起见，我单独将胡生产叫到我房间。不用绕圈子，我问：“昨晚小卖部被盗是不是你干的？”
　　 胡生产表面很镇静，但从那游离的眼光中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很慌乱，他摇摇头：“连长，你可别诬赖好人。”
　　 我问：“小黄是不是你弄死的？”
　　 他看看我，没吱声。
　　 我追问：“我箱子里的油是不是你拿的？”
　　 他迅速扫了一眼我的箱子，那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然后又瞟了我一眼，见我紧盯着他，便躲开了。说：“我没拿你的油。”听得出来，声音很勉强。
　　 我说：“你应该明白，我之所以找你，是想保护你。这件事，我完全可以报案，让镇派出所来人查。如果让民警来查，就得抓人。我们知青已经死了一个，再被抓走一个，如何对得起在武汉的父母。”
　　 我的话显然打中了要害，他脸上的肌肉出现抽搐，头也埋下了。我进一步给他施加压力，从抽屉里拿出遗留在现场的钳子，往桌子上一放：“这把钳子是你的吧？”
　　 他盯着钳子，显得很紧张，但勉强地摇摇头：“我哪有什么钳子？”
　　 我说：“这把钳子是杀死小黄的工具，所有的知青都能证明你用过。还有，昨天半夜有人看见了你。如果我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派出所，还需要你承认吗？”
　　 胡生产精神崩溃了：“连长，你别说了，是我干的。昨晚，我正在小卖部，听见外面有人说话，还有走路的脚步声，以为是冲着小卖部来的。吓得跑回了房间，第二天才发现钳子落在了小卖部。”
　　 我说：“你赶紧将昨晚拿的钱票如数退还给我，我会想办法保护你的。但是，你必须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有这个决心吗？”
　　 他没回答我，似乎在思考，俄顷，他说：“连长，我也是没办法，在这里一年累到头，挣的工分连肚子都填不饱。我妈常年有病，需要钱；弟弟妹妹上学，需要钱；还有一个来月就是春节，需要钱。我回到家，不仅一分钱拿不出来，还要伸手找老妈要。你说，我这个做儿子的，快20岁了，对得起生我养我的老妈吗？”说到伤心处，他痛哭流涕，我倒生出了怜悯之心。
　　 离开胡生产，我找到了肖队长，把整个情况向他进行了说明，希望他能原谅胡生产，放他一马。这次肖队长可是找到了出气的地方了，开始，他坚持要向镇派出所报案，让胡生产受到应有的惩罚。经我反复做工作，他虽答应不报案，但必须按照当地民俗村规进行处理。所谓民俗村规，就是将胡生产的双手朝上用绳子绑起来，系在曾经杀死狗的位置上，相当于吊起来，但双脚能够着地。就这个姿势站一个小时，让他当众受辱。出于无奈，为了保护胡生产，我答应了。下乡来到渔场，我就遇见过一次，渔场一对男女因奸情被抓，被并排绑在一棵大树上，将裤头放在各自的头上，当众蒙羞。
　　 我和肖队长的关系很微妙，他是渔场派到知青队当队长的，我是知青，应属他管。但我又是渔场的民兵连长，属大队革委会成员，按隶属关系他还是我的下级。但，我俩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好，工作配合的十分融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
　　 我把情况向李建国和梁丽婧进行了通报，并强调目前只能这样解决，这是上上策。李建国倒是没有异议，觉得只要能够保住胡生产不被公安部门抓走，让他受点委屈也值得，接受一次深刻教训。然而，梁丽婧却勃然大怒，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是什么上上策，简直就是下下策，如此粗俗、野蛮的行径。连长同志，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说：“这是不得己而为之，不然，过不了肖队长那一关。”
　　 她说：“是国法大还是民俗村规大？连国法都尊重人权，你俩凭什么去做这种有损人格的龌龊事？”
　　 “我，我，”我想争辩，但感觉理屈词穷。
　　 她说：“你知道胡生产家里的情况吗？”
　　 我看了看一旁的李建国，他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我说：“你父亲不是与他母亲在一个工厂吗？你父亲是领导，他母亲是工人。”
　　 她说：“胡生产的父亲常年有病，母亲将他生在了工作岗位上，所以取名生产。他8岁时父亲去世，他母亲要养活他、弟弟和妹妹，生活极其艰难。近两年，他母亲又患重病，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他的弟弟和妹妹连上学的钱都没有，眼看就得失学，是厂里的职工献爱心，凑钱送他俩入学。”
　　 李建国说：“家庭这么困难，应该考虑给予关照。”
　　 我说：“同情之心不能代替国法，正因为如此，才要保护好胡生产，不能让他去坐牢。”
　　 梁丽婧哈哈一笑：“你真是个书呆子，胡生产屁大点事够得上坐牢吗？对他最好的保护就是让他堂堂正正做人。如果按照民俗村规处理，不仅人格丧尽，而且还会背上小偷、甚至是盗窃犯的罪名，以后叫他如何抬头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