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见老师时，已是26年之后。有同学在班级群里说，每天晚饭后，她必定要到步步高超市的广场上，跟着一群老太太跳广场舞。
　　 群里有人笑，说老师也跟普通老太太一样了。
　　 我便留了心，趁着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信步由缰走到步步高广场。
　　 隔着几十米的距离，隔着26年的时间长廊，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来。她站在队伍的最后，跟着一群年龄相仿的老太太，东摇西摆地踏着《小苹果》的节奏。
　　 《小苹果》之后，他们又跳了《最炫民族风》。震耳欲聋的音乐，炸得行人纷纷侧目。我看着捂着耳朵乱窜的人们，忍不住哈哈大笑。旁边经过的人，不知我笑什么，也纷纷对着我侧目，想通这一关节，我笑得更大声了。
　　 当《最美的云彩》也跳完时，时间已是九点半，老太太们终于也是停了下来，喝水，搬音箱，各行其事。
　　 我看着她捡起地上的一件外套披在身上，上前去低低地叫了声：“老师。”
　　 她回过头看我，脸上露出迷惑的神情，用手扶了扶眼镜，又揉了揉额头，问：“你是……”
　　 “老师，我是49班的。”
　　 “是你呀，韩韩。”她脸上露出惊喜夹着不可置信的神情看着我，用双手紧紧抓着我，仔细地打量着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他们说，说您天天在这跳舞，我就过来看看。”
　　 我帮她拿起地上的水杯，要带她去超市买点东西。她执意不肯。
　　 “别买，别买，老师家啥也有，别浪费钱。”
　　 旁边老太劝她：“李老师，学生是一片心意，你就从了吧。”
　　 她终究还是去了，却是小心地挑了几样便宜的东西，再不肯买。
　　 我与老师初相识是在初二，全年级四个班，我们班是“吊车尾”，学校便把我们班交给以“严厉”著称的她。
　　 倒也不怎么严厉，从来也不疾言厉色，也没见过发火的时候。她戴着个眼镜，开口说话前，脸上先绽出笑意，声音也温柔，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喉咙大嗓子。
　　 离上课还有五分钟，她看看窗外喧闹的孩子们，皱皱眉头，说：“我们先上课吧。大家收收心。”
　　 教室里便响起一通小声的埋怨：“还没到上课时间呢。”
　　 她可不管大家，拿出课本，让我们先预习《东郭先生和狼》。五分钟后，上课铃响，预习完成，便开始讲解课文。讲完之后，不忘提醒一句两句：“同学们，我们的社会上也有很多狼，你们一定要记得擦亮眼睛才好。”
　　 她并不如何严厉，严格却是真的。
　　 夏天的中午，我们都要在板凳和桌子上，枕着书本睡上两小时的。可老师却从不午睡，她要利用这两个小时，将每篇课文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全部整理出来，用粉笔在一块小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出来。
　　 下课铃响，她便提着个小黑板，走到教室里，对还在昏昏然中的我们说：“我已经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整理了出来，请同学们在笔记本上抄好来，并且读熟记住。”
　　 教语文的老师应该知道，我们所理解的阅读理解，也许和教参并不相同，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千人读过，也都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李老师虽然自己对课本滚瓜烂熟，但并不敢轻易给我们总结中心思想。每到星期天，她总要到新华书店去买参考书，买来之后，自己理解消化，再和教参对照，再用小黑板写出来，让我们记下来。
　　 但老师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东西，买账的并不多。老师刚走出门，教室里便怨声载道：“烦死了，又要抄这么多。”
　　 “老师也不嫌累。”
　　 老师是一点都不嫌累。她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五点半才放学，十多个小时便全部扑在工作上。她的女儿是我们的学姐，看见我们总要埋怨：“我妈对你们比对我好多了。”
　　 但谁能体会老师的苦心呢？我那时候仗着自己的语文成绩好，便恃宠而骄，从来不抄笔记，现在想来，便深悔以前孟浪。年龄越大，便越觉得老师的不易。她是一个老师不错，但同时，她也是一个女儿、儿媳、老婆、妈妈。当年的她就和现在的我们一样，上有老下有小，也是苦哈哈的中年人。她也要扮演很多角色，但无疑，教师这个角色分去了她最多的精力，她是两个妈妈，她更是56个学生的老师，她想对他们负责，肩膀上的担子便沉甸甸的。
　　 而今，老师退休了，便是卸下了那担子，终于也成了一个含饴弄孙的奶奶，成了一个大跳广场舞的老太太，成了一个保健品促销员们眼中的“猎物”。
　　 有一回，同学请老师吃饭，我也跟着做陪。席间，酒过三巡，老师说：“你们知道民族资产解冻这个项目吗？我加了一个群，只要发12块钱给群主，就可以解冻12万的民族资产，这件事不但是个人有收益，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老师建议你们都投一点钱。”
　　 席间的气氛便尴尬起来。作为久经骗局的我们来说，一眼就瞧出这又是一起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如果是我妈妈，我定要毫无留情，严厉地批评她的，但面对老师，我却只能苦笑着摇头。
　　 班长是个耿直人，她马上站起来，说：“李老师，你被骗了。现在这段时间，到处都是人拉群搞民族资产解冻，全都是骗人的。”
　　 老师脸上便显出讷讷的神情来，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就像她当年批评我们一样。
　　 有人打圆场，继续喝酒吃菜，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三个月之后，便到了秋天。八月十五那日，我突然接到老师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农业银行的卡，我便心生警惕，谎称没有。
　　 “那你去办一个吧，这回是真的民族资产解冻，每个人只能拉两个人进群，我就想到你。你看这回，几十万随便赚到，你上班辛辛苦苦，每天为了钱挣扎，还不如试一下这个。”
　　 我只得说我现在上班，不方便去办理。
　　 我听见电话那头，她长长叹了口气，满是惋惜。
　　 我急着给班长打了一个电话，要她去劝劝老师。
　　 班长气了：“这老太太，硬是不听劝，我再去说说她。”
　　 班长有没有去劝老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老师从此之后，便不再与我们来往。我们每天被上班，家庭的俗事缠绕，根本分不了心管老师和她的民族资产解冻的事，时间久了，也就不了了之。
　　 但我总还是想起她，她不论是对少年时的我，还是成年之后的我，都很好。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无限感动。
　　 老师老了，虽然她熟读经书，知道“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的故事，但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狼和蛇，已经毫无分辨能力了。偏偏我们也无能为力，根本阻拦不住，那种沮丧感无时不充溢心间。
　　 我又有几年未见老师，也不知其近况，惟愿她一切都好，惟愿所有人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