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城里的母亲早在我清明回家之前，就委以重任，说她要给在省城工作的孙子装一对荞皮绣花枕头，留着结婚用，说家里还有父亲去世前一年打的两袋子荞麦，于是，我和四十不惑的妹妹搭班子，又一次把自己套上磨子，听着这动人而又哀愁的一歌又一曲，转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圈又一圈，这台不减当年锋利的石磨，既磨出了母亲的所需，更磨出了我对父亲无限的思忆。
　　 这台石磨，看似笨拙，简单朴素，却是父亲的一大杰作。父亲把新庄修成之后，回到老家牛土坪，在河滩的石坊里买了两扇毛坯圆石料，自己打琢出来的，然后凿修好磨齿，钻出大小两个磨眼，安好磨轴，一台石磨就做成了，没想到父亲无师自通，竟然还是个石匠。
　　 两个磨扇最后在爷爷和大伯、二叔的帮助下，用两辆独轮手推车从相距四十多里的牛土坪老家硬是推了上来。父亲用土坯做好圆形台子，用麦渣泥抹光，安好石磨，定好栓磨绳的短木柱子，穿上磨棍，倒上玉米颗粒，就可以磨面了。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经常鸡还没叫就起来抱着磨棍磨面，有的时候也把我和姐姐从睡梦中拽起来帮着推磨，我们就抱着磨棍闭着眼沿着磨台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场地上一圈又一圈的转圈，最早的记忆，是我和姐姐推着同一根我举起双手才能够着的磨棍，那时候大概三四岁左右吧，虽然感到十分厌烦，但母亲一直哄着我们说，推吧孩子，天亮了给我娃烙苜蓿菜饼子吃。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石磨的为数不多，也就仅仅那么几户，我家的石磨自然也给左邻右舍提供了不少方便，他们经常挑着玉米、高粱、麦子、荞麦等粮食到我们家来磨面，所以石磨闲置的时候不多。
　　 母亲有病的那些年月，多数是父亲晚上回来亲自驾驶他的作品，我们帮忙给磨盘上面的磨眼处倒粮食，粮食从磨眼溜下去经过磨齿被磨碎后，从磨口落在磨台上，这叫头餐磨，父亲专门做了两个大一点的木斗子，先用小木铲斗铲倒储存在一个木斗子里，然后用早已搁置在面柜里的两根横木上的萝圈来回不停地拉动萝筛，面粉就像下雪一样撒落在了面柜底部，隔在萝网上面的碎粮食则暂时倒在另一个木斗子里，待磨盘顶子上的粮食从磨眼溜完了，才能倒上去，就这样周而复始，被转动着的磨齿一遍又一遍的继续磨碎，我和姐姐手忙脚乱的一遍又一遍的萝筛，直至变成麸皮为止。
　　 有时候父亲去远处做木活，一半个月不见回来，大姐就会去生产队饲养场，找一个叫刘家表叔的饲养员，借一条毛驴拉回来，先给吃一些草料，然后套在磨子上。这条毛驴很温顺，对推磨是轻车熟路，也很卖力，但唯一的缺点是喜欢偷吃磨台子上的碎粮食，于是，大姐就给戴上蒙眼和笼嘴，这样，毛驴就看不见了，也没办法偷吃了，只好乖乖的拉着磨子转圈圈，不喊一声“扼”，是停不下来的。我们也省了不少力气。
　　 记得那时不管是谁家来推磨，母亲都是热情相待，有的邻居磨面的时候带着孩子，一会哭一会闹，影响大人们推磨，母亲就会主动给他们看看孩子，还把家里的蜂糖、枣、核桃拿出来让小孩吃，以不影响大人。遇到他们忙不过来的，大姐、二姐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一会。
　　 石磨用了一年又一年，一天晚上，父亲找来了几个邻居帮助，把石磨上边的那一扇磨盘抬下来，点上煤油灯，从工具箱中取出一尺长的铁錾子和一个短把榔头，在磨齿上敲来敲去，叮当叮当乱响，用了一夜一天的时间，把两扇磨盘的磨齿槽子全部敲了一遍。我问父亲这是做啥？父亲告诉我，石磨使用时间长了，磨齿牙就钝了，粮食不仅磨不碎，而且推磨也费力，就要锻磨一下，由此我才知道，这就叫锻磨子。原来父亲还会锻磨子，从我能记事的年龄起，父亲已经不知锻了多少次的磨子了。磨齿一年又一年的磨损，父亲一年又一年的锻磨，使上磨扇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轻，出面率低，于是父亲想了一个办法，在上磨扇周围箍了一圈铁皮，倒了一层水泥，仍然流出磨眼来，效果又和原来的不相上下。只是给人感觉好像补了一圈补丁。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村子里有了用柴油机带动的钢磨，声音非常大，一袋子小麦一根烟的功夫就磨完了，一下子减轻了石磨的负担，不过除了小麦用钢磨加工外，玉米、荞麦还得用石磨加工，但毕竟量少，这样父亲锻磨子的次数就更少了。我们村里是九十年代才通了电的，于是又淘汰了柴油机，有了电磨子。但石磨还是没有下岗，因为想吃荞面凉粉，想用荞皮装枕头，还得用石磨。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时代，石磨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全家人都很重视和爱惜它，父亲专门修了一只窑洞给它独享，说什么左青龙，右白虎，按风水学的说法，把它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石磨自然就不会雨淋日晒了。每年过春节的时候，父亲还要请人写一幅诸如“大粮仓五谷丰登辞旧岁，小石磨扭转乾坤迎新春”的对联，贴在磨坊门上，又一次竟然倒贴了，不是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发现，就闹笑话了，父亲夸我书没有白念。
　　 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石磨再也没人推用了。不过我家的这台石磨，至今还在服役。每次回老家的时候，看到那历经风霜的石磨依然还在那里，便引起我万千的思绪，油然想起那艰苦的岁月，想起那个推磨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