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岁月如歌，弹指一挥间，离开石棉厂已经28年了，这28年的风风雨雨，将青春年少的我，已刷洗成了风浊残年。无情的岁月，虽然模糊了很多记忆，却难以泯灭我记忆深处曾经在石棉厂工作、生活的四个春秋。昨天的石棉厂虽然已经不复存在，很多同事也失去了联系，或已作古，但回想起当年的一切依然亲切，往事如烟，温馨如昨，一声声呼唤，宛如从前。重温那段一起走过的日子，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禁心潮澎湃，彻夜难眠，手中的笔不由自主地开始挥洒，桌上的稿纸已悄然铺开。
　　 一、初到石棉厂
　　 1987年7月，21岁的我从四川绵阳建材学校毕业了，在全国轰轰烈烈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中，我本人作为来自大西北之一甘肃省庆阳农村的学生，义无反顾的被分配到甘谷石棉制品厂，一块分配到这个厂的还有同班来自甘南的王翠花和机15班来自平凉的多永兴。
　　 我们从绵阳坐上火车，带着满脸的稚气和学生娃的清纯，欢歌笑语，一路向北，越秦岭，到宝鸡，再换乘陇海普客，向西行进，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终于到了甘谷县，期间，旅途的辛劳不必赘诉，更多的则是激动和喜悦，因为我们将要工作了，将要离开父母的供养开始自己挣钱了。
　　 出了甘谷火车站，眼前一片迷茫，走一路问一路，虽然当地老乡非常热情，但他们浓重的方言，我们感觉比粤语还难听懂，竟然走错了好多的路口，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石棉厂。
　　 当年的石棉厂就坐落在渭河北岸，地处新兴镇姚庄村，距火车站约1公里，距甘谷县城约3公里，虽然冠名甘谷石棉制品厂，却是省建材局直属的一户国有中型企业，始建于“文革”时期的1967年，第一代建设者多数来自于北京、天津、上海的支边知青，那时候他们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年龄，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学校、离别亲人，不远千里，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甘谷这个穷山僻壤之地，在一片荒滩上，从修防空洞开始，挥汗开启了建设之程，1970年后，又有从西安、兰州、天水、平凉、庆阳等地分配来的青年学生陆续加入到了建设大军的队伍，一座座厂房、一个个车间在他们手里拔地而起，他们才是真正的石棉厂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那时候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热情高涨，无私无畏，以惊人的速度，难以想象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从建设到达标投产，用了不到五年时间。据说最早是计划生产军工产品的，建成后改产石棉制品，以生产刹车片、石油钻机闸瓦、离合器片、石棉线、石棉布及橡胶板为主，为一汽、二汽及主要微型车和离合器总厂配套，部分产品还曾一度出口东南亚及欧美等国。我调走的那一年，经过几代人的付出和努力，年生产能力已达5000吨，并且更名为甘肃省摩擦密封材料厂，似乎为了摆脱“甘谷”字眼的尴尬。
　　 在计划经济时代，当时的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部设有党委、厂办、组干科、宣传科、团委、工会、企管、劳资、生产、技术、销售、供应、总务、动力、科研所、设备等科室，车间有梳纺、编织、橡胶板、压型、新产品、机修等。后勤服务及配套机构有职工医院、招待所、幼儿园、子弟学校、技校、夜大、电大、职工之家、澡堂、液化气服务站等。职工大约1000多人，厂区及生活区基本占据了甘谷县城的五分之一，宛若一个“小社会”。
　　 与石棉厂隔河相望的还有甘谷油墨厂，这两户企业在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在甘谷县乃至天水市工业企业中，都是纳税大户，是两颗耀眼的明珠，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到厂部报到时，组干科科长李长华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亲自为我们办理了有关手续，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温和典雅，很有领导风度，当时还有个叫张剑的副厂长简单的问了一下我们的学校及和专业情况后，就安排我们自己去找总务科联系住宿，工作岗位等候通知。由于当时厂里住房紧张，我们被临时安排住进了厂内招待所，一月之后，我们住进了“四合院”的北楼单身宿舍楼。和我们一同先后入住“四合院”的还有天水师专来的蒋志杰、杜智勇、苏兴权、上海建材学院来的张文杰、王宝平、兰州冶金工业学校来的潘新华。
　　 说起这“四合院”，还算标准。在生活区东边，划出了一块地，沿这块地的东南西北方向各修有一幢三层单面楼，中间是一个正方形的大院，故称“四合院”。这里居住的都是单身汉或“两半户”，还有刚结婚不久暂时分不到小套住房的双职工。每天晚上总有歌声、笑声、锅碗瓢盆声、划拳喝酒声、搓麻将声、孩子哭闹声或吵架声不时从某个楼的窗口飘出，形成颇具特色的“交响曲”，当然这“交响曲”中的之一如果“演奏”的久了，影响到其他人的休息，就会隔空招来一片谴责和谩骂声，尤其是在寂静的夜晚非常醒耳，可却从来没有人打架或其他绯闻，可见职工还是很有素质的。在石棉厂的四年，八小时以外，我就是在这热闹的“四合院”纷杂的“交响曲”中度过的。
　　 二、上班第一天
　　 入住招待所的第二天，我们接到通知，多永兴安排到橡胶板车间，我和王翠花安排到机修车间，说是上班，实际是实习，当时政策有规定，大学生进企业，必须在基层实习一年的，也就是现在的试用期。到机修车间上班，先是要到设备科报到的，进了厂区大门，沿着林荫大道往南走，经过科研所、新产品和压型车间，拐个弯，有一幢小二层楼的就是，二楼是设备科办公室，一楼连着一栋厂房的就是机修车间，车间的西、南、东面依次是热处理、钳工班、车间办公室、锻压卷板机房、白铁房、电焊班组、木模加工班组等，实际上，设备科和机修车间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承担着全厂设备、零配件的采购、安装维修、模具加工和外协加工联系，机修车间可以说是一个小而全的机械加工厂，除铸件靠外协外，其他机加工设备一应具有，从车床、刨床、磨床、钻床、滚齿、插齿各型设备到热处理、电镀等设施等样样齐全，完全能够完成中小型模具或零部件的加工和流水线作业。
　　 当时在设备科上班的领导有科长王继绪，副科长穆春瞬、吴松岩（兼机修车间主任）、董世第，科员有康振兴、魏养谦、许天福、张炳英、张熠炯、王斌，设计员和描图员有王凯、郁玲玲、县永兴、牛曼英，保管员有张华杰、李兰珍、焦玉玲，工艺员是谢健强，核算员是芦义芹，质检员是张明珠。王继绪科长是个老牌大学生，五十左右年纪，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他是地地道道的甘谷人，讲一口浓重的方言，经他安排，我和王翠花到钳工班实习，于是，对我而言，真正意义上的紧张而有序、枯燥而有趣的上班，从这一天开始了。
　　 三、快乐钳工班
　　 钳工班是机修车间的一个大集体，人员最多，成分最复杂，但却是最团结、最快乐的一个班组。
　　 先说班长郭德林，本地人，大高个，八级工，资历老，做事公直，坚持原则，钳工班由他带出来的徒弟不下四人，可以说技高一筹，德高望重，深得大家信赖。他带领的钳工班在每年的“技术大比武”、“大练兵”中获得多次荣誉。
　　 资深的老师傅还有颉万安、孙广德、孙荣生等。他们平时除了关心的问我们几句，从来不和我们年轻人开玩笑，对他们，我是无比的尊重的。和我交往最多的，还数机修车间和我同龄的年轻人，记得有吕国良、王录义、王安禄、刘勇、王小键、任卫东、黄东强、张屹民、安举明、魏忠杰、乔海丽、尚勇、孙岩、张东明、许陇刚，还有外车间的令界民，他们有的和我同龄，有的比我大几岁，或小几岁，所以我们之间都是称兄道弟的。八小时之外，我们经常几个人约在一起，在渭河的林荫小道散步，登大像山观景，去麦积山游玩、甚至骑自行车去武山逛水帘洞踏春，或者顺着火车道一路放歌往前走，或者利用周末时间去八里湾钓鱼打猎吃野餐，去县城看电影，去职工之家打乒乓球、读书看报，甚至和本地的纨绔子弟约架。那时候尽管工资很低，留过生活费，还要给父母寄一点，但生活的还是无忧无虑，有滋有味的。
　　 钳工班的师傅们每天早晨八点准时上班，多数骑着自行车，车把上还套一个空心饼，签到后，全部坐到休息室内的长凳子上，一手端个茶杯，一手拿着空心饼，边吃边聊，吃完再抽一支烟，这时候山高皇帝远，海阔天空，烟雾缭绕，上至三皇五帝，下至黎民百姓，谈论的津津有味，或者互相揭个短，说几句挖苦、讽刺的话，但都很开心的，从没有谁生气，也有说黄段子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害羞的低下了头，说段子的人就更加得意，这时候就有老师傅善意的劝阻，说有娃娃呢，收敛点，于是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我们这几张红脸蛋，以后习惯了，谁也不在意，他们就更加放肆了，笑声、骂声、打情骂俏声在这个时候是充满了休息室的。孙荣生是个上海人，就是当年石棉厂第一批的建设者，劳苦功高，八十年代落实政策，他们那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多数都回城了，他因为在厂里成了家，有了孩子，所以就回不去，每当这个时候，他意见最大，爱发牢骚，讽刺挖苦甘谷人，说甘谷如何如何的差，甘谷人如何如何的不地道，当年如何骗了他，又说上海如何如何的好，于是引来本地师傅的不满意，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时候也是大家最开心最热闹的时候，孙荣生虽然脾气不好，但人缘好，没有他，钳工班还真的热闹不起来，我调走之后，据说他全家人终于如愿如偿回到了上海，但也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大约半小时之后，大家换了工作服，开始干活了，几十人分散在一个大工房里，一人一个工作台，上面摆满了锯弓、锉刀、榔头、卡尺之类的，虎头钳上夹着待修磨的模具，谁干什么活，基本形成了定律，没有人争，也没有人抢，没有人说累，也没有人说苦，根本不用班长分工，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是自觉的，严肃的，没有人说笑，更没有人串岗，除非互相之间借用个工具走动一下，工房里瞬间仿佛变成了一个大乐坊，锯、锉、锤、铆发出的声音好像是在吹、拉、弹、唱，汇集成了悦耳动听的交响曲。在钳工班，我就是在这样的“交响曲”中学习陶醉了半年。
　　 四、结识良师友
　　 在钳工班的实习很快就结束了，王翠花被安排到设计室画图，我被安排到生产调度室，实际就是车间主任办公室，做工艺技术员，每天一进办公室，桌面就是一大堆等待编排加工工艺的图纸，这些工艺很多都是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形成一系列成熟的东西，对我这个学习过机械制造专业者来说，加之半年的实习了解，已经是游刃有余了，但是也有犯难的时候，尤其是遇到新设计的模具的加工，个别需要附加一些特殊的加工工艺的，为了降低成本，不影响精度，我就要翻阅大量的资料，在还是拿不准的情况下，就向我的领导吴松岩请教，他是我的第一任领导，而且与我对面相坐，给他汇报工作很方便，不过，在与他两年多相处的中，我却从没有称过吴科长或者吴主任，而一直把他称为吴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我很多在学校没有学到的知识，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任老师。
　　 吴老师是天水人，陕西理工大毕业，长我十四岁，他专业精通，学识渊博，为人厚道，正直随和，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搞不懂的专业问题，就会及时的向他请教，他也会毫不保留的的指导我，帮助我，或者与我一起研究，共同寻求解决的办法。生活中，他也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有时周末或者节假日，都要叫我去他家里吃一顿，他的贤内助王晓梅师傅更是热情大方，不断地给我夹菜夹肉，令我非常感动，他们非常同情我这个来自革命老区庆阳的穷学生。从他们身上我学到更多的还是爱岗敬业，乐于助人的精神，也懂得了更多做人的道理。
　　 两年之后，正当我与吴老师配合非常默切的时候，他却调回了设备科，另有任用，新产品车间主任杨玉生调任机修车间主任，成为我的第二任领导，在随后的日子里，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杨老师也是天水人，四十左右年纪，最早也在机修车间，是一名优秀的车工，由于他的好学，考上了厂里电大，毕业之后，就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同样是一位学者型领导，除精通机加工专业外，对哲学、古典文学和世界历史文化很有研究，讲起话来很有水平，口才堪称一流，滔滔不绝，一套一套的，我很钦佩他，我的很多文学常识就是从他那里耳闻目睹学来的，受他的感染，工作之余，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对待任何工作，必须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小处做起，从弱处抓起的方法。这对我以后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和行政工作，帮助很大。
　　 模具零部件加工的流水线作业是要靠手工搬运来完成的，我和吴老师以及后来的杨老师，每天多半天时间都在车间，要对照图纸、对照工艺，一个工序挨着一个工序的查验，然后将半成品铁件转入下道工序，车间有一辆小推车，就是我们的搬运工具，小的零部件，直接拿过去，大的重的需要我们两个人抬到小推车上拉过去，更大更重的则要启用电葫芦空运过去，这就是所谓的“调度”，我们是标准的脑力劳动加体力劳动者。原材料出库、产成品入库，都有严格的程序，最后一道必须有车间主任签字，这些签字多数是在车间进行的，吴老师和杨老师往往和我边“调度”，边签字，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但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枯燥和烦恼，反而身心非常舒畅，也正是经过这样的锻炼，造就了我后来的一副强壮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