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知识分子”，许多人会联想到那些具有高学历高学位的文化人，像教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等等，但在艺术创作与文化思想领域，似乎别有新义。追本溯源，当由西方传入，指的是那些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它们所具有的思想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精神”。
　　 中国古代的文人传统，崇尚“太史简”、“董狐笔”，倡直笔，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分忧，为民请愿，这种精神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精神”颇有相通之处。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发生过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写作”的大讨论。最初，由诗人西川的观点引起，他认为，诗歌不能被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应该具有更重要的东西，于是提出了“诗歌精神”和“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西川：《让蒙面人说话》，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这一观点得到众多诗人的认同。比如王家新认为，知识分子写作，“首先是……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的取向和批判反省精神的要求，对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久已缺席的某种基本品格的要求”，命运、时代、灵魂、承担……这些词语应当是诗的情感、观念支架，诗人的文学目标应当定位在对时代、历史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点上（《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再如程光炜认为，诗歌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九十年代诗歌综论》，载《山花》，1997年11期）。等等。归结起来，他们强调最多的，便是那种基于独立精神与缜密知识前提下的知识批判与价值批判。也就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
　　 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的时代，所谓“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云云，已经由少数人众逐渐社会化，“知识分子”的人数愈来愈多，并不具有特殊的思想内涵，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倒是它的后缀——“精神”——即贯穿于写作者话语系统中的那种求真的思想、自由的表达、历史的使命和社会的担当。一言以蔽之，指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性和历史感。
　　 显而易见，具有“知识分子精神”者，未必一定是从事脑力劳动的教师、工程师、科学家，在当今世界，它可以是农民、工人，也可以是商人、公务员。位于政治中心的诗人未必就是权力的代言人，彭德怀的《故乡行》对民瘼的揭露和对社会的批判就是一例；而居于权力圈外的“御用诗人”亦大有人在，历朝历代的歌德派大抵如此。因此，在诗歌创作中，是否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并不重要，关键在是否具有崇高的精神性和历史感。
　　 “知识分子写作”也好，“个人写作”、“零度写作”也罢，总归笔下流出的须是独立思想的自由表达。“现象学还原”也好，“个人抚摸”、“诗意地栖居”也罢，总归诗人的个人体验必须与社会、历史交融。
　　 诗人可以遁入历史的隧道，与屈原对话、与但丁对话，但对话的终结处往往在当下的现实。借古喻今，映照现实，鉴往知来，启迪后人，似乎是诗之常规，也是艺术之大道。
　　 在任何时代，都有庙堂文学与民间文学之说，意在说明有无独立意志之创作。歌舞升平的伪饰之作，如徒有其表的节日诗，周而复始的节令诗，谄媚当道的德政诗，从流如水的跟风诗，为权贵涂脂抹粉，无关人间痛痒，往往成为庙堂文学的表征，是官方话语或曰权势话语的附庸。而“唯歌生民病”的劳苦之作，爱恨情仇的自由吟唱，则为大众文学的本来面目，是民间话语或人民心声的反映。无论工人农民，还是专家学者，只是读书多少有别，职业与思想并无必然联系。在他们中间，关注民生、刚正无私者有之，上下其手、助纣为虐者亦有之。无论居于何种阶层，都可以产生庙堂文学，也可以产生民间文学，关键在是否具有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人格。
　　 情思借语言以固形，诗歌借想象以飞升，但回望中外诗歌的历史长河，语言与想象只是表达的媒介与手段，精神性与历史感才是诗美的核心，是诗歌的要质。犹如树叶中的水分，花瓣上的芬芳，阳光下的温度，寒夜里的星光，是诗歌赖以生存、发展且青春永驻的生命支柱。诗人欲超越历史和时代，犹如拔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诗人拒绝将自己归属于社会政治、文化、思潮、阶层等任何一方，就等于放弃了社会责任和义务，言说也就失去了立足点，不知道屁股当坐在哪一边，向谁说话，说什么话。视角缺位的结果只能是失去自我。没有自我的诗就像只能按程序操作的机器人，失去了自由的表达与独立思考的力量，缺少新意，境界全无，自然去真诗远矣。
　　 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对于社会上的暴力与邪恶，文学创作产生的效果往往令人生疑。杜甫说“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雪莱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实乃夸张。文学不可能“救世”，诗人也不是“救世主”，但把诗看作于世无补之物亦属自暴自弃。
　　 自古以来，诗可以观世，可以济世，可以警世，可以醒世，已是文学史上的不刊之论。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正谓此意。“面对残酷的时代，追求历史意识，承担生存和生命的重荷，直面惨淡的人生，领受变血为墨迹的阵痛”（陈超《关于当下诗歌论争的答问》），这是被有些人嘲讽为“红色写作”的周伦佑积极倡导的诗风。这种诗观并不过时，诗人不能以追求所谓的“诗歌神性”为由，而像拿斯索斯(Narcissus)一样迷恋湖中自我的倒影。躲避崇高，嘲讽诗歌的历史感都是没有道理的，抽象到远离了现世存在的诗歌神性也是没有希望的。
　　 有人认为诗是“小众的艺术”，此说甚谬。早在《诗经》时代，诗就与大众结下解之缘。《硕鼠》《采薇》《东山》《七月》……都是反映民生疾苦的经典之作。是真正可以为大众接受的具有精神性和历史感的诗作。
　　 诗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时代生活的缩影。它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欢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恋，是“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实录，是“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的诉说，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孤愤，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幽怀，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放达，是“汴宋南迁社稷忧，忠魂应念国包羞”的批判，是“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抗争，是“拼得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壮志，是“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深情，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平民写作也好，知识分子写作也罢，关注社会、人生，具有崇高的精神性和历史感，走向民族大众才是它唯一的正确方向。所不同的是，雅俗有别，风格有异。大众趣味有雅俗之别，但高雅不是玄奥晦涩，通俗不是庸俗低俗。古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到白居易，今诗从郭沫若到田间到艾青，都是诗歌大众化的大纛。让普通劳动者能读懂的诗，能产生共鸣的诗，才是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诗，才是有尊严的诗。否则，谁来尊你？尊你什么？
　　 是诗人更新自己去写读者感同身受的诗，还是让读者改变自己去破解诗人隔膜难懂的诗？是当代许多诗人的困惑。
　　 其实，诗人借诗以传世，诗句晦涩，意境平庸，缘何让读者认识？又缘何流传后世？
　　 诗人创造读者，自应寓教于乐。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方可化民成俗。读者成就诗人，读者亦淘汰诗人，读来乏味，境界全无，没有同感，无人问浸，诗亦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