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夫就是余启华，现属孔老夫子“五十而知天命”之年龄段，隅居于西南大凉山会理小县城，做了三十余载的文学梦，却只弄出过几篇豆腐块，但还是贼心不死，并在“一辈子一文章”的旗帜下，继续做着一辈子之文学梦，其虔诚已上升为宗教信徒。
　　 半生置得屋三间，一世能著文几言？个中滋味，惟我自知。自不待言，为文就会与报刊杂志、编辑老师打交道也。与编辑老师打交道，近的——就登门拜访、当面请教；远的——就信件来往、鸿雁传书；其目的一也，都是为了得到编辑老师的不吝赐教，从而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文章质量，以及梦想着在福气特好的情况下，让自己“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豆腐块，羞涩亮相于某报刊杂志的某一角落，而让自己若母亲般兴奋不已——日日，月月，年年，甚或一辈子不能忘却。
　　 邋遢写来，已离题万里，还是赶紧按下笔锋，说些与“《红豆》情缘”的相关话语。我与《红豆》结缘已十载又三年。当时，我在川南大凉山会理县、被大山四面包裹的一所村小做孩子王。那个小山村的名字，非常富有诗情画意，名为：星星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星星，一个富有诗意和童话般色彩的词语，令人遐思万千，脑海里一片星光灿烂。”青山绿水，世外桃源；生活单纯，平静寂寥；但阳光却明媚得无与伦比，鸟雀快乐得只会放声歌唱；再加上学生一放学，就有一大把时间等着我去消闲排遣，于是，我又再次提起了手中已中断十余年之笔，搦管醮毫、自由挥洒，拙作《九爷是在梦中死去的》（小说），便在这清爽寂寥中，伴着稻田的一片逐渐辉煌，而在公元2001年秋天的某个早晨，与初升的太阳将第一缕阳光送到我熬了一夜而苍白的脸上，而呱呱坠地了。而这一天又恰好是星期六，我便一不做、二不休，将其打印出来，并从一本笔记本中找出在会理师范读中师时于校阅览室记下的《红豆》地址，再从抽屉中拿出一信封怱怱写好封皮，就头不梳、脸不洗，骑上自行车，朝十公里外的县城直奔而去，一头扎进邮局，买上并贴好邮票，毫不抱任何希望地将其寄往万重关山阻隔的广西南宁。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诚哉，斯言！信哉，斯言！在我十余载的投稿生涯中，若泥牛入海，毫无踪影，早已司空见惯；故而我对文学创作和投稿，一直不抱发表之希望，只坚守“只管播种、不问收获”之信条，更不敢奢望拙作能在《红豆》发表。但这一次，的的确确，真的——让我从未想到，就连做梦也未曾梦到。当时间的车轮悄无声息地驶进2002年6月；我还清楚地记得，曾在2001年秋冬之交向《红豆》投稿之事。那天的阳光和往常的阳光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有一丁点儿有什么好事要落到我这个孩子王头上的征兆。当我烟卷抽完，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走到学校下面约500米远的小商站，大约还有60米，小商站的老板娘就扯着喉咙向我大喊，且满脸风光无限，好像她今天做生意捡了个金元宝。“余老师，有你好大一封信。”老板娘手挥大信封，“我们一看这样大的信封，就猜到是你的文章发表了。我们一高兴就扯开来，看了。书上登了你好大的一篇小说。”
　　 事情来得突然，我也懵了，但还是听清了老板娘话的内容，于是就三步变作两步，蹿过去两手接了老板娘前倾着身子递过来的大信封，连信封上的落款也没看，就直接从已被老板娘打开的信封里，一把将刊物拽将出来，直翻目录，就看见了“余启华”三个字，赫然地出现在了“红豆小说”目录的第二行。小商站门口的那十多位父老乡亲，也自然地形成一个不很圆的圈，将我围在中间，并伸长了脖子，眼睛直往书上瞅。“余老师，快请客！快请客！”一老乡朗声道。随着这一声吼，大家就自动散开，将充满力量的身子斜倚在小商站门口两边的墙壁上。我也赶紧从衬衣的包包里掏出20块钱，买了五包带把的“凉烟”，撕开，每人敬一支；抽完，又敬一圈，如此三遍，直到将五包烟全部歼灭，我又再掏5元钱买了一包，才兴高采烈地回到学校，然后，慢慢地、反反复复将那册只有64页的《红豆》翻了个底朝天。
　　 这一翻，我知道了这期《红豆》为2002年第4期、总第155期；这一翻，我知道了我的小说《九爷是在梦中死去的》，现编辑也改成了《哑女怀孕了》；这一翻，我知道了拙作是编辑部主任丘晓兰（晓小）老师亲自编辑的；这一翻，让我心喜若狂，这期的封面竟然还赫然地标有“哑女怀孕了”这排字；这一翻，让我下午又去小商站打回了一斤老白干，炒了一盘回锅肉，一个人左一杯右一杯，自斟自饮，直到将一斤老白干全部喝光，直到将自己醉翻才算告一段落。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自己把自己喝醉！这一醉就是三天，面对妻子的娇嗔，我只好自己给自己为啥要醉酒找了个冠冕堂煌的理由，生拉活扯将欧阳修“醉能同其醉，醒能属其文”改成：“醉因《红豆》醉，醒能《红豆》再发文”，以此蒙混过关。接下来，我又开了几个夜车，完成了小说《高钓》，并经反复修改后于2002年8月直接寄给了丘晓兰老师。3个月后，我收到了丘老师百忙中的回信。原信不长，现全文恭录如下：
　　 余启华先生：您好！
　　 大作《高钓》已拜读，与《哑》文一样，《高钓》有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与鲜活的语言。但窃以为稍欠了如《哑》文中于舒展、家常的叙述里蕴藏的深意。
　　 我的感觉，《高》文说的似乎是通过王顺以“民间智慧”“超常规手法”“曲线救国”把一家赶鸭子的学校办活了的故事，来反映、批评现实生活中不正常的一些现象。但文章似乎更着重于表现王的“民间智慧”，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尖锐矛盾却被淡化了。如金古小学为什么是“二夹皮”？教导主任怎么个不是省油的灯？文末王顺“功成名就”了为什么还要心事重重等等。这既是叙述故事惯常该有的交待，也是深化文章所指的几个切入点。淡化了这些，敝以为也削弱了文章的深度。
　　 以上不知说得对不对，请余兄斟酌。
　　 祝安康！
　　 丘晓兰
　　 02．10．31
　　 接到丘老师之信，我如获至宝，并根据丘老师的意见，对拙作小说《高钓》进行了修改。后恰巧《凉山文学》和《攀枝花文学》的老师们分别来会理组稿，我便将修改稿交给了两家的编辑老师，并在次年见诸两家刊物，并得到了两家编辑老师的首肯；特别是《攀枝花文学》，还专门邀我到了编辑部并为我开了个非正式的我之小说作品研讨会。之后，我的诗歌、小说、故事和杂文，也先后在《滇池》《新聊斋》《杂文月刊》等刊物得以登台亮相。为此，我于2003年1月出席了我州作协代表大会，2004年被抽到区工委专门编写《红旗区志》（我县的区是介于县和乡镇之间的一级行政设置），2006年进县级机关工作，2011年被九三学社破格吸收为社员。文学虽说是清贫的事业，特别是在以挣钱论英雄的今天更是如此。但就我来说，却因文学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让我这个农村小学教师得以走进了县级机关工作，这让我欣慰无比！在惊叹命运的改变时，在每次拙作变成铅字时，我便会油然地想起《红豆》和丘老师，因为，是丘老师和《红豆》让我的作品第一次得以在正式的刊物发表！
　　 我与丘老师共有三次通信，有次的通信内容，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是向丘老师请教“到外地打工”的事，丘老师却不因这与文学无丁点儿关系就置之不理，而是认认真真、全全面面地给我介绍了在南宁打工的详情，细到打什么工、工资一月能挣多少都说得清清楚楚。每当回想起与丘老师和《红豆》的结缘，我的心似乎已飞跃万重关山，而到了南宁当面向老师请教。也许，这一辈子都不能亲到南宁感谢丘老师和《红豆》的关心和厚爱！这或许会成为我终身的憾事，但我会在遥远的川南一隅，将丘老师和《红豆》的关心和厚爱铭记于心，终生不忘。虽只与丘老师有三次通信，但对我却弥足珍贵。我历来就有收集资料的习惯，常喜把档案管理借鉴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我曾将丘老师给我的三封信与其他刊物编辑老师的信编于一册个人档案里。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今天中午，将那册我弥足珍贵的信件打开时，才发现丘老师另外两封信和三个《红豆》信封不见了，只直戳戳地留下了十道撕割的痕迹。看到那十道撕痕，我真是又气又恨，同时，也马上想到了“罪魁祸首”；于是，我马上打电话给远在成都读大学的女儿，一问，果真如我所料。那两封信和三个《红豆》信封，被我那同样爱好文学的女儿“窃”走了。唉，恨的是：不懂事的女儿将我的珍藏私自取走；啊，喜的是：女儿也爱文学，也想给《红豆》和丘老师投稿，并向丘老师请教。真是爱恨交叉！
　　 孔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在悄悄流逝，不知不觉间，我与《红豆》结缘已十有三载；虽说逝者如斯，但我坚信，我与《红豆》情缘将贯穿我的整个一生，或许还将贯穿于我女儿的一生，因为，我的女儿已经悄悄将我珍藏的丘老师的另两封信和三个《红豆》信封“窃”为了己有。说不定哪天丘老师就会从无数的来稿中，看到我女儿的投稿和请教信。但作为父亲，只想让女儿自己走自己的路，所以，也就不在此提我女儿的姓名了。
　　 真是：
　　 鸿雁传书文为媒，
　　 关山万重隔不断；
　　 晓小不小编红豆，
　　 红豆文学传九州；
　　 结缘红豆十三载，
　　 一篇哑女命运改；
　　 文火潜移有女承，
　　 悄声无息藏父宝；
　　 他日红豆育新秀，
　　 父女红豆两代情；
　　 红豆文学令人仰，
　　 享誉環球美名扬。
　　 （编者注：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