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觉得自己的头颅硕大无比，足以挤满那间他可以藏身的小屋。这是清晨，可可刚睁开眼睛，胃里随即涌上一阵又酸又辣的气泡，夹杂着黑啤酒和烈性老白干的燥味儿，火焰一般舔舐他刚刚苏醒过来及其脆弱的神经。宿醉的后遗症是大脑深处空落落的疼，记忆那玩意儿，早跑去爪哇国了。他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在不断膨胀，该死的墙壁都挤过来，压得头更加疼痛。鼻尖仿佛能触到污迹斑斑的天花板。他无奈地摇了摇脖子，觉得自己就像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
　　 抬头，硕大的脑袋，撞得这间小屋晃晃荡荡，一阵天旋地转。
　　 醉了，昨夜是醉了。听着窗外的风声和鸟鸣，可可昨夜被酒精击溃的理智和意识，现在开始散兵游勇般地陆续回来了。可可努力将它们聚集起来，排成断断续续的思维方队，于是他隐隐约约地想起马耳朵，想起猪鼻子，想起他们一起喝酒的三四五六七八个人。马耳朵和猪鼻子当场就从酒席上翻到桌子底下去了。在白水庄，能放翻马耳朵和猪鼻子，无疑是一份荣誉和骄傲。可可自豪地笑一下，觉得脸上木钝钝的，似乎是一只还没有脱去泥胚的咸鸭蛋，只要一笑，表皮上裹着的那层被酒精杀死的英雄细胞，就开始像灰尘一样扑簌簌地直往下掉。
　　 浓睡不消残酒啊。可可无力地叹口气。
　　 在我们白水庄，开羊肉馆的猪鼻子和游手好闲的马耳朵，都是一等一的好酒量，至于他们之间谁是第一，只怕连他们俩也说不清楚，至少你在白水庄的街头巷尾，从来没有看见他们醉过，但是昨晚……啧啧……尽管此时可可依旧头昏脑胀、四肢无力，可他还是美得在床上连翻两个跟头。当太阳透过屋前的那片白桦林，从窗口洒进点点光斑的时候，可可终于愉快而又笨拙地挪下床来。
　　 今天该干些什么好呢？
　　 洗漱完毕，可可依旧两眼昏花，他在室内那把唯一的老式藤椅上咯吱咯吱地坐了很久。足有一刻钟，可可愣头愣脑地盯着对面的墙壁，由于屋顶长年漏水，那墙上浸出一块乌黑发黄的斑痕，咋看去恰如一幅莫测高深的西方现代派油画，有时像一位来自美国西部的大胡子，有时又像一株花团锦簇的牡丹。哼，上帝的杰作。可可的太阳穴在突突突突地跳，仿佛大脑某个不可知的深处，横绷着两根巨大而无形的金属弦，此时正一刻不停地振动、振动——满脑子回荡着嗡嗡的轰鸣。
　　 今天该干些什么好呢？可可一想，脑子里又是一阵嗡——嗡——嗡嗡嗡嗡。
　　 可可是在街心的那棵大柳树下碰到孔孔的。
　　 这是一个暖洋洋的暮春的周末。出得门来，舒适宜人的和风，不时送来阵阵扑鼻的花粉香味。可可及时地吸吸鼻子。金灿灿的阳光下，眼看是彩蝶纷飞，耳听又莺歌燕舞，好一个迷人暮春的周末啊。除了体内残存的酒精还在不时地隐隐作怪，白水庄这种懒散自由的春天，几乎算得上无懈可击。可可在小工厂转角的墙根上，长长地撒泡尿，然后长长地舒一口气，然后就转到街上来了。老远就看见大柳树下蹲着一个人，不用说，是孔孔，他总是穿着他那身灰不溜秋的牛仔服，一百年不动摇。可可本来没有精神搭理他，可是不理他，接下来又该干些什么呢？白水庄这条半支烟长的小街上，一切都是那么的一如既往，只有长长的日子，长得不见尽头。
　　 你蹲在这儿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蹲在这儿嘛……孔孔从大柳树的阴影里站起身来，说，你说我不蹲在这儿，还能干什么呢？
　　 是啊，可可叹了口气，说，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由于刚才撒空了膀胱，可可觉得，自己昨夜被啤酒灌满的肚子，大约是胀过弹性限度，此刻正有气无力地、一圈一圈地往回缩，他下意识在把手伸到皱巴巴的棉T恤底下，仿佛摸到的不是自己的肚子，分明是一块刚在太阳底下曝晒过的湿牛皮。
　　 微风过处，扫起白水庄街头的缕缕烟尘，老柳树柔弱的枝条在风中轻轻拂动，这个阳光明媚的暮春的周末，温暖、宜人、天朗气清，舒适得令人百无聊赖。站在老柳树的阴影里，可可和孔孔，除叹气之外，一时间无所事事，无话可说。这已是棵三百多年的老树了，三百多年来，它就这样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白水庄的人对它熟视无睹，匆匆的过客，想必也从未留心，然而，三百年人事变迁，三百年沧海桑田，它依然一如既往地站在那里。老柳树垂垂老矣，但它却枝繁叶茂，老柳树生机勃勃却又老态龙钟，大约街尾巴上一百零一岁的羊角大爷，也只能算它的孙子，灰孙子，或者灰灰孙子。也许你不信，但这是无可奈何的，就像这个百无聊赖的周末，任凭你绞尽脑汁，它依然一如既往地百无聊赖。
　　 唉，干什么呢？哪怕就是出点儿什么乱子也好啊。可可说，叹一口气，然后，又叹一口气。
　　 是啊，出点儿什么乱子好呢？孔孔说，你说美国偏偏要轰炸什么南联盟，干嘛不轰炸轰炸咱白水庄呢？
　　 抬起头来，此时此刻，可可和孔孔心急如焚，他们看见天空飘过一丝云彩，也看见落在小工厂瓦顶上的三只驯鸽，但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只是长时间地昂着头，焦急地盼望着，期待着，期待大柳树的枝桠间，冷不丁地掉下几颗炸弹来，大萝卜似的、重重地斜插在他们脚前的泥土之中。但是，这天上午，除一只鸽子曾在他们的头顶盘旋过几圈，并及时地撒下一泡鸽屎之外，他们什么也没盼到。他们就这样站着，谈论着各自抛弃过的女子，又接着讨论几周以来的巴尔干战事，但是说来说去，白水庄就是白水庄，房屋完好无损，天空风和日丽，飞机也好，导弹也好，以及米洛舍维奇，还有克林顿，似乎都与这个宁静祥和的中国村庄风马牛不相及。
　　 唉，吃点儿东西吧。可可说，不然又干什么呢？
　　 吃吧，就算不想吃——不吃又能干什么呢？
　　 白水庄只有一家馆子，和一家制造化肥的小工厂，他和孔孔是同事，厂里的工作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羊肉馆就是酒量海大的猪鼻子开的。猪鼻子的羊肉馆不卖羊肉，据说他开张的时候也确实杀过一只羊，但除了两颗羊蛋蛋被羊角大爷买去入药之外，其余的部分都全烂在了猪鼻子的橱柜里。后来，这家灶台乌黑油垢的羊肉馆就只出售猪肉了。但是，白水庄人习惯上仍旧把它叫做羊肉馆，你不能不信，那块满面尘灰的招牌上写得清清楚楚，它确实叫做羊肉馆。我顺便给你提个醒，你如果走到白水庄的羊肉馆里来，你根本不用点菜，因为你本来就点不到什么菜，你只能碰上什么就吃什么，压根儿别提羊肉的事，因为猪鼻子依旧心疼他那只烂掉的或者说没有卖出去的羊。
　　 可可和孔孔吃到的是两碗肉沫面。白水庄的肉沫面，按惯例实在不敢恭维，但是今天，可可和孔孔，看到猪鼻子因为宿酒未消而有气无力的神情，都忽然觉得，这肉沫面哪里是什么肉沫面啊，这简直算得上世间难得的美味。
　　 今天干什么呢？接着喝吗？可可说，然后呼噜噜地吃了一筷肉沫面，挑恤地瞅着猪鼻子。
　　 不喝。猪鼻子苦笑。
　　 再来点吧，不然干什么呢？可可说，咱们把马耳朵找来，然后……
　　 马耳朵？他现在连爬都爬不起来呢。猪鼻子说。
　　 不喝干什么呢？可可叹了口气——不过这回他是假装的，听说马耳朵现在还爬不起来，可可心里说不出的惬意，他说，多好的天气啊，多好的周末，不喝了，怪可惜的。既然马耳朵起不来，那咱们三个喝——看看谁先……嘿嘿。
　　 谁怕谁——你以为我怕你？猪鼻子说，我马上就要走——我家小舅子明天结婚，我只是没工夫陪你。
　　 那好吧。可可拍拍手中的筷子，说，今天没时间，那——哪天咱们重新来过，我想再看着你从桌子上翻下去……嘿嘿，马耳朵更惨，在桌子上趴着趴着，不知怎么就到桌子底下了，呵呵。
　　 先别急，等着瞧吧，唉——猪鼻子伸伸懒腰。
　　 白水庄显然是热情而好客的，吃完面，可可坚持要付给猪鼻子五百分钱，但猪鼻子死活不收，他正忙着上羊肉馆的门板，然后就要赶到十多里外，把他小舅子的婚事操办操办。因此，当可可和孔孔回到街上，等于又回到一片不知所措的茫然里。这时候太阳已爬到大柳树的梢头，这一天的白天，就算过去四分之一，可你仔细算算，过去四分之一，那可还有四分之三呢。这对于茫无头绪的可可和孔孔来说，天啊，这个该死的周末竟然如此漫长，简直就是长得不耐烦，长得没有尽头，似乎他们一辈子也等不到天黑，何况白水庄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就是这种永远也过不完的日子。
　　 干什么去呢？可可和孔孔一筹莫展。
　　 干什么——咱们找人打牌去。孔孔想了想，说，打牌最好混时间了。
　　 是好混时间——但是这时节，咱们多半约不到人的。可可说。
　　 这我知道，唉——孔孔说，要是过年就好了。
　　 过年？可可愣了愣，随即恍然大悟，说，唉，要是过年就好了。
　　 过年就不愁人打牌了。可可记得，几乎每年过年的时候，鹅毛似的雪花漫天飞舞，一个劲儿的飘——飘飘——飘飘飘的，一夜之间，白水庄这条南北走向的小街，足足可以壅上半尺厚。也像是一夜之间，白水庄就铺开二十桌麻将，二十把骰子，或者推牌九，或者叠十三，总之，白水人民变着花样，赌博的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那时候，柳条还没有吐芽，土地还没有醒冬，全白水的年轻人都伏在赌桌上，赢钱的雍容大度、绅士十足；输钱的鸡飞狗跳，灰头土脸。多么迷人的令人陶醉的好时光啊。但这些都似乎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现在的白水庄阳光明媚、风和天高，白水庄老老少少，不是外出打工，就是在地里小心地侍弄那些祖传的泥沙沙和石子子，唯一的化肥厂也面临倒闭，地都荒芜了，人都走了，谁还买化肥。
　　 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白水庄啊！可可和孔孔的心里无声地呻吟，他们明白，现在要在白水庄找到一个人打牌，那一定比美国人选总统还难。
　　 暖洋洋的三月，暮春的周末，可可和孔孔走在贼腻腻的阳光中，浑身上下一点儿也提不起劲。他们甚至有些恍恍忽忽，既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他们只是不停地在这条半支烟长的小街上瞎晃悠。这一天，一头泥塘里哼哼的老母猪，看见他们；十七只大柳树下乘凉的鸡仔，也看见他们。在这个有些昏昏欲睡的周末，他们活像两名无所事事的古代绅士，或者是两只饱食终日的中世纪的老鼠。
　　 干些什么好呢？困扰他们许久的这个问题，时时像幽灵一样，深深地扎到他们的骨子里去。日子咋这么长啊，难熬的时光，重重围困着这两个无聊的年轻人。他们在这条小街上来回走了八次、十次，走得一丝不苟，走得一往无前，可最终的问题是，干些什么好呢？日影偏西时，两名绅士终于又走到大柳树下，他们蹲下身子，耷拉着脑袋，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瘟疫一样蔓延的难挨的时光。
　　 多么可恶的白水庄啊。一条坑坑洼洼的山区公路，大约两根手指那么宽吧，它在南边街嘴嘴处突然拐一个弯，就气势汹汹，贯街而过，然后又在北边的街尾巴上突然拐一个弯，就销声匿迹，杳然无踪了。仅仅把一个半死不活的白水庄，扔在混混沌沌的光阴里，一棵老不死的大柳树形吊影单，两排参差不齐的瓦房当街而立，白花花的太阳底下，它是多么的破败、肮脏和惨不忍睹啊。你看看吧，这副破落丑陋样子，仿佛是被日本鬼子扫荡留下的后遗症。该死的日本鬼子，把这条令人窒息的小街扫荡一空。
　　 当我们深深的为两名绅士感到悲哀的时候，他们却在街心的那棵大柳树下的赌起牌来了。他们把一副崭新扑克牌摆在面前的泥地上，然后你拿一张，我拿一张，一本正经而又兴味盎然。有时候可可赢孔孔的五块，有时候孔孔赢可可的五块，太阳不知不觉地滑下半竹竿，一副扑克牌饱经蹂躏，几张五元的钞票多次易手，你要相信，不但是街上看见的人，就连头上的柳枝和路边觅食的鸡仔，都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这时恰好一辆车从他们的身旁驶过，扬起的尘土，落在两个人的头和脸上。
　　 妈的，又是五五五五七。可可说，他看着手里的一张牌，头也不抬地说。
　　 什么？孔孔头也不抬地问。
　　 乡政府那辆老爷车呗。可可说，五五五五七——车牌号嘛。
　　 五五五五七——我还以为你有炸弹呢。啊哈——嘿，咱们干么不赌车牌号呢？可可说，对了，咱们赌车牌号，赌单双——两个人打牌，实在无聊。
　　 这个暖洋洋的午后，两名绅士在大柳树下一合计，很快就确定赌车牌号的游戏规则，说来简单，这车牌号要么是单数，要么是双数，远远地一辆车开过来，看清车牌号前，你当然不知道它是单还是双，当然也就无从作弊，这赌法公平，一切都得服从上帝的安排。当下可可和孔孔，一个要单号，一个要双号，并郑重其事地下五块钱筹码，干脆就坐在大柳树盘曲虬结的树根上，一门心思地等待下一辆车的到来。
　　 太阳下去半竹竿，北边没有车来；太阳下去一竹竿，南边也没有车来。看来，这种前所未有的赌法，想赌上一次还真不太容易。但是两名绅士并不气馁，因为赌途艰难，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加注，十块、二十、五十，一百……遗憾的是，直到太阳离西边的山梁只有两竹竿了，白水街上依然看不到一辆车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