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有着高而直的身躯，微黑的脸膛，不苟言笑的神情，无形中传递出壁垒般的刚毅。他那瘦高而挺拔的身躯，就像生长在黄河岸边的一棵白杨，虽历经暴风雷雨，依然百折不回不屈不挠坚韧挺立。那微黑的脸膛，固有的沉默，更显出男人的旷达与豪迈。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最难以忘怀的是父亲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那约一寸多长的头发一根紧挨着另一根，密密层层地排列在那里，这总使年幼的我想起一排排整齐操练的士兵，几十年如一日地立在那里，永远那么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不过那时母亲总叫我“黄毛丫头”，因为我的头发细而黄，数量也少得可怜。后来听到“小芳”那首歌里的“辫子粗又长”，我的心里生出来的不只是嫉妒，还有假如父亲蓄起长发，再结成长长的“麻花辫”，也一定不亚于小芳的美感。当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脑子里依然氤氲着这种幻想。
　　 父亲虽然出生在解放前，拜孔夫子读私塾，但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封师范学堂。五十年代的他年轻气盛，无论如何不肯做拘谨的孩子王。师范毕业后，他只身南下到了上海，在工厂工作近五年时光。工人大下放时，他又辗转到湖南长沙谋生。再后来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大下放，彻底辞别城市返还农村老家。
　　 解放初期，识文断字的人才稀缺，不愿做孩子王的父亲，还是被村长强行拉进了学校，做起了正儿八经的孩子王。这一做，就是一辈子。母亲每每提及父亲年轻时多是叹惋，而我除去为父亲鸣不平外，还多出一层敬慕。丰富的经历，少有的笑容，惯常的严肃，长久的静默，越发透露出男子汉的铮铮铁骨。
　　 然而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凛然伟岸的父亲的形象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儿女深深的爱。
　　 七岁那年，我和二姐挎着满满的小草篮儿回家。我们一进家门，还没来得及放下篮子，就看见父亲正蹲在厨房门口，豆大的泪滴“啪啪啪”地往下落，以至于将面前的泥土地砸出了一片小坑儿。我被这无声的泪吓坏了，逃也似的跑出家门，立在街角等母亲回来。二姐也溜了出来，我们俩就站在那儿，大气儿也不敢出。不久母亲下工回来，我们赶紧跑上前去，“妈妈”，我拉着母亲的衣襟说，“爸爸哭了！”
　　 母亲摸了摸我的头，叹了口气说：“还不是让你大姐给气的！”
　　 我当时就特恨脾气乖张的大姐，后来我才渐渐得知那件事的因由。大姐当时订的是娃娃亲，这事一直让她如鲠在喉，喻之为奇耻大辱也不为过，已经是高中生的她，压根儿就强烈要求退订。那一年试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得近一亩的“自留地”。我们兄妹四人在学校上学，父亲守着学校教书。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干活儿，又是生产队的劳力，又要顾及那份责任田，哪儿忙得过来啊！于是要耕的田地只能一搁再搁，搁置到不能再耽搁。当时没有什么农业机器，要翻地只有两条路——要么人工铁锹，要么牛耕马拉。牛马归生产队所有，个人断然没那么大的面子私用。给姐姐牵线娃娃亲的媒人就撺掇妈妈，让她未来的“公爹”来帮忙，当时他是队长，不消半晌工夫就耕完了。晓得姐姐脾气的妈妈，犹豫再三也没敢答应。就这样，第二天我们家的那份自留地，还是被耕牛翻得平平整整，露出了它丰腴的肌肤。姐姐听说这件事，和妈妈大吵了一架；因为是爸爸出面招待的，又不依不饶地和爸爸理论了一番——“没出息！丢人现眼！”爸爸舍不得责备委屈的大姐，然后的然后，就发生了我见到的那一幕。
　　 自那件事以后，很多年我没有再见到过父亲流泪。人说“男儿有泪不轻掸”，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父亲是再恰当不过了。惹父亲生气在我的字典里从未出现过，但父亲却的的确确为我一而再落泪。
　　 那年我从联中转入乡中上学，由于当时是毕业班，中考后照例召开了家长会，父亲接到通知应声而来。家长们在操场上开会，我们就歪斜在教室里学习，凳子全转移给家长了。临近中午散会，当我走近父亲时，看见父亲的眼睛却红了，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脸颊上滚落下来。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大错特错，也不知所措地抽泣起来。我猜测可能是成绩不够好？但也还算领到了前十的奖状；难道父亲遭老师的奚落不成？想想班主任平常和蔼的态度，和我素日不差的表现，即刻推翻此等龌龊想法；要么就是家中出了什么状况？我拎着小凳子站在父亲面前，掉眼泪、揉鼻涕，胡思乱想一片茫然，当时的破落相真是不堪回首。好在开会的家长和老师撤离极迅速，在场的人没剩几个，在意的眼光更少。我在惶恐中度过了漫漫长长几分钟的时间，父亲也渐渐平静下来了。我大着胆子问：“怎么啦，爸？”
　　 “你看你，一个月没回家，瘦成什么样了！”父亲抚摸着我的肩膀说。
　　 听到父亲的话，我立刻破涕为笑。对于自己是胖是瘦，我怎么就浑然不觉呢。可能由于我孤身初次离家到十几里外的乡中读书，又没熟识的人，也不知道食堂在哪儿。饿了，就啃干馒头，发霉了吃，掰开扯出又细又长的丝也吃，反正有的吃，稀里糊涂也就过去了。等到发现了食堂的方位在何处，图个新鲜的我在排了老半天的队，却因为没有饭票空手而返的时候，自己也忍不住笑翻了。除了做个简短而深刻的自嘲外，我还意外收获——万能的钱也有无用武之地的憋屈。虽然母亲每隔三两天就差哥哥给我送一些吃的馒头和菜，但天气并不吝啬它的热情，给白馒头穿上毛茸茸的外衣，把罐头瓶里鲜嫩的煎蛋捂得臭不可闻。傻呆呆的我每天啃上几口干馍，就依样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痴痴地读书写字。毕业班就是一个你不想学习也身不由已的环境。虽然其间也曾昏厥过去一次的我，被同学们七手八脚地拉回宿舍，但我从没有感觉到自己瘦了，依旧回寝室啃干粮，去教室暖桌凳。父亲嘱咐我：“出门在外，要好生照料自己！”又引用毛主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点化我，然后就离开了学校。那天晚自习前，哥哥就把一沓饭菜票塞到我的手里。从此，我正式加入了等饭队伍的行列。
　　 事隔多年，父亲再一次为我潸然泪下。那时我在开封读师范。本来每月回一次家的我，那次却破了记录，半个学期的时间都呆在学校。暑假期间适逢哥嫂俩闹气，家里的空气有些紧张，多多少少笼上了一层烦闷的烟云。在外面“野”惯了的我赌气说出以后少回家，省得摊上闹心的事儿。但我在学校熬过几周之后，就忍不住想回家了。可巧一天我们进花园闲逛的时候，脚被碎啤酒瓶划开一寸来长的口子。这以后的几周我就只能养伤为主，上课由人搀扶，打饭他人代劳，回家的事儿就只能成为空花泡影。
　　 中秋节父母托人给我带回一大包月饼点心，我和室友大吃了一番，就以吃饱不想家为自己思念父母亲人开脱了。当我的伤势一天天好起来，并且能一瘸一拐地拿起球拍在乒乓球案边玩耍时，父亲却以每五分钟一公里的速度，骑行赶到了我们校园。我无法想象五十多岁的父亲骑行的背影，披着晨星出发，奔波三四个小时，看到笑嘻嘻的我立在球案边，该当生出何种感触。当时是周末，我故作轻松地领着父亲走进餐厅，打来几样小菜，我们一起吃午饭。父亲带来了他的拿手绝活儿——一大包炒花生，还嘱咐和室友共享，然后就起身回家。
　　 当我执意将父亲送到校园大门口的路上，父亲低着头说，“玲儿，我本来以为你在家不开心，就不肯回去了。即便你不想家，你妈还想你呢。”父亲一语既出，我的泪瞬间失控。我流着泪笑着解释，将过错的百分之九十九归责于那块造孽的玻璃。父亲也潸然泪下，不过只几秒钟就又是笑着的了。
　　 自我走上了工作岗位，就再也没看见父亲流泪。而父亲乌黑的头发上，渐渐被一层又一层的霜雪覆盖。这层层霜雪，烙下的不只是时光的指纹，还有最深最浓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