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中，一共有过三次被迫“当官”的历程。当然，我所说的被迫“当官”，就是在我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被人像赶着鸭子上架一样赶上了某个“官位”。
　　
　　 一
　　 第一次被迫“当官”是我刚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被前任村支部书记欺哄着当了一段时间村支部书记。
　　 前任村支部书记叫阮英明，是我大哥阮仕宗的小叔，当然我们也随着大哥叫他小叔了。我退伍回到家乡的头两件事是接转党组织关系，先是到镇上找组织委员报到，再拿着组织委员开给我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到村党支部报到，小叔接到我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后，连着点头说“好好好”的。我当时还以为他是表扬我在部队入了党，也就没当一回事儿。可是没过几天，阮书记亲自到我家通知我第二天去参加全体党员大会。当时我除了跟他保证一定按时到会以外，也并没有作其它想法。可是第二天入会后，阮书记却突然宣布：“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改选村支部。”然后就是发选票，其实也就是一张白纸条儿，阮书记让我们写上自己中意的村支部书记人选，我当然是毫不迟疑地写上阮书记的名字。
　　 投票结束后就开始计票、唱票，可唱票过程让我越来越紧张，这怎么老是念到我的名字呢？唱票结束后，阮书记就宣布由我当选新一届村支部书记，这使我感到很突然。环视会场发现，很多党员都朝我投来信任的微笑。坐在我身边的是同我一起入伍一起退伍的战友余相福，他偷偷告诉我，在开这个会之前，阮书记曾到他家游说过，让他到时候投我的票，余相福的声音虽然很小，却得到了他身边几名党员的认同，大家都不言而喻地朝我点头示意，意思是说阮书记也在暗地里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会后我向阮书记提出抗议，说他肯定在背后做了“小动作”，阮书记笑着说，你总该不是在部队“走后门”入的党吧？我说我肯定不是“走后门”入的党，而是历经组织考验后才入的党。阮书记又问我，你听到我在选举会上动员过其他党员投你的票吗？我说那倒没有听到。他便严肃地说，你既然没听到我在会上示意全村党员投你的票，就不能说我在背后搞了“小动作”，说明大家都是自愿投了你的票，这就是民意。再说句内心话，小叔我也的确老了，干不动了，村上党员中暂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你不接班咋办？
　　 可是等我接班后才发现，村上集体经济是个空壳子，村上可供支配的资金不到五百元。于是我便同村两委一班人商量，看是否组织几支副业队，先充实一下村集体经济再说。这个意见得到村两委的一致通过，于是我在全村八个生产组成立了九支副业队。我所在的五组原本有一个砖瓦窑，土地到户后一直空着没人承包，正好我四哥有做瓦的手艺，我就动员他带着几个人承包了起来。我自己则和我二哥一起组成了一个筑房队，专门出去承包给人筑土墙房（纯粹用泥土筑起来的土墙房）。其他七个组也有组成筑房队的，也有办砖瓦厂的。年底到村上一结帐，居然使村委会的帐上充实了八千多元收入。这才两个多月时间，居然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错，不错！
　　 正当我准备第二年再大展鸿图时，第二年农历二月的某一天，镇民政办主任吴广志到我家通知，让我到县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去一下，我问他有啥事，他说他也不知道。结果我这一去，居然成了一个吃皇粮的林业工人，被县林业局分配到老家邻近的关防乡林业站工作。于是我只好先回村上办交接，临时选派村卫生室的党员谢大吉担任村支部书记。第一次被迫“当官”虽然时间不长（只有三个月零五天时间），却为我后来在林业站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第二次被迫“当官”其实当的是个“替身官”，因为当时我所在关防乡回龙管理区主任的预备期还没到，而前任管理区书记又已调任他处。当时的乡党委书记贾庚运就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暂时顶替一段时间，等管理区主任余致学的预备期满后，我就可以将回龙管理区党总支的工作移交给他。
　　 这次虽然也是被迫“当官”，但是我却不敢跟贾书记讲任何价钱，因为自己是名共产党员，我在部队受到的教育便是“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贾书记跟我谈罢话后，我便愉快地上任了。
　　 好在回龙管理区我很熟悉，七个村的一百二十九名党员，我差不多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再说了，管理区是党总支，只要管好村支部就可以了，没必要管到全管理区的每一名党员。那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向农户征收“三提五统”，“三提五统”是指在农村的三项村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和五项乡镇统筹（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等五个部分。再一个就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主要是抓“三率”，也就是计划生育率、一胎率和人口出生率。
　　 说到收“三提五统”，那年年底差点被乡党委误会为粗暴行政行为。那是我带队到汪泥沟村征收“三提五统”时，该村四个组的村民普遍要求架电。那时候架电全靠老百姓自己集资，地方政府和国家根本没有财力支持。可是汪泥沟的老百姓普遍要求架电，我和村书记林正华也在群众会上说明了架电的难度。可老百姓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架电，并用“如果不能组织架电，我们就不交‘三提五统’”相威胁，可我也知道，老百姓手头没有多少钱，恐怕收不齐架电集资。于是我一方面与乡电站取得联系，让他电站来人勘测核算集资额度，一方面让农户做好“三提五统”和架电集资一起交的准备。当时，汪泥沟老百姓的手中真的没有多少钱，于是他们便成群结队地到回龙粮站卖粮食。
　　 当时，乡党委副书记邹映贵正在回龙管理区检查工作，看到老百姓成群结队地肩挑背驮去粮站卖粮，问一个，是汪泥沟村人，再问一个，还是汪泥沟村人……邹副书记一连问了七八个人，都是汪泥沟的老百姓；再一问，是余秀武带队在汪泥沟收“三提五统”和架电集资，顿时心里一惊！认为我肯定是逼着老百姓卖粮架电的。派人找来汪泥沟村老支书林正华一问，林书记说，不是我们逼老百姓，而是老百姓逼着要求我们组织集资架电。
　　 等电站技术员勘测完毕并核算出集资额度后，老百姓只用了三天时间交齐了架电集资和“三提五统”款，从汪泥沟撤出那天，林书记还专门派了四名身强力壮的民兵护送我和十几万架电集资及十多万“三提五统”款回到管理区。
　　 第二年，管理区主任余致学的预备期满，我顺利地同他办了总支书记的交接手续，回到了林业站从事本职工作。
　　
　　 三
　　 第三次被迫“当官”是2020年9月1日，江山文学网看点文学社团原任社长只留阳光硬是把社长的重担扔给了我。
　　 在此之前，只留阳光曾经两次做工作让我接手看点文学社团，我说我不喜欢“当官”，硬生生地给推辞掉了。我之所以推辞当社长，主要是怕我做不好。你看只留阳光把社团带到了前八名，如果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看点屈居人后，岂不枉费了只留阳光的一番美意？她做我第二次工作的时候，我俩还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她都准备申请关闭看点，我就和副社长陶桃哄着她，让她继续担任社长，可以不用操心社团工作，挂个名就行了，一切工作由我们扛着，这才勉强哄得她破啼为笑，硬撑了将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有很多社团都是因为无人接任社长或其它原因被关闭，这次副社长陶桃给我做工作时，我也担心只留阳光会在无人接任的情况下，会无奈之下申请关闭社团，我当时就想，如果看点社团关闭了，那么，我们好不容易团结起来的骨干作者将会很失落。因为看点社团当初就是系统优秀作者古懂吆喝成立的，古懂后来因为一些工作拖累，才让只留阳光接任看点社长的。
　　 只留阳光是河南新乡的一个高中教师，工作压力本来也很重，她早就有意让贤，可看点社团一直无人接手，因为社团管理层的几个人都很忙。副社长兰花悠悠香倒是退休了，但是她得带孙子，能抽空编辑就不错了，根本没有精力管理社团事务；副社长陶桃自称工作也很忙，实在没有精力担任社长一职；两个顾问和执行社长也都说没有时间管理社团，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反正都不想接手。只留阳光选来选去，觉得我是个闲人，于是多次做工作让我接手，这次她虽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让陶桃先做我的工作，但是由于有前两次的争执，我真的害怕她会申请关闭看点社团，那么，我们这些好不容易聚拢的文朋诗友，便会成为一群“无家可归”的散人了，如果那样，那就有点太可惜了！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接手了看点文学社团社长的担子，好在看点文学社团只是个网络文学团体，社团编辑和其他管理人员都是义务为作者服务的团队，没有任何功利心。不过我跟阳光说好了，等她有时间了，还得继续回到看点，我这个社长只是代理一段时间，是看点社长的“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