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开始直线下滑，也不知道是智力和学习方法的缘故，还是青春期的某些问题困扰了我，反正我觉得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
　　 从小学到初中，数学一直是我的拔尖学科，我对它的自信和成就感始终超越了其他学科。记得小学里我还曾经和一位男生代表全年级参加了省级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虽然没获得任何奖项，但是那种虚荣和满足已经充斥了我的少年时代。
　　 在初中里我仍旧是班主任和很多任课教师所宠爱的学生，不仅仅数学老师隔三岔五地会在课堂上表扬我，就是历史老师、化学老师、物理老师以及我们教语文的班主任，也是天天把我的名字念叨在嘴上，好像他们（她们）的亲儿子一样，一天不夸奖就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似的。
　　 在同学眼中，我似乎就是被别人水到渠成地树立起来的模范或标兵，当遇到难解的题目时，我会听到有人在说：“你们看看，连张建东都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做出来的题目，可想而知有多难了，老师怎么会把这样的题目布置给我们做？”还有，比如说一场考试结束，有人会说：“糟了糟了，连张建东都说他的估分不会超过八十五，我们肯定是不会及格啦！”说实在的，这种偶像般的学习生涯几乎伴随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所以至今，有人说起我的心高气傲和目中无人常常会流露出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一进入高中后，我忽然就发觉我不行了，并不是我退步到哪个不能令人接受的地步，而是只发生了一点微小的变化，我曾经的“模范生”招牌一去不返了。后来我自己分析，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退步，只是那所高中在市里算得上一级中学，考到那里的学生底子都不差；在那些同伴当中，我的“优势”自然就算不上优势了。也许是这种先天性的虚荣心在我身上消失得太快了，也许是那群骄傲的孩子太过于在我面前摆架子——他们的出身和地位使得他们有资格这样去做，我在那所新的学校里一时难以适应下来。
　　 也搞不明白我的数学成绩下降跟这个因素有没有关联，反正当我将这个情况告诉家里后，我的父母亲都着急坏了。母亲说要替我找家庭教师，先帮我把数学和物理这些大头难的学科解决；父亲说他要直接去找我的班主任，看看能不能对他的儿子特别关照点。可是当他一走进我的教室，看到我居然莫名其妙地坐在倒数第二排时，心里的怒火马上向着班主任发出来了。父亲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对着正在批改作业的班主任毕老师劈头一顿破骂。
　　 “你到底怎么回事，当个班主任还有没有责任心呀？不要以为手里有了权力就可以随意挥霍。我们家张建东哪里得罪你了，哪里做了让你不高兴的事情，哪里有做得比别的孩子差劲的地方，你要这样虐待他？我说怎么回事呢，他的成绩会直线下滑，开学不多久就退得这样快，原来玄机都在这里。”
　　 毕老师被我父亲骂傻了，她挪了挪眼镜，不解地问道：“建东爸爸，到底怎么啦？我没有虐待你儿子呀！我们这是公立学校，每一位老师都不可能对学生不负责任的。”
　　 我父亲立刻反驳她道：“你自己去看看，让我儿子坐在倒数第二排，还说这是公平对待。跟你讲实话，我儿子从读小学到现在都没坐过那么糟糕的位子，你是第一个对他存在偏见的老师。我说呢，他的成绩怎么会退得那么快？”
　　 “建东爸爸，我看你是误会我的工作了。我之所以把他安排在第六排，是因为建东的个子比较高，而且视力也不错。他在初中里没坐过那么后面，是由于班主任看中了他学习上的优势，不希望他被一些坏学生影响掉。但是在我们这里，每一位孩子都是勤奋刻苦的好学生，你不必担心你儿子会被某某学生带坏掉。即使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人，思想方面也非常上进，这点我敢向你保证。”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我儿子能坐前面点，这样对他的学习一定会有更大的帮助。”
　　 父亲的这番话只是恳求，他也知道我的班主任未必会按照他的想法去实施。为了尽快将我调到教室的前面几排，为了尽快使我摆脱那群“思想上进而能力有限”的学生，父亲在家里还是动了很多脑子。后来，在我母亲的建议下，我们决定采用“软手段”向班主任展开“进攻”。
　　 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喝了不少啤酒，那也许是我人生中最早一次对啤酒的尝试。父母亲将毕老师请到我们家里来吃饭，吃完后还额外地塞给她一个“红包”，然后才笑眯眯地送她回去。我至今仍不知道那个红包里到底装了多少钱，但是从那以后毕老师对我的态度真的就改变了许多。她不再觉得张建东只是个普普通通、不吵不闹，甚至还有点傻乎乎的学生，在她现在的眼中，我似乎超越了其他同学而独立把印象留在了她的记忆里。都说人是最虚伪最爱虚荣的动物，这话果然不假。在那么多同学的家长向毕老师献过殷勤后，她权力的天平肯定会发生倾斜，所以要她像初中里的班主任那样宠爱我自然是不可能的，我被安排在倒数第二排也许是逃不过的宿命。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用最通俗的人情关系挽救了我在班主任眼中的“地位”。
　　 我从教室的倒数第二排移到了教室的顺数第二排，从很多人对我不关注的角落移到了很多人对我关注的地方，然而我的数学成绩还是没有赶上去。每堂课我都在认真地听讲，每堂课我都努力把老师啰啰嗦嗦的话全部消化掉。只是我知道我肚子里的墨水并没有增加，很多时候得承认我的水平仍然停留在平面几何的层面上，那些深奥的可怕的知识似乎一下子战胜了我的大脑，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自从数学战胜了我之后，随之而来的物理和化学也骑上了我的脖子，它们不再像初中时代那样令我随意驾驭，而是逐渐主宰了我。我想，这所可怕的学校，它已经扼杀了我的自尊和虚荣，我要逃避它，我要逃避它。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从明年开始你可以选读文科班。”
　　 有一天班主任毕老师将我拉进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这句话，从此我内心的忧郁更加深厚了一层。
　　 文科班，在我们很多同学看来，只有数理化成绩不理想，或者综合成绩达不到上本科院校分数线的人才会去选读，虽然也极其正常，但是多多少少有些丢面子的感觉。自己喜欢读历史地理的，自愿报名读文科班，也许还是很幸会的事情。但是被老师强迫着去报读文科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侮辱。我内心的叛逆情绪更加强烈了，以至于险些和毕老师发生冲突，最后还是由于面子的问题勉强克制了自己的情绪。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我考得很糟糕，不仅是数学成绩不理想，其他课程也比同学差得很多。当年那种在成绩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独占鳌头”的势态再也不会在我身上呈现了，瞬间我感到浑身冰凉，仿佛跌进了一个四面黑暗的地窖，没有人可以救助我。当我怀着侥幸的心理把目光投向其他同学时，却发觉别人也在用冷冰冰的目光瞅着我，好像在嘲笑，又好像在蔑视，那种心酸的滋味说不出来。那一次我真正地对这个小集体失去了信心，也对我自己失去了信心。我想反正就那样吧，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别去理睬那帮“傲慢的公子”。
　　 第二学期开学伊始，周围的人就发现我有变化了。据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当时看到这种情形很痛心，真想将我赶出家门，从此和我划清界限。可是她太宠爱我了，就那么一个宝贝儿子，而且从小到大一直都很听话，她怎么舍得说翻脸就翻脸呢？于是只能将就着我，甚至在父亲面前还替我隐瞒着可恶的“罪行”。
　　 那时候我结识了一个名叫郑俊峰的小伙子，虽然年纪只大我一岁，但是在我看来，他的的确确像一位老大哥了。他是我一位初中同学的朋友，在学校里没念几年书，就退学（另外一种说法是被开除）混到社会上去了。所以他的人生阅历远远比书本知识来得多，恰恰是这点，令头脑发窘的我对他崇拜至极。在认识郑之前，我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学校以及学校周围的人和事，对社会的堕落和罪恶了解得甚少。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一个全新的我了。
　　 郑俊峰经常在台球场鬼混，他身边的几个兄弟称他为“台球王子”，他也常常在我面前以此炫耀。在认识他以前，我根本不会打台球，非但不会打，而且连台球的基本玩法也不知道。我是个乖顺本分的孩子，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学业，就算初中时的体育课，也难得和男同学打一场像样的球赛。所以，我的球类技术都不怎么高明，但是每每期末考试，我的体育成绩都是满分。这中间的奥秘很多过来人都知道，班主任为了多多树立几个尖子生模范，不惜想尽办法为他们开绿灯。因此学校内部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某个学生的文化课成绩拔尖了，他的（她的）德育成绩和体育成绩一概算作满分，哪怕两者不达标了也算它们满分。这样一来，经过“注水”和“造假”包装起来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便冠冕堂皇地挂在了学校的宣传栏里，成为某些不知内情的普通学生学习的榜样。
　　 我承认自己天生就没有打球的天赋，连简单易学的乒乓球和羽毛球也打得不顺手，更别说难度较高的台球了。可是跟郑俊峰在一起，我发誓自己一定要学会打台球。因为他身边的兄弟个个能把台球玩得如鱼得水，我要是不会玩那岂不是很丢人？虚荣心在驱使着我，我全身的精力陷入了这个无聊的游戏中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我的台球水平得到了他们认可，我也可以拿着台球杆子像模像样地和他们单挑。
　　 普通高中的教学很紧张，校方对学生的管理也异乎寻常地严格。整个星期除了周六以外，每天晚上都得参加学校里的晚自修，晚自修都有任课老师督班。虽说是晚上，可是这段时间并不是那么自由的，有体贴心的老师考虑到学生的负担太重，可能会把晚自修的时间腾出来，全部让给学生完成作业。但是对工作过于尽心尽责（说得直白点，就是很自私自利）的老师，则完全霸占了那宝贵的两个多小时，又是讲课又是考试又是抽问检查，巴不得将他肚子里的墨水全部灌输给学生，以使自己年终时的奖金比其他老师多几个百分点。其结果又能怎样呢？还不是好的学生一如既往地好下去，差的学生再怎样亡羊补牢也不见效果。过多的失去信心，使我对校方的规章制度产生了明显的抵抗情绪，我开始无故旷课了，先是数学课，再是物理课，这些都体现在那该死的晚自修上。
　　 终于在某天晚上，我的恶劣事情被班主任曝光了。那次纯属意外，本来是数学老师监督的晚自修，由于他的个人私事暂时改成了毕老师督班。我是不知道情况的，只是为了任性地抵触数学课而逍遥法外地私自决定不去参加任何一节数学老师的晚自修。对于班主任毕老师，虽然还很难说得上尊重她，但是对她的课还是不敢马虎的，毕竟她是我命运的“主宰者”——在学校里如此，我再有叛逆情绪也不可能向着她。
　　 这次偶然的事件，将我在数学课旷课的事情完全暴露出去了，而且还会牵扯出我对其他任课老师的不良态度的某些反应。当天晚上，毕老师就给我的父亲打了电话，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说的，有可能只是心平气和地描述我旷课的事情，有可能将我张建东说得一文不值，但是至少等我回到家里，从父亲怒目相视的神态和母亲极度失望的眼神中就可以得知，毕老师对我的“政治报告”做得非同一般。我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再也隐瞒不住事情的真相了，以往的蒙骗和撒谎，把母亲对我一贯的信任当作挡箭牌，现在就要完全土崩瓦解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浑身还带着一股酒气，我承认不是第一次喝酒，却的确是第一回喝得那么醉。在路上回来的时候我还在某个街角呕吐过一次，那种难受的滋味给我人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要去喝酒呢？其实还是源于我和郑俊峰他们打台球的事。那天我们在台球场里刚刚见面，他就拍着我的肩膀带有挑战性地向我询问道：
　　 “建东，今天敢不敢跟我们来玩一次大的？”
　　 “大的，什么意思啊？”
　　 “就是赌钱嘛。”
　　 “赌钱？那我不是只有送钱的份儿了？”
　　 “干嘛这么没自信？昨天晚上你就赢过我两局呢！”
　　 正当我犹豫不决时，他的几个兄弟纷纷在我面前说着主动拉我下水的话，我觉得，如果再不答应那实在是太没有面子了。于是拍拍胸脯底气十足地说道：
　　 “多少钱一局？你说。”
　　 “三十。”
　　 “要么就二十吧？”
　　 “好的，就这么定了。”
　　 “分组怎么分呀？”我问道。
　　 “你和小春、小圣三个人为一组，我和阿龙、阿康三个人为一组，输赢先记着，到结束的时候再去算钱。”
　　 “好吧，可以。”
　　 就这样，我的第一次以台球为基石的赌博就这样展开了。那时差不多晚上六点多吧，应该没到七点钟，当时估计我的班主任正因为我的事情而质问班上几个爱管闲事却不名一文的班干部，而我却在这种地方逍遥自在。第一局结束，我输给了郑俊峰，接下来的两局，小春和小圣分别输给了阿龙和阿康。好像命中注定的结局似的，我为这样的分组感到质疑。之后又打了一个回合，除了小圣赢了一局以外，我和小春依然以失败告终。最后一个回合，我还是没有打赢他们那一组当中技术水平最差的阿康，结果弄得个全盘皆输的下场。不用说，这次破费的显然是我们这一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