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按照地址，我们历经三天两夜，抵达了名叫碧岭村的地方。
　　 一周后才弄明白，我们到达的地方，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深圳。碧岭距离深圳市区还有四十多公里，想进入真正的深圳，还要过一道边境关口，没有特别通行证，是无法过关的，而只有进入到关内，才算是深圳市区。关外，只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深圳。
　　 灰蒙蒙的天空，昏沉沉的空气，乱糟糟的街景，疲惫不堪的人。
　　 在一家棉被、枕头、胶桶和脸盆堆积如山的百货店门口，放有一张油漆斑驳的木桌，上面放着一部出租电话，硬纸板上写着“一块五一次”。我们按照老乡在电话里的指点，乘上拉客摩托车，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土公路，进入山坳间的村落。举目四望，没有任何值得我惊艳的地方。村外围，有几处正在开山建厂的工地，机器马达隆隆作响。破破烂烂的棚户屋，一片连着一片。村里的工业区刚成气候，工厂的大铁门一扇挨着一扇。飞扬的尘埃布满了小村的天空。终于拐进一条看似商业街的路，两边的店铺花红柳绿，热闹而凌乱。摩托车停在村委会门口。这才看清，我所在的位置，属于深圳龙岗区坪山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我在一家门脸很窄的纸品店门口，又花一块五毛钱，打电话给老乡。
　　 她指点我们再乘摩托车往山里去。终于来到一家依山而建的五金铸造厂门口。十几分钟之后，我就开始惭愧我的见识和想象力。我们走时，行囊里装了茶杯、茶叶、枕头、铺盖、电熨斗、晾衣架和一吊腊肉……以为总会有一间属于我们的蜗居。在路上折腾了三天两夜，全身馊臭。以为到站了，总可以有个地方，痛快淋漓地洗个热水澡，好好吃顿饭，喝杯茶，再从容不迫地谈论上班的事情。
　　 一切都来得那么急、那么快，令我猝不及防。保安告诉我，因为我们到的太晚，厂里需要补充的生产员已招齐。不是厂里的职工，不准进厂。我只能背对不知道何时冒出来的，西下的夕阳余光，隔着钢筋窗口，和他说话。等候在写字楼当文员的老乡通报老板，能不能让我们借住一晚。
　　 好在老板开恩，让我们进门了。南方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四月中旬，天气已经很热。用冷水洗澡完全不冷。厕所和冲凉房（洗澡间）是合在一起的。站在厕所蹲道两边冲洗，脏水正好落进下水道冲走粪便。虽然恶臭扑鼻，但毕竟能洗个澡，身上清爽了许多。
　　 我当晚借住上夜班的老乡床铺。吃了老乡偷打来的晚饭：苦瓜炒蛋。虽然有些吃不惯苦味，但粘了少许肉汤，还是挺香的。比后来让我隔了很久才适应的蔬菜：生菜和油麦菜，味道还是要好上许多。我开始以为，生菜就是老家喂鸡的莴笋叶子，油麦菜就是老家的鹅菜。其实，它们不是同一个品种。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老乡告知我，明天一早就要出去找工。找不到工作，就没有吃住的地方，就有被抓捕后送去山上打石头的危险。看来，在清贫庸俗的日子里，渴念已久的“远方”，不仅没有鲜花美景、遍地黄金，还有可能会遭遇牢狱和苦力。
　　 老婆的运气比我好。老乡的妹妹是写字楼文员，工厂的高级职员。她拜托厂里的总管（当时工厂里，除了老板，这是最大的官），总管拜托老板，将老婆介绍到了一家台资手工编织厂，次日一早可以去上班。
　　 第二天，我们分了行李，沿着窄窄的水泥路，离开山脚。乘着习习的凉风前往工业区，找落脚点。离开这条小路，放眼四望，在山脚下的旷野中，杂草和灌木异常丰茂。路边时不时传出一两声奇怪的鸟鸣。稍远处，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民房。那时没想过，我将会在一年多之后，住进其中的一间民房。
　　 将老婆送进一扇大铁门之后，我就带着车票和身份证，按照老乡的指点，如觅食的猎物般，在工业区转悠。街边的电线杆、厂门口贴的每一张招工广告，哪怕早已被雨水打湿变色，字迹模糊难辨，只是一张在风中飘飘抖抖的破纸，我都按住仔细阅读。
　　 走路时，我尽可能躲着穿迷彩服的人。据说，当地有规定，新人到达此地，三天之后不办理暂住证，身上没有厂牌（工作证），治安队随时可以当成“三无人员”（无身份证、工作证、暂住证）抓走。事实上，在那个打工暴热、社会管理混乱不堪的年代，一个村治安队员的权限，在世道的局部，往往大过公安局长。他们随时可以改变你的命运，至少是人生的方向。半年后，耳闻目睹的许多事件，让我渐渐明白，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仔、打工妹，有没有合法有效的证件，并不能确定你是该被抓捕还是被放过。更多地，取决于你撞上的那位治安员的心情。
　　 我在恐惧不安中，一边祈祷着能尽快找到一张，在有效期内的招工广告，以防自己的命运过期，一边想着，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老板肯收留，我都愿意去做。必须要先找个吃住的地方，将自己安顿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珠三角的打工现场工作难找，就像一场不死的瘟疫。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有为青年的悲惨遭遇，折磨得多少人痛不欲生。
　　 我的两位同学初到深圳找工，虽然一再发誓，只要是人做的事，都愿意去干，但他们愣是一个多月，连掏大粪的工作都没找到。他们睡过街边涵洞，饿肚子时偷过农田里的甘蔗、萝卜充饥。半夜被治安队像老鼠一样追打过。一位死不改悔的家伙，幸亏坚持了下来，最后成了跨国公司的财务总监。他当时终日蜷缩在我破旧的租居里，等候简历的回复。每天靠两包六角钱的方便面度日。吃了十多天后，面黄肌瘦的他告诉我，“我发现方便面的佐料包里，一般有十二到十六颗味精。”更瘆人的，听同事说，有两位未成年的四川姑娘，在走投无路之际，雨夜只好住进了山上的陵墓……
　　 下午三点多钟，我的好运终于降临了。我被一家台湾丝花厂录用为保安。七块钱一天，一天十二小时。每天扣两块钱伙食费，押金五十元。立即就可以进厂上班。我迫不及待地进去，面见年轻貌美的潮州老板娘。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板娘是台湾老板包养的“二奶”。在雇员入职档案表上签字画押时，我在惴惴不安中，潇洒地签上了我在金峰练就的“艺术签名”草书，反转的“姜佑生”。不看身份证，再也没人知道我是谁。
　　 在这家造假花的厂，我干了十三天。大部分时间上夜班。开始以为，上夜班是可以睡觉的。因为我下了班在工业区转悠，看见不少厂的保安室都有床铺。我于是在遇到老板时，跟他说，门卫室夜里睡觉不方便，是否可以放一张小床。老板鼻子都气歪了。老板的朋友来访，我帮他开门，他对我提意见说，地上有烟头，要及时清扫。我敢怒不敢言，赶紧拿起扫帚开始清理。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我想起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只能到一所大学干清洁工时，也就把我的“老师身份”当一个屁放了。
　　 夜里不能睡觉，我就坐着写信。先给父母和亲戚朋友写信、报平安，闪烁其词地汇报我大出意料的处境——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工资居然和金峰差不多，而且不被任何人待见。不过，在写给父母的信里，我只说一切都好。还能给谁写呢？先给在我走时偷偷将一份求爱信塞进我抽屉里的女生写了回信。大意是鼓励她好好学习什么的。接着，我给语文组组长写信，除了汇报我的情况，还恶作剧般地在结尾，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想看看她如何回复。可惜，她一直没回过我信，挺没趣的。
　　 还给谁写了？好像是给《皖西报》的文老师写了信，寄去一篇题为《让平凡擦亮你的名字》的散文和一首《打工者》的诗。（当时很厌恶“仔”，觉得应该叫“者”有尊严些）散文应该很快就发出来了。我的一个内侄看到了，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鼓励我要好好干，告诉我要相信“宝剑锋从磨砺出”，不要灰心丧气，不要妄论什么平凡与崇高。
　　 整夜整夜地坐着，极想和人说话。但陪伴我的，只有四平方斗室里的一桌、一凳、一灯。它们的破损处酷似嘴巴，可都被封箱胶纸封住了。我的脚被控肿了，往往需要白天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复原。在那些微明的凌晨，我喜欢在铁门内徘徊。孤独和无聊像是污浊的空气，完全淹没了我。
　　
　　 二
　　 当保安时，我有幸认识了工业区的另一位保安。我们是老乡。他给我提供了环宇厂要招搬运工的消息。并告诉我，每个月连加班，可以挣到三百多元。这个机会被我抓住了。我都没来得及和老婆商量，就辞了工。
　　 结算当保安的工资时，才发现丝花厂有条规定：急辞工按百分之六十结算扣押的所有工资。那时的工厂一般扣押三个月工人工资。理由很模糊，好像是怕工人搞破坏或突然跑掉影响生产。官方急需借鸡生蛋，搞活经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厂方的做法。入厂押金一律不退。十三天，按百分之百算，也只有六十五元（扣除伙食费）工资。押金不退。我拿着押金收据和老板娘据理力争。老板娘说，我要是退给你，就对不起那些被扣掉的工人。我说，你退了我的，就少对不起一个人。劳动法规定，工厂是不能收押金的，收了一定要在离职时退还。她无言以对，电话招来了治安员。
　　 个头不高，留一圈小胡子的治安员，黑着脸，恶狠狠地问我，你的收据呢？拿来我看看。我递过押金收据。他当着我的面，毫不犹豫地将收据撕得粉碎。然后，扬起一片纸屑，若无其事地问我，你还有收据吗？你要是想在这里闹事，我立即可以抓你。一瞥之间，我记住了他胸牌上的名字：刘XX。
　　 我还记得，那天，老板娘看他如此横行的时候，眼神也十分暗淡。为了回避这种尴尬而孱弱的时刻，在我当老板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从没借助过治安员，抑或某类政府官员的力量（这至今都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暗力）来对付职工。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替我着想的要远比员工多。
　　 我也在茶余饭后，经常提起这件事。为此，还在鼻子下，留了十多年的“仁丹胡”以示纪念。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期然遇到一位江湖大佬，因我有恩于他，他急于报恩，在多年后私下替我专程去找过此人。兄弟，我是想解除你的心魔。事后他这样跟我说。他们用手机拍了治安员受难（他们暴打了他一顿）前后的照片给我看。这件事的发生，我完全不知情，也素无此意。我确认大佬和朋友找到的、业已退休在家的老家伙，就是当年助纣为虐的治安员。我一直记得他的样貌。尽管他落光了头发，鼻青眼肿，嘴角流血的样子难看极了，但我坚信没认错。
　　 这位替我强出头的大佬，很负责任地告诉我，这种人没好报的。听说，他很多年前就被开除了。老婆也病死了。他儿子成天赌博，欠了一屁股债，不知跑去哪里了。他一个人住三间破瓦房，靠养老金过日子。大佬还说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他说，我们没找到那个老板娘，那家丝花厂早关闭了。但你放心，我们哥几个往后只要有机会，专找潮州女人替你出气。我吓了一跳，赶紧阻止。我知道这很荒唐，充满了恶念。但我更知道，我无法阻止这位口必称“义气”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大佬。他很像我的那帮中大学长，打着商务考察的旗号去日本嫖娼，却美其名曰“雪耻”一样。
　　 我那天在万分惊恐中，逃离了丝花厂。就是这个家伙，让我今生，将一部分珠三角的治安队员，不，应该叫地痞流氓，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其后的若干年里，我不断地幻想过古时的凌迟、五马分尸和炮烙之刑。假设我被赋予了杀人无罪的特权。当然，我的幻想和假设是私密的，无意义的。手无缚鸡之力，往往会误家误国的我这类人，永生只有一腔虚空的幻想。我没有大佬的酣畅，也不敢面对他的淋漓。
　　 作为一名曾经的文学爱好者，上班时间再长，活计再重，我总还会挤出一些时间，进行阅读和写作。这嗜好，就像深埋在我身体内部，弃之不去的一颗舍利。总在轻松的一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可那时的写作，主要是修改带出来的几篇旧稿，用来消解身体的疲惫。在环宇厂的第一年，我先后在《佛山文艺》《外来工》上，发表过几首诗和两篇小说。后来，就不再想写作的事。只是偶尔去买几本印刷低劣的色情刊物消遣。不加班时，我更感兴趣的是去玩“老虎机”，去地下录像厅看黄色电影。
　　 写作，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往往是毫无魅力的。那时读到的文学作品，多是关于打工的。即所谓的“打工文学”（后来才有此称谓）。这类作品的内容，多是书写打工人的苦和泪、冤和屈，思念与别离，挣扎与呐喊。我带上自己的脑子，认真阅读打工文学，应该是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我在百无聊赖中，居然重新开始了爱好文学。
　　 我的打工生涯，从坪山到松岗再到望牛墩，差不多有十年时间。从一线工人到代班组长，从主管到部门经理，到总经理。从台资厂到港资厂，再到大陆厂，我干过电子线路板的镍、金电镀，线路板的制造全流程，家用电器的流水线焊接、组装等。我见识了从未见识过的，学到了从未学到的。
　　 我初步理解了工业和农业，我的遥远的江村和深圳这座渔村，存在的天壤之别。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上，人们面对的每一天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上一趟厕所，喝一口自来水都像被老虎追赶着，急急慌慌地洒落几滴在裤子上。重复的，唯一的场景，就在永无休止的生产流水线上。肉红色的十指，混迹在冰冷的金属零件之间，一样散发着金属和油污特有的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