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一直生活在内陆的他，应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湖泊。在那个严重缺水的华北平原上，连旅馆卫生间的龙头前，都贴着“节约用水”的小纸条。他居住的那座太行山下的城市，有个丛台公园，据说是战国时赵武灵王训练军队的阅兵台，台下有一汪清水，也被称作什么湖，放在江南或许就是哪个村头庄尾的小水塘。
　　 我的同学陈新，从遥远的太行山下到太湖畔来看望我，我们已经四十多年没见面。
　　 那是个夏日的上午，我开了辆帕萨特载他去太湖兜风。天空是蔚蓝的，有几朵漂浮的白云，偶尔有鸥鸟从渔船的帆顶掠过。阳光照耀着平静的湖面，湖水就像是刚刚酿熟的绿酒，远山在水汽中隐隐的像是黛色的螺。我把车停在十八弯的山麓旁，他走下车，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美的景色，都让我看醉了！
　　 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平静的大海，你看这闪亮的水面，就像玻璃镜子一般，那些跳动着的闪亮的光点，让我想到了华北平原上夜间眨着眼的星光。哦，不愧是大学里教文学的教授，一番感叹也像是诗句一般。“真没想到，无锡离大海这么近，老兄，你真是太幸福了”。我仅比他大几个月，几十年来，他一直喊我老兄。
　　 我在心里暗笑，他上高中时的地理课，应该是体育老师教的吧？我们这座江南小城虽然也被称为沿海城市，但距离最近的海岸估计也有150公里以上。我笑着告诉他：这不是大海，无锡离海岸还远着呢。这里是太湖，是苏东坡“具区吞灭三州界，浩浩汤汤纳千派。从来不著万斛船，一苇渔舟恣奔快”的太湖。他一脸沉思状地望着我，忽然就笑了：凤鸣兄，你还像读书时那样较真，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你想想看，北京的那些个北海、中南海，不也都是湖吗，我把太湖叫做海有错吗？
　　 我望着他，一时无语。而后，故意板着脸说：那当然，别忘了我可是大兵出身，不像你们这些文痞那么随便，诗兴大发，就什么“白发三千丈”，那么长、那么重，脑袋拖得动吗？我告诉他：太湖真的很大，三万六千顷，中有七十二峰，横跨吴越，泽被江浙两省。或许，你没有说错，据说古代太湖曾经是个海湾。今天，我就带你做个环湖游。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圣人的话，总是预言了什么。或许生活简单的人，总是容易陶醉在风景中。。记得我们在一起求学的日子里，这家伙总是喜欢涂鸦苏轼的《行香子》：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由此，后来我回想他的一生，竟就是个散淡的人。他见面时送我的礼物是一架钢琴——由两块火柴盒大小的木块组成的抽象派作品，握在掌心里，都不会觉得有异样，而我回赠他的是一只宜兴产仿南瓜紫砂壶。坐在长风吹拂的堤岸上，我笑称：老同学，我用这琴弹一曲高山流水吧？他傻傻地乐了：那好，我就用这紫砂壶装走你全部的太湖水。我们俩在相互调侃中乐不可支，仿佛又回到少年时代。
　　 这一天，我带他从与常州交界的马山，一直游到市区的渤公岛、渔父岛，傍晚时，又去了乾隆皇帝曾经六次落脚的江南名园寄畅园和因瞎子阿炳一曲《二泉映月》而闻名全球的天下第二泉。这一路上，他忙着拍照，又忙着吟诗。站在夕阳里，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让我不禁嫣然失笑，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一身酸腐气，一副书呆子相。
　　 我们是初中时的同学，正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读书其实也没多少课业。在那个被后来的史学家们称作“十年艰难探索时期”的后半段，没有几个孩子在认真读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混天，混天，混到十六上班。”十六岁正好是初中毕业。大学都停办了，上高中也就没啥意义，不如早点去混世界，还能给贫困的家减轻点负担。其实，对这座赵国故都的学生们来说，上班那时也是奢想，等着他们的出路是上山下乡。山城的山墙上，马路两侧的树干上到处都贴着这样的标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在一群不愿读书的孩子中，我俩偏偏是两个异类。他是语文课代表，我是他的班长。酷爱读书使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有段时间，同学们说我俩是坐一条板凳嫌宽，穿一条裤子嫌肥。早上，我们相约了一起上学，下午，我们一起放学回家。我家比他离学校远，不管刮风下雨，他总在路边上等我，我们一起经过五里铺、三里铺等几个城中村，直到学校所在的蔚庄。放学后，我也不先回家，一起到他家去读闲书，他家属于旧式的书香门第吧，有很多藏书。那个年月，几乎所有的文学名著都成了“毒草”，公家的书都给封存了，私家的书，经过抄家、火烧，也都所剩无几。他们家藏的几本书，我们也不敢公开的读。记得那时候，我们偷偷读的《牛虻》《红楼梦》《红与黑》……管政治的老师，说那都是流氓书。我俩可不管什么流氓不流氓的，私下里连“坏孩子”们偷偷流传的手抄本《少女之心》《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都悄悄读了。或许是正处在叛逆期吧，反正老师或大人们越是不让读的书，我俩越是如饥似渴地读。由于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我俩的作文水平，在整个年级都是名列前茅的。
　　 他那时已经带了副近视眼镜，四十多年前，近视眼远没有现在这么多，还属于稀缺物种，因此，他得了个绰号“小眼镜”。同学们总是“小眼镜儿”“小眼镜儿”地叫他，他的大号陈新，似乎只用于老师在课堂上点名时用。那时的小眼镜儿，是个小帅哥，面目清秀，五官端正，长得白白胖胖的，举手投足间透着股女孩子气，说话也慢声细气的，甚至有些扭捏。后来，我到他家去得多了，发现他们家的人，都有点这股味，说话做事都慢慢悠悠、斯斯文文的。不像我那个军人家庭，老爹不怒自威，娘也总是疾言厉色，让我时刻想着要逃出家门。对于他们家的和气温馨，有时让我嫉妒得发恨。
　　 我俩虽然是好友，但性格却差异很大。这家伙有两次惹得我很生气，差点断了我们的友谊。一次是我们在一个雨天一起上学，时间有点晚了，他提议我们抄近路走进了三里铺村一条小胡同，走到半当中，忽然窜出一条大黄狗拦在路当中冲我们狂吠，陈新见了吓得直哆嗦，一个劲地往我身后躲。我自小生长在乡下小镇，从不把狗叫当回事儿。收了雨伞就向狗抡过去，狗跑了。打狗忘了看主人。短兵相接，我稀里糊涂地就跟村里的三个半大孩子打了起来。当我满身伤一身泥走进教室时，第一眼就望见小眼镜儿干干净净地端坐在课桌前。我心中的火一下子腾起来，差点把自己烧没了。这个胆小鬼，趁我跟人打架时，悄悄逃跑了！对着我冒火的眼睛，他怯生生地说：我妈说，打架不是好孩子。
　　 多年后，当小眼镜儿成了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后，他写了篇回忆我们友谊的文章，对这件事只是轻描淡写地写到：当时凤鸣兄为了保护我，受了很大的委屈。我读了他的大作，心里连骂了三声扯淡！你小子逃的无影无踪了，我却在泥水里与人狗大战，这算什么朋友啊？不过说句实话，他这个人真是个好脾气，读书时别说跟人打架，从来都很少跟人脸红。
　　 秋风吹起，上学的土路上开遍了野菊花。刚开学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走，后来秋阳初照的路牙上就不见了他的踪影，这家伙早晨上学不等我了。上学不等就算了，下学也不见了他的人。什么情况？这天，我坐在排球场边的花坛墙沿上解开了心中的疙瘩：他和一个小女生低着头在说悄悄话。好啊，见色忘友，岂有此理！
　　 我忽然想起来了，几天前，我们班级里插班来了位叫白秋梅的女生。这个女孩子中等身材，如同她的姓氏一样，长的雪白。柔媚的大眼睛上罩着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地亮瞎了全班男生的眼睛，她有点娇羞的一手抓住自己的麻花辫，一手轻轻摆动着，在班主任老师的安排下，坐在了陈新旁边。这家伙可不是柳下惠，估计当时就丢了魂。多年之后，我们再次见面，我在路上听到他哼的小曲，竟然就是老狼的那首《同桌的你》。
　　 这之后，陈新就成了诗人，确切地说迷上了古体诗词。就连我们下乡帮助农民秋收时的油印小报上，也登了他写的诗句，那些华丽的句子，让我们这些读惯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些革命口号诗的初中生，感到十分惊艳。有一天，我从他的书包里，翻出了他的秘密，这是本《宋诗三百首》，在当时属于“封建大毒草”，他吓得小脸都白了。当时，我不但是他的好友，他的班长，还是学校里的红卫兵大队长。我说怪不得你古体诗写得那么好，原来有秘密武器呀。这书借我一天，明天还给你！他诚惶诚恐地望着我，连说，好吧，好吧。你一定要还给我呀，不然我就不活了。说到后来，都带了哭声。
　　 我拿了这本小薄书回家，正文注释从头抄到尾，一夜没睡。第二天完璧归赵时，小眼镜儿竟然又像从前一样，踮着脚尖在路牙上等我。我们又成了好兄弟。
　　 不过对于白秋梅，陈新一直贼心不死。他当了大学教授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为了追求白秋梅，把凤鸣丢在了一边。在教室、在路上、在她家门口，我总想多看她一眼。大家工作后，我给她写了很多情书、很多情诗，好多次走到她家门口，想向她表白，却又胆怯地逃了回来。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了别人，成了人家的新娘。他倒是坦白的很彻底。
　　 哲人说：笨人寻找远处的幸福，聪明人在脚下播种幸福。陈新这样的大学教授，显然不是笨人，但他播下龙种，却收获的是跳蚤。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家伙从小没胆，怕狗也怕女人。在他沮丧地告诉我结果后，我替他惋惜：小眼镜儿啊，看来你在追求幸福上，缺乏我们大兵身上的勇敢精神。
　　 四十多年后的一个四月天，我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散文集，书中记载了我们读书时的许多趣事。我寄了一本给陈新。他很快就回信了。只有短短几句话，一半是祝贺，一半是要我再寄一本给他，并写明了说要签字赠给白秋梅。我忍不住打电话问他：她不早就嫁人了吗？四十多年不见，我又跟她从未联系，赠书还要签名，你不觉得唐突吗？
　　 四十多年过去，陈新显然已经从羞涩少年变成了油腻大叔。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现在已经单身了，她最近刚离了婚。你签好了字，把书寄给我，明白了吧！
　　 我有啥不明白的，只能照做。只是非常可惜，陈新的书是送出去了，白秋梅却跟着另一位油腻大叔，嫁去了我的出生地青岛。他后来当面告诉我，那本书是他第三次来到白秋梅家门口，才敲了门送进去的。小眼镜儿四十多年的情事，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在一起读中学的日子里，虽然一直是要好的朋友，但我们却有着不同的志趣。我那时在学校里很活跃，不像他那么文静。先是担任红卫兵大队长，后来又当上了学校负责宣传的团委委员，显然是个革命的小左派。课余时间，有时就跟着高年级的大孩子们，给壁报写小评论，也给老师写糊在墙上的大字报，学校广播站的广播稿也归我审。陈新呢，他对政治没兴趣，一心一意地读汉赋唐诗宋词再就是偷偷看雨果、大仲马、歌德、托尔斯泰……到后来，我们对时局的看法越来越不同，慢慢地有了些不疼不痒的辩论。
　　 1975年底的一天，他忽然对我说，别跟着那些人瞎起哄批邓了，邓公他们都是好人。他向四周望望，确定无人后，指了指报纸上一张照片说，这几个才是坏东西！我当时就被他惊呆了，这个平时怕狗怕猫的家伙，此时，真是狗胆包天呀！出于友谊，我没有去揭发他，自己却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在当时，不啻是反革命言论呀！
　　 半天，我呐呐地说，我们校长，或是报纸上不都是说……他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指着一段话对我说，你听说过这段话吗？历史告诉我们说，一起崭新的真理惯常的命运是：始于异端，终于迷信。我一时无语。多年后，到复旦大学读书时，我才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英国人赫胥黎。
　　 后来，四人帮倒台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想起儿时的这一幕，不由地不对小眼镜儿刮目相看，这个小书虫，小小年纪竟然在动乱年代啃进这么多东西，且早就有了独立思考。独立思考，那是更大的勇气！
　　 这之后，1976年，我当兵去了，整日在山野里摸爬滚打。他在一年后，考上了大学，坐进明亮的课堂，继续啃汉赋唐诗宋词，巴结雨果、大仲马、歌德、托尔斯泰……我们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前行，再没了交集。多年之后，我在企业做了高管，他当上了大学教授，据说，还是文学教研室主任。四十多年后，我们的人生倒转过来了，我沉浸在经济领域里，远离了政治，他却延续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轨道，不得不时时关注时政的轨迹。
　　 在他到江南看过我之后，我趁着到安阳开会的机会，在太行山下，又见了他一面。这次，他陪我重访了母校，见到了许多当年的老师同学。他是我们同学中唯一的大学教授，在聚会中显然是个受尊敬的核心人物。同学们告诉我，陈新经常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大作，还在当地电视台开有文学讲座。但他没有出版自己的文集，他笑称自己是学习孔夫子——述而不作。
　　 在我们这些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同学中，他的学历和学识就像鹤立鸡群。
　　 他是一个称职的教师，他教学生文学、历史，从不拘于书卷，而是经常带他们去走山野、去看遗址，在大自然的风光里，让学生感受山水画卷般的美，让天地的灵性去滋养学生心田里的智慧。
　　 我看到过很多他发给我的照片，师生们一起围坐在树丛中、花草间讨论问题。他带的学生中女生居多，有位漂亮女孩，年龄明显大些，我几次笑问他这是不是你的新爱，他始终回避不答。我知道，他的浪漫是在骨子里的。
　　 当他陪我重走小时候走过的学步桥、回车巷、赵武灵王当年阅兵的丛台时，回望他鬓角上的白发，我不仅感叹，岁月匆匆，人世沧桑。忽然就脱口而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也不禁说道：是呀，岁月不饶人，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要赶紧去做。
　　 去年，母校六十年大庆，他邀我回去。我因为工作走不开，婉拒了。事后，他发来一组照片，那是他代表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在庆典上致辞，主席台上坐着白发苍苍的老师。
　　 今年，我退休了。想着可以回母校看看了，也可以与历经四十多年的好友再叙友谊。
　　 年初，忽然就传来了他不幸因病去世的消息。他就那么走了，事先没有一点征兆。再后来，就是新冠病毒来了，我哪儿都不能去。
　　 唉，他就那么走了。我原本还想着再领他看看太湖，大海一般宽广无际的太湖。
　　 秋风起了，波光粼粼。太湖堤岸上只站着我一个人，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