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就容易怀旧，常常想起过往的人或事。有人把怀旧，说成是活在昨天的年轻人。我很喜欢这个比喻，人老了生活在今天，却把志趣留在了年轻时的昨日。生活的水流在不经意间，帮我们过滤掉了昔日的痛苦或不如意，却强化和美化了岁月中那些感人与温馨的事，怀旧实质上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逃避。
　　 我这半世人生走南闯北，年轻时，去过很多地方，有的是匆匆走过，留下惊鸿一瞥，有时就像营巢的鸟儿或长或短地住上一段时间。几个月，几年，十数年，没有一定，仿佛是命里注定吧。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人世间的道理，别问为什么，问了也说不清。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每当我在一个地方住下来，确定的有隔壁邻居。
　　 六十年代初，我生活在胶州湾上一个叫阜安的滨海小镇。镇子不大，就弯弯曲曲的一条商业街，围绕着这条街散落着不多的人家。街上有皮匠店、钟表店、日杂店、旧货店、铁匠铺、裁缝铺、木器行、小酒馆、茶庄、肉摊头、菜市场……最洋气的算是三家国营的新华书店、电影院和街底的百货公司。它们都是整整齐齐的两到三层的高楼，不像其它的店铺高低错落歪歪扭扭的。街上还有挑在肩上的理发挑子、修鞋修伞修箱包的摊子、还有修锅补碗的、磨剪子戗菜刀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镇子不大，住的稍长点儿，往来的就都是熟人。
　　 母亲说，我就出生在这个小镇上，是小镇的原住民。那时我们家住在医院的大院里，我那时也就三、四岁吧，懵懵懂懂地开始记事了。我家住在石门洞的左侧，左手是上小学的小璇家，她父亲是陆军的军官，右手隔了门洞是小城受人尊敬的中医老万，他是个独居的老光棍。那时台海那边的老蒋天天叫着要“反攻大陆”，两岸形势很紧张。父亲的飞行团驻守在沧口机场，作为战备值班的指挥员，他常年不着家。母亲则时不时地要下乡或到海防上巡回医疗。我的父母都是事业心很重的人，儿女们大了后，有时会开玩笑地抱怨他们就不该生儿育女的成个家。
　　 刚会走路的小妹，原来有个富农成分的保姆，虽然长得黑胖又丑，不大会做家务，可心地还算善良，日常弄口热食照顾我们兄妹，但不久“四清”运动来了，她被村里人抓了回去。这样，母亲每当出去巡回医疗，就把我们托付给了邻居们。小妹是个小可怜儿，看见人，她就张开小手，高声嚷嚷：抱抱，抱抱！邻居们听见她喊，就上去把她抱在怀里，抱她最多的是小璇和她的妈妈。她在人家怀里睡着了，小璇妈妈就把她抱进自家的炕头。老中医万老头，光棍却富有，他特别喜欢孩子，常常将小妹喊了去，给她饼干和桃酥吃，那个年月老百姓粗茶淡饭都吃不饱，那些高级点心，小妹到老了想起来还要咂巴着嘴说：真好吃！
　　 我那时还不懂事，经常地丢下小妹一个人玩。我的父母和那时的家长们一样，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于孩子，他们像农民养猪、养鸡一样，丢出去散养，让他们在社会的海洋里自由生长。我不用上什么幼稚园，母亲出去巡回医疗了，我就在小镇上一个人闲逛，看人打铁，看人修鞋，看人做木匠活儿，跑得累了，就坐在人家店铺的台阶上歇歇，困了，就斜靠在人家的门板上睡一会儿，饿了、渴了，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叔叔、婶子，随便给我点什么吃的喝的。有很多次，母亲巡回医疗回来了，在街上看见我吃着锅贴、烧饼，就从我手上拿下来，问我：谁给你的呀？我常常回答：不知道。
　　 小镇上的温情、小镇人的诚实、小镇上人性的光辉，温暖了我的一颗童心。它所闪现的光芒，灯塔一般引领了我以后几十年做人的前程。
　　 我后来住到了江南的大城市中，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孩子懂事后，我时常教育孩子：千万不能跟生人走啊，人贩子会把你拐走，卖到大山里。千万别吃陌生人给你的食物呀，小心毒死你。这也不是危言耸听，吓唬孩子，实在是社会富裕了，工业文明撞碎了农耕文明出自天然的同情与诚信，物欲的贪婪与对金钱的追求，坏了很多人的良心。面对报刊、电视新闻中一个个惊世骇俗的故事，怎能不让人惊恐与担心？
　　 后来，中苏关系日益紧张。随着父亲的航空师北上中原，我们一家来到太行山下的一座山城。正值十年动乱，父亲奉调去了北京，我们一帮孩子随母亲住进一个工人社区，那些简易的一排排单砖平房，今天看来都不如建筑工地上临时的工棚。我们家住在一排平房的中间，左手是省建筑公司小学王校长家，右手是省建公司曲大娘一家，曲大娘姓什么没人知道，人们都冠了夫姓喊她曲大娘。母亲来到山城后，依然在医院里当医生，她还像在部队当军医时那样助人为乐，对社区里的工友们找上门的小毛小病，她总是免费治疗，有时为了难寻的偏方草药还倒贴钱，受到工友们普遍的尊敬。我则每日去上学，放学回来帮助母亲照顾弟妹。
　　 曲大娘是个热心人，家里有啥好吃的，譬如包饺子、烙大饼、炸切肉盒子，总要亲自端一大碗过来，给我们小孩子解馋。她是幼稚园里的厨娘，有一手好厨艺。走过她家门前，总能闻到饭菜飘香。她见母亲总是到单位食堂里打饭给我们吃，就主动过来教我母亲厨艺。母亲吃惯了大锅饭，事业心又重，对家务厨艺女工从来都不上心，结果是她没学会，我站在一边倒学会不少。从上小学起，在曲大娘的教导下，我就开始学着烧饭，后来，我们一家就不再吃食堂了。
　　 曲大娘厨艺好，嘴也馋，家里常常弄到半月荒，上半个月吃肉，下半个月咽菜。钱不够用了，就走过来借钱，有时连酱油和盐醋都借。母亲总是不打咯噔地满足她。北方不像江南，那时供应给居民的粮食大部分是玉米粉、高粱米，少许的白面和小米就算是细粮。大米要像我母亲这样的南方人才有一点点补贴。曲大娘就常常拿了玉米面私下里跟乡下的农民换大米吃。时间久了，我们几个孩子学会了当地方言，就假装当年农民的腔调在她家门前悄悄喊：换大米不？曲大娘就先把门打开一条缝，然后探出头来看，一看是我们兄妹，她就先关了门，然后拿了根尺子，夸张地喊：小鬼头，看我不打趴了你！她每次都是嘴里叫，却不追赶，看我们吓得跑远了，自己倒笑弯了腰。
　　 曲大娘家的孩子比我家还要多，她的丈夫在外地的施工工地上经常不回来。她跟我母亲——两个自己顶门立户的女人，或许是同病相怜吧？处的时间久了，就像是一对亲姊妹，两家人家也像一家人一样。曲大娘没文化，不识字，丈夫不在家，不管大小事，她都找我母亲商量，诸如孩子上学、下乡、看病，甚至裁剪衣服的式样，她都会直着嗓子嚷嚷：刘医生，你给拿个主意呗！曲大娘最自诩的口头禅是：不怕不识字，就怕不识人，不知理。我曲老婆子，眼亮着呢！
　　 孩子们长大了，房子不够住，她让二个儿子跟我互相帮工，给两家都另建了小厨房。武斗升级时，为了安全，我和曲家兄弟又互相帮工，用土坯修了一道围墙，把我们两家围在了一起。这样以来，就像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道白说的那样，“打开门是一家人，关起门来也是一家人。”
　　 我们左手住的王校长一家，夫妻都是知识分子。那时老王正在落难中，门前常常有红卫兵小将，振臂高呼：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到地主王振基！喊完了，就抓了王校长去开批斗会。王校长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也被街道上勒令每日扛了把比她人还高的大扫把去扫大街。曲大娘有时下班回来看见小脚的王老太太颤巍巍地一个人站在风地里扫街，就抓了扫把过来帮她扫。有邻居好心劝告：曲大娘，这可使不得，小心牵连你。曲大娘总是说：我不怕，我娘家是贫农，站得稳阶级立场！
　　 我那时在自家窗外，弄了个小菜园子，种了些丝瓜、豆角、葫芦等藤瓜菜，每当采摘了，母亲都让我先给王家送去。母亲告诉我：王校长家是地主不错，可人家十几岁就跑去延安，是个老革命，不是坏人。王校长家有许多古典老书，我就是在他家里，第一次读到了被抄家后，留下的半部《史记》。我到现在还记着他当年说的话：孩子，要读书呀，要读书。现在没用，以后一定会有用的。说这话时，老人脸上流着泪水。
　　 王校长有条负伤的腿，红卫兵们喊他“王拐子”，每次看到有人要来揪斗他，邻居都赶紧报信，来不及时，他们就吹哨子、敲簸箕，让行动不便的“王拐子”事先躲起来。令王校长啼笑皆非的是，当年他与小鬼子打游击的这套战术，被邻居们用在了对付红卫兵上。
　　 在山城的那十年，虽然正处在动乱时期，却是我觉得人间最暖心的十年。邻里关系是那么纯洁，没有利益参杂，没有功利心，人与人之间，就如同一张白纸，一碗清水。人们在无助中互助，就像是一年四季轮迴、每日都要吃喝拉撒一样自然。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塑造了我小小年纪最初的世界观、人生观。没有任何算计的互助，绝不在别人落难时落井下石！这是母亲和曲大娘给我最初的人生教育。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在官场、商场打拼的时候，商品经济的大潮逐浪掀起。我也从北国回到江南，从一个小兵、一个工仔，逐步走上管理岗位。又走了几个地方，换了一茬又一茬邻居，笑脸还在，寒暄还在，客气还在，但真诚却不见了。我搞不清楚人家的笑脸，是真心流露还是刻意装扮的表情；人家的嘘寒问暖，是真心的关怀还是别有所图。那些被浓妆艳抹的笑纹，那些被精心包装过的言辞，乃至那些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扮演的自己还是角色？邻居间不仅仅是隔了一道墙，而是树立起了一道似无却有的心防。
　　 禅师们说，人生无南北，泰然以自处。可我们毕竟是凡夫俗子。
　　 感谢最近几十年社会的巨大进步，随着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越来越高，我也不断换房挪窝，住房越来越现代，面积也越来越大，邻里间的友情却越来越少了。我在这座打算终老的江南小镇，住了也有十年了，除了楼下一对上海来的老教师，我几乎不认得其他所有的人。楼下的老阿姨是位退休音乐老师，她半夜里还不停歇的钢琴声，让我与她有了几次交涉。我不是个愿意干涉别人私生活的人，但我也真怕她由此形成永不消逝的声波。
　　 在这十多年里，我常常带着孝顺与愧疚的复杂心情，督促父母和岳父母搬离破旧的老房子，也能享受现代化的居住生活，但每一次都被他们带着微笑拒绝了。
　　 父亲说，我住在这个渔村真是太好了，白天可以跟老战友们聊聊天，晚上可以到鱼塘边上散散步。你让我到哪再能找到这么些经历过战争的老家伙？我可不想关自己禁闭。
　　 岳母则说，我在这条巷子里，住了六十多年了。这里有古井、有小河、桥上桥下走惯了。这么多的老乡邻，大家都知根知底的，天暖和时，拖张小桌子放在街边上，捧着饭碗都可以找个老姐妹聊天，多惬意呀。我哪儿都不想去。老岳母拗得过子女，却拗不过政府。去年终于无奈地因为拆迁，住上了二十层的高楼。面积大了，住房也干净整洁，政府还给了装修的钱，但老岳母却一肚子的不满意，总是说：铁门铁窗的，活像住监狱，找个说说话的人也找不到。岳父岳母恋着老窝，搬迁后，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瞒着子女偷偷回去老宅好几次，直到看见整条巷子变成废墟才死了心。如今，这份思念旧邻里的心，变成了一日打给我们数次的“骚扰”电话，我们知道，老人寂寞。
　　 虽然说，咸有咸的滋味，淡有淡的意境。可如今，我每次回家，关上那道厚重的防盗门，咣当一声，把世界关在了门外，把自己关进屋里。这道门，使得原本复杂的邻里关系变得简单，隔开了彼此的冷漠，也隔断了原本的融洽与友谊。“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现代化的社区里，只有“楼上的”“楼下的”“隔壁的”，再也没有了农耕文明词典里的“邻居”。
　　 隔壁的邻居，我想念你。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