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有住公共宿舍的经历，跟你睡一屋的就叫舍友。如果与你同住的舍友恰好都是千年等一回的旷世奇葩，那你可能会终生难忘。下面说的这间单位宿舍共住有四人。
　　 首先要介绍的是一位业余音乐家。他对一把裂开了缝的二胡有坚定的癖好，并且把全部力气都使在演奏时大幅度的肢体动作上，对二胡发出的毛骨悚然的怪叫却不在意。偶尔有人站在他面前，绝不是在听二胡，而是在观赏他的夸张动作。因此，他注定永远只有观众而没有听众。另外，他“锯”出来的声音大约是七个音走调、只剩含糊的半个音还在。一曲如泣如诉的《二泉映月》在他手中被糟蹋成快乐的童谣，令人痛心疾首。连不懂二胡的人都能找出他的破绽：他右手不停推拉着弓，左手却还在弦上急忙找音阶；同样，左手已经到位，右手的弓却忘了跟上。因此，演奏“音乐”对他而言就变成一种手忙脚乱的折磨，脸上自始至终保持着一副大难临头的表情。总之，他是属于那种投篮姿势很美，球却永远投不中的鬼才。有人劝他放弃伟大的音乐，改去做笑星。其实凭良心说，只要不感觉害臊，这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斗志是必须点赞的。
　　 第二位室友是业余外交家。天天都有老乡过来坐坐，客人照例是用爆炸声打着招呼，还时不时来几个惊天动地的狂笑，一会儿宿舍就变成抽烟、喝酒、泡茶的集散地，话匣子一打开，他们可以从王昭君出塞一直讲到和番。话题是大跨度跳跃的，从身边某人丑闻突然就聊到中东战争。有些剧情都讲过几十遍了，居然还有人哈哈大笑。实在很纳闷：究竟是讲的人忘记了他曾经讲过，还是听众忘记了曾经听过。
　　 第三位是打呼噜巨星。睡觉是他业余生活的全部。晚饭后，他会坐着发一会呆，大约是在做娶媳妇的痴心妄想，然后八点他就爬上床。相较于以上二位，他才是生产噪音的祸首，有他在，音乐家和外交家发出的声音都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任何人再闹腾，总有累倒的时候，而我们这位大哥则是在累垮了之后，呼噜声越加气势磅礴，那声音时而像很有节奏的火车，时而又像毫无章法的冲锋号。他隔段时间会翻个身，停顿个几秒，然后下载另一个骚扰“软件”，或者更新另一个“版本”，不持续到天亮誓不罢休。鉴于此，他对室友的破二胡和喧闹声一点意见都没有。
　　 第四位是未来的文学巨匠。他的生活当中有一半时间是在构思作品，随时准备创作一部震惊中外的巨著。在以上三位舍友破坏性甚或是毁灭性干扰下，这位可怜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妄想者，只能选择躲在蚊帐中，鬼鬼祟祟地思索着他那部鸿篇巨制，偶尔也默默写几个字。他的床下永远都有报废的纸团，那是伪作家不时从蚊帐里扔出的废品，它见证着中国第五大名著即将诞生的构思进程。这世界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人都斩钉截铁，赌他这辈子不仅没有那部名著，而且连几行“啊，大海”的小诗都不会有。但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即便妄想，都比痴呆有出息，这位老兄对永远的不可能，始终保持着可能的坚定信念。
　　 这四位当中，最后一位便是我。
　　 几年过去了，那位音乐家被征召到了总公司的谁谁思想宣传队，他们需要一首二胡独奏《我爱北京天安门》，而他这这辈子刚好就只会这一首；那位外交家被调去做工会干事，去和更多人吵成一团；那位打呼噜的朋友因为嗓门大，当上了某部门尊敬的领导。
　　 而我，最早两年是每天往墙上写大标语，一瓶墨汁写一个字。记得一会儿写着打倒某个人，一会儿又拥护某个人，一会儿又打倒某个人，一会儿又拥护某个人。如此颠来倒去把“某个人”折腾了四次，我也晕头转向了。
　　 结束文学梦，适应新形势，我成了采购员，在这行当几乎坚持了一辈子。为此，这世上少了一位大作家，多了一个生意人。
　　 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的座右铭则是：“追求比拥有更加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