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姐，叫田秀芬。她长我几岁，我们非亲非故，说来也仅仅在一起工作了三个月的时间，而且这又是5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并没有叫她田姐，只是叫秀芬同志，因为那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允许哥哥姐姐那样叫的。田姐，是我和她断绝音讯多年，而又忘不了和她相处那段短暂时光中结下的情谊，而引发我出自内心的一种亲切称呼。当然，田姐并不知道，至今还有一个远隔千里之遥的人称她为田姐。当然，我相信田姐也不会轻易忘掉我们纯洁无瑕而又深厚笃诚的那份感情的。
　　 那是1968年10月份，“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支农的解放军和公社革委会为了组织力量抓好农村斗批改试点，推动面上工作，便从社直机关和各大队抽掉一些干部，同时从六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中抽调一部分他们认为能力较好的学生，组成了工作组来到了本公社的东风大队。于是我和另一位男同学及田姐（她当时是另一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在一位大队民兵营长老杨的领导下，组成了工作组，来到了这个大队的十三小队。那时的大小队班子均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一个小队，只有一个生产队长一天早晚招呼社员干活，而工作组一进入，这里的一切权力全部属于工作组。
　　 我作为一个失去升学机会而回乡的学生，头一次正式参加这样具有社会性质的活动，由于缺少经验，特别是又处于在那“轰轰烈烈”“你死我活”“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之中，更是不能轻举妄动，只能是多听多看。开始时，白天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跟着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参加秋收劳动，晚上参加斗批改会议。那时，我们是轮流在社员家吃派饭，每天三顿饭，交四角钱，一斤粮票。我当时参加工作队属社员出差性质，我家的生产队每天给我补助四角钱，一个月补12元钱。可这钱需要在吃饭时就付给社员家，我家当时很困难，我又是个刚毕业的学生，连这垫付的每月12元也不能完全拿出来。
　　 记得我当时背着行李离开家时，母亲只给我拿6元钱，可那只够半个月的伙食费，后来，田姐知道我没钱了，便主动把她的钱借给我10元，我很不好意思地说：“等我回去领来补助费就还你。”她笑笑说：“什么还不还的，用吧。”我当时也已是二十来岁的人了，田姐虽然比我大几岁，但也还是个大姑娘，有没有对象我不知道，反正没有结婚，虽然她有钱，可她用钱的地方不少，况且10元钱在当时来说，相当于一个教师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呢。
　　 我们白天和社员一起干活时，田姐也一样上地和大家一起劳动。休息时，我们常常和社员们在一起讲些故事，更多的是他们听我讲学校“文革”期间的一些事，再就是各自讲些村子里的事，我因书比他们读得多，在“文革”期间又去过县城、省城和北京，讲起那些大地方的事，常常使包括田姐在内的他们听得如痴如醉。于是，田姐由开始把我看成小弟弟而可怜我，变成逐渐把我当成了哥哥而敬重我了。虽然那些日子白天上地参加秋收劳动，晚上开社员大会搞斗批改，身体和精神都处于比较紧张疲劳的状态，但由于我们在一起充满着一些乐趣和幽默，因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倒也觉得很愉快很充实。
　　 不久，那位当组长的杨营长因事调走了，这个工作组便剩下田姐、我和我的那位同学了。按理应由田姐接替杨营长来当工作组的组长，可田姐说什么也不同意，她非要我来当，并说我在学校大联合委员会当过领导，有这个能力，她表示一定当好我的助手，于是支农的解放军便同意了。杨营长走时，小队的政治队长任宝竹正在被停职隔离关在生产队的苞米仓子里，社员刘德彬因被怀疑当过土匪而被批斗挨打病得卧床不起，富农出身的复员军人、共产党员王继尧还在被视为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而遭受审查。对那个队长已经开过几次群众大会进行过揭发批判了，那问题也无非是有时对社员态度不好，有时办事不够公道，没有揭发出别的问题，社员对开批斗会已经有些厌烦了。
　　 至于那个姓刘的所谓当过土匪的事，当时就在不到二百里地的省城长春市附近，一调查就清楚了。关于王继尧入党，那是在解放战争中在军队入的党，而且档案中手续健全，根本谈不上什么阶级异己分子。于是，在一次工作组会议上，田姐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一是解脱任保竹队长，让他出来继续工作。二是给王继尧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三是宣布派专人为刘德彬搞外调，为其彻底搞清楚。我听后很高兴，因为田姐说的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这时，我对田姐的看法也在变化，原来，我还常想，她推荐我当组长是因她毕竟是个女流，怕自己掌控不了这个局面，而现在，我觉得自己想错了。与此同时，我也为之惊讶，因为在当时抓的“坏人”越多工作成绩越大的形势下，没有一定胆量是不敢提出这样想法的。
　　 经过研究，我们工作组当即形成了一致意见，报告了上级后，获得了同意，当天晚上，便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宣布了三条意见，不仅队长和那两个社员很是感激，全队的社员群众也报以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后，田姐鉴于刘德彬的事已调查过一次没搞清楚的情况，建议由我带领一个人亲自去调查，争取一次性彻底搞清楚。
　　 我虽然在这冰天雪地的时候，实在不愿出去，但我感到这是对我的一种信任，特别是田姐相信我会弄清楚，于是我立即答应了，第二天我便带一个社员出发了，经过4天时间4百里路的奔波和跋涉（那次外出调查，我们冒雪步行踹了50里的庄稼地，我踹坏了母亲做的一双半新的棉鞋），终于把刘德彬所谓当土匪的事调查清楚彻底否定了。当我们返回生产队后在社员群众大会上宣布了刘德斌是个好人的结论时，又一次引起了社员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刘德彬激动得痛哭流涕，当场下跪，给工作组磕头，给全体社员磕头。须知，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个人的家庭成分不好，历史不清，将会给其本人、家庭以及子女的前程带来灭顶之灾。
　　 因为个人历史不清，当时刘德彬的两个20多岁的姑娘找对象都很困难。当我们工作组进驻小队2个月来第一次排到刘德彬家吃饭时（因当时被认为有问题的社员家工作组是不去吃饭的，因此，那时工作组能去谁家吃饭，简直就是一种政治待遇），他们一家人含泪为我们准备了一桌很好的饭菜，可因工作组有鱼、肉、蛋、细粮四不准吃的规定，只好又婉言谢绝。但我们已从他一家人的这种做法中深深地感到了为大家做好事所得到的心理上的回报。特别是从受惠人流泪时，田姐也跟着流泪的举动中，我更看到了田姐一颗善良的心。
　　 不久，因工作需要，田姐要回到她所在的大队去了，临走那天早饭后，我和那位男同学一起，帮助她把行李打好，收拾好随身用的东西，然后，我俩轮流帮她背着行李徒步八里路送她到大队，跟大队工作组领导告别后，我又帮她背着行李送了二里地。因我这期间一直未回家，我告诉田姐那10元钱日后一定还她。这时，她似乎不高兴了，说：“不就10元钱吗？还值得你那么认真，我不要了。”看她那出自内心的生气的表情，我不再说了。
　　 那一段路上，我没有再说什么，田姐却说了不少，以往在我们研究工作时，她处处尊重我的意见，并常常以建议的口吻帮助完善我的意见，生怕弄错了伤害群众感情，影响我们的威信。这时，她完全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嘱咐我：“这个运动很复杂。遇事多向上级请示，多听听贫下中农和基本群众的意见。你性格直爽，待人坦诚，但凡事要多想想，防止莽撞，特别是不要轻易伤害群众。”最后分手时，她又特别嘱咐我：“你还不满20岁，要注意身体。”说着她抽出插在衣兜里的手将10元钱塞到我手里，说：“成国弟，我知道你家中困难，出门在外不容易，我再给你留下10元钱，虽不多，是我的一份心意。往后有事给我挂电话或写信。”这是她事先已准备好了的，在那腊月的天气里，那钱已被地攥得热乎乎的了。
　　 这时，我发现她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湿润了，接着泪水很快顺着那白净的脸上流了下来，她哭了。此刻，我心情更是不平静，我在家中六个兄弟姐妹中是老大，我第一次感受到被姐姐所爱的温暖。这时，她哽噎着说：“你别再送了，回去吧，我也走了。”然后，背着行李快步走了。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目视她远去。她走几步还回过头来示意我回去，我也招招手让她别急慢些走，这样足有四五次，直至她围着红头巾的身影消失在铺满洁白积雪的远方。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我检查身体合格应征入伍了。入伍前，我把准备好的20元钱托人捎给了她。到部队后，我又与她通过几封信，还给她寄去几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本毛主席语录本，那是当时人们表达情意和友谊的最好方式。她每每给我回信，在信自关心我鼓励我。直至她后来在信中告诉我，她要结婚成家了，我在向她表示祝贺后，再没给她写信，她也没来过信，就这么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那次分手后，我们再未见过面，转瞬我们都已到了古稀之年了。后来的亲人告诉我说她随子女生活在外地，一切安好。回首那一段往事，我们那一份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情谊，却是那么的纯洁，那么的真挚，那么的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