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想起来，和大爷不相见两年有余了，不知大爷现在身体是否和以前一样硬朗，是不是还在为那个漂泊浪荡的儿子担心得茶饭不思，坐卧不宁。
　　 大爷姓沈，比爸大两岁，算起来，今年该七十五了。按理儿我应该叫他大伯，可不知为何打小我们就被爸教着叫他大爷。这“爷”字的称谓在我们这儿是“叔”的意思，同族父辈里比爸年龄小的我们都称“爷”，有的也叫“老”，意思一样；而年龄大的一律叫“伯”，这个“伯”应该读入声，是介于“爸”和“伯”之间的一个音。咱们定远方言属于江淮官话，而江淮官话是唯一整体保留入声字的官话，定远人一张嘴大约就会蹦出来一个入声字。虽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各地有各地不同的叫法，可不管怎么说称呼沈伯为“大爷”总是不合规矩的。我在心里就琢磨，我爸是不是为了有意用“大爷”这词儿把沈伯这个“外人”和“家里人”区分开呢？很有这个可能。
　　 大爷不是我爸的叔伯兄弟，事实上跟咱家八竿子打不着，他和爸只是朋友关系，不过不是一般关系的朋友。关于这层关系，奶奶曾跟我说过很多次。
　　 我一直认为爸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若要交个实诚朋友应该很难。这一点我似乎遗传了爸，尽管我知道性格并不一定存在遗传，环境才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爸十来岁时就几乎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那年因为一家人饿得不行爷爷扒了生产队的芋头被抓去蹲了牢房，家里生活的重担就落在爸的肩上。穷家孩子早当家，没有办法，爸只得扔了三年级的课本跟着奶奶操持起这个家。从那以后，爸就做了一头默默无闻的黄牛，埋起头来，奋力耕耘，负起了爷爷未尽的责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呀，多少家在饥饿和灾难中断了烟火，绝了后人，可年纪轻轻的爸硬是带着一家人泅渡出苦海。这中间，经历了爷爷出走，小姑夭亡，爸的内心受着怎样的煎熬我无法猜度，但爸养成的那种隐忍的性格我却是深有体会。对一个饱受苦难历过生死的人来说，人世这本大书他早已读透，无论多么艰难的生活在他面前都几乎不值一提，因为所有的表达都不会比站直的腰板更有说服力。我的印象中，爸一直都是一棵树，他把根深深地扎在地下，无论风疾雨暴，天寒日燥，只静静地挺拔着腰身，用浓浓密密的树荫庇护着我们一家人不再受到任何侵袭。
　　 爸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我们，留给了家，家人几乎是他世界的全部，他的一生好像再无所求。爸一辈子没什么交好的朋友，他无意于将自己的时间和情感置于家人之外的人或事，也或许他对乡间那种靠吃吃喝喝维持关系的友情本就生有陈见。可在他眼里，大爷却是个例外。
　　 爸和大爷相识，是个意外。
　　 奶奶告诉我，那一年秋后，爸揣着八十块钱去定城买箱柜，准备成亲的家当。八十块钱是一笔不菲的财产，临行前奶奶反复叮嘱，让爸将这钱分三处收纳，防止被坏人算计了去。千算万算，还是没逃过那一劫，也许是爸一脸的忠厚老实相招来了贼人，等爸看好一架带抽屉的老式半截橱准备付钱时，已经找不着装在上衣口袋的那三十块钱了。
　　 顿时，爸就急得冒了汗，全身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捏了几个来回，就是不见那三十块钱的影子。爸这才悟过来，肯定是遇到了扒手。怎么办呢？一分钱都可以难倒英雄汉，更何况一下子没了三十块，不常出门的爸哪经过这样的事儿，满脸憋得通红，双手下意识地在一个个口袋上摸索着，又急又慌，眼泪都快下来了；而且东西已经选定了，老板正紧催着付钱呢。一边是丢钱的自责，一边是没钱付款的窘迫，爸蹲在店门口双手抱着头整个人蜷缩成一团。正在爸不知所措的当儿，从旁边过来一个人，头上戴了顶黄军帽，大约是看着爸眼熟，于是上前来询问原委。爸抬抬眼看了看来人，不认识，却又像在哪见过，听他问就把丢钱的事儿告诉了他。听完爸的话，那位二话没说就从口袋里拿出三十元递给爸，说“我借给你”。爸啥时遇到过这么直性的人，更觉惶恐，就问：“你，你是……”那人倒也爽快，答道：“我是寺庄的沈维民，看你面熟，你也是咱们胜利的人吧？”听他这样一说，爸倒是的放心了，本来寻思着拿了人家的钱又不认识人家，担心这人情债要怎么还，现在可好了，既然是个熟人，应该没这个后顾之忧。再说这柜子实在是很合自己的意，若错过了，往后再难买到；即使能再买着，还要出门赶一回远路，不如借了这钱，反正回去就能还上。但是免不了还是有点犹豫，毕竟人不熟，这样冒然就拿了人家的钱，而且还是三十块这么多，总觉得不是很妥当。估计那个叫沈维民的也看出了爸的顾虑，直接将钱塞到爸的手里，说：“回去还给我就行了，一个公社的，也不远。”这个沈维民，就是沈伯，我的大爷。
　　 就这样，那架半截橱才进了我家的门。多少年来，它一直放在爸妈的房间里，橱面跟办公桌一般大小，一色森森的紫漆，橱门紫边黄面，上面用红漆刷着很耐看的十个字儿，像是两句话，左边是“要准备打仗”，右边是“要斗私批修”。当时不懂啥意思，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语录，不过那几个字儿却是我到了三年级才认全的。
　　 柜子买回来第二天爸就去了寺庄。寺庄不远，四五里地的样子，中间隔着两个庄子，一片松林，一堰大坝。还钱那天，沈伯留爸喝了酒，奶奶说那天是爸人生中第一次醉酒，睡了一天才清醒过来。
　　 没过几天，奶奶让爸把沈伯请到家里，又找来几个叔伯作陪，隆重地表达了谢意。再后来，爸和沈伯就成了朋友。
　　 二
　　 等我可以开口叫“大爷”的时候，沈伯已经快三十了。那时，大爷还是单身一人。大爷单身，不仅仅是因为穷，在那个年代，穷是常态，十家有八家都吃不饱肚子。因为穷娶不上媳妇的人确实不少，但忠厚老实的人老天还是能睁眼瞧见的，总不会遭到亏待，天道酬勤。印象中，那些娶不到媳妇的人，要么懒，要么奸猾，再就是生了缺陷的。大爷不奸不懒，只是长了一头的癞疮疤，为了遮羞，大爷一年四季都得罩个帽子。以前，十里八村生疮长疤的人实在不少，卫生环境差，医疗条件又落后，没几个孩子不长疖子不生疮。长了疖子生了疮，只是皮肤上的毛病，不伤筋不动骨的，生命又无虞，就没人在意，由它长去，长熟了脓血一挤，顶多留个疤。记得我小的时候，手面上也长过一个，最严重的时候从一大块烂肉里能见到骨头，就这样也从没进医院打针敷药，后来也就好了，除了一块皱皮疤痕，一切还算正常。疤痕留在皮肤上应该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若是留在头顶上，那就算被命运给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大爷就是被这个玩笑误了终身，只能看着身边的姑娘一个个嫁出去，却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缘分。这样的人也不是都找不着媳妇，如果姐妹多的话也可以用两家换亲或是三家转亲的方式来解决终身大事，只是大爷命苦，家里只有弟兄两人。
　　 关于大爷的身世，我也是听奶奶说的。奶奶说，大爷的祖辈本是当地的地头蛇，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很是招人愤恨。解放后，大爷的父辈经过改造做了农民，但他们身上仍然有几丝磨灭不尽的邪气，大爷他爸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一辈子没积上什么家业就丢下大爷弟兄二人撒手而去。大爷的母亲因病也早早离了世，大爷他哥倒是争气，后来吃上了公家饭，在城里棉麻公司上了班，只留下大爷一个人在老家过日子。叔伯们也顾不上他，只能眼看着他这样孤下去。住着两间茅草棚，过惯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大爷也乐得轻松。爸进城买柜丢钱的那天，大爷碰巧去城里他哥家，借给爸的那三十块钱钱是他哥给他生活费。
　　 记忆中，大爷是我家的常客，因为大爷每次来我都能吃上一顿好吃的，印象特别深。说好吃，也不过是多几个鸡蛋鸭蛋，或是杀个鸡烧条雨。大爷来的时候，也常常叫我上桌，这种待遇是来其他客人绝对没有的。若不是大爷坚持，这样的事情爸是绝对不会允许的，爸说来了客人由着小孩子在桌上胡叉乱搅是对客人的不尊重，小孩子这样做就是没有规矩缺少家教。可大爷却不这么认为，大爷常讲，一个男孩子应该多见世面，少些讲究，这样才能不怯场，不怵阵，才像男子汉，才能干大事。这番话的道理或许有一些，但我深不以为然，因为我总觉得大爷的教导很没有说服力，他自己倒是这样身体力行着这种理论，却没见他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所以十有八九是江湖传说，算不得真的。
　　 不过，大爷最终还是娶上了大婶，只是那时大爷已经四十二岁了。
　　 大婶是广西人，被人贩子拐卖过来的。说拐卖，似乎也不妥，因为那是违法的，可事实上并没有人因为这事犯法。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当年，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有不少说不上媳妇的打听到四川、贵州、广西那边贫穷落后，女孩子多，于是就有几个胆子大嘴皮子利索又知道吹牛不上税的瞎撞了去，也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就领了几个回来。我估摸着是靠诓骗，要么是说咱们那地儿过着天堂般的生活，要么是说到咱们那块儿能挣到大钱，那些塞在山旮旯没见过大世面的小姑娘是禁不住诱惑的，她们被天花乱坠的描述拨动了心弦，于是义无反顾地别了父母离开家乡不远千里来到定远寻找自己的幸福未来了。来了一看，远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有些反悔，可这千里一趟，回去就没那么简单了，再说虽然达不到预期，可总好过自己的老家，于是呢就留下来嫁个人将就着过了。那些年，“小广西”“小四川”“小贵州”的称谓几乎遍及定远的所有公社，如今这些人都已经成了奶奶，他们早已融入进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了我们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
　　 大婶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小姑娘了，她和小姑娘们的初衷不同。奶奶说，大婶是从当地她婆家丢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偷跑出来的。原因么，很简单，日子过不下去了，男人不是东西，好吃懒做不说，还动不动就打她，一打就朝死里打，实在是没日子过了。她那是逃，是给自己找活路来的。
　　 天底下的婚姻大约都是上天注定的缘分，估计月老在天上早就看见了大爷大婶这一对有缘的人，所以才不惜动了一番手脚将隔着几千里路的两人撮合到一块儿。大婶来相大爷的那年我上初中，听人说当时大家不看好，一来是大爷头上的缺陷，二来是大爷家那两间转身不过的茅草房子，最让人心里打鼓的是大爷他都过了四十了，而大婶才二十多岁。可结果呢，大婶二话没说，就应了。这里面的细节，外人是揣度不清的，爸也只说大婶看中的是大爷的忠厚。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大婶选中大爷看似意料之外，实是情理之中。大婶不就是要找个能跟自己过日子，又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吗？怎么看，大爷都是这样的人。为了表示感谢，大爷还多给了介绍人一千块钱，大爷娶大婶，共花了五千块，那可是他半辈子的积蓄。钱给了谁，连大爷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既然人家把这场婚姻当成买卖来做，一手交人一手交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结婚的那天，大婶是从我家出的阁。奶奶拉着大婶的手说，你一个广西人，大老远的来到这儿，没亲没故，以后就把咱家当成娘家吧。于是，大婶成了奶奶的干闺女。
　　 从那以后，每到中秋端午，奶奶都会叫大爷大婶来我家，过年就更不用说了，每年大年初二大爷一家都会准时来给奶奶拜年，这一拜就是二十年。
　　 三
　　 大婶给大爷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赶上了计划生育管得紧，大爷做了结扎手术。
　　 本就不富裕，又添丁加口，大爷家的生活一直没有起色，多少年来唯一的变化就是把两间草房子换成两间小瓦房。大爷虽然是一把干活的好手，但十来亩地，任他汗珠子摔八瓣也长不出金子来。经济虽然不宽裕，但大爷在生活上从来没亏待过大婶，别人家能享受到的大爷总是想着让大婶也能享受到。
　　 大爷刚结婚不久，农村通上了电，大爷就买来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年暑假的一天，爸在饭桌上无意说起我们姐弟为了看电视剧大晚上跑上几里外的街上的事儿，大爷忙说：“那多麻烦呀，又不安全，我家那电视机现成的，明儿你把它抱来，暑假让孩子们看。”没等爸去抱，大爷两天后就直接将电视机送到我家。好家伙，那一年夏天我们就围着电视机过了一个暑假，过足了眼瘾。秋后，爸拗不过我们姐弟，打稻谷卖了钱也买了一台，十七寸的黄山黑白电视机。
　　 小时候，我跟着爸去过大爷家一两回，记得要过一片马尾松林子，林子里还有几处坟茔，阴森可怖的，走在里面一身寒气。至于要翻过的那个大坝，更让人担心。水深坝陡，中间的一条窄窄的便道将坝子一分为二，走在上边如同踩钢丝，手脚都不得闲，舞之蹈之，即便如此一不小心也有滑进水里去危险。若是遇到夏季水大，中间便会掘开一道口子，再要过去就要绕道了，得多走四五里的路。每年夏天大爷都让我们姐弟去他家吃瓜，但爸都拦着不让我们去，怕出意外是一层，另一层是怕麻烦大爷。
　　 比起其他的庄子，寺庄有点不入群，它窝在坝冲，地势低洼，隐蔽得很好，不到近前很难发现他的存在，一庄子就大爷沈姓几家人。庄前庄后空地却很多，翻过来作自留地，不算责任田，不用交税的。这种好事，我们家是没有的，一厘田都不能糟蹋，全种上粮食，哪里还有点瓜种豆栽菜植葱的空儿，想吃点蔬菜只有寻塘埂地头的边角地。大爷每年都在自留地上种瓜，说是自家吃，可家里就那么几个人，吃不了多少，剩下的就送人。亲戚朋友打个招呼，说明儿到我家吃瓜，去了就一边酒菜招待，一边还用蛇皮袋子装了让你带着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