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枷锁
　　 中国的思想发展史，在我看来是倒退的。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多都发生在混乱的时代。思想的火花或者熊熊烈火，都爆发在先秦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凡此种种，百家只是中国人习惯性的号称罢了。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不过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至战国时期，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谈中国的思想发展史，就绕不开孔子。孔老夫子的一生是郁郁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一生。所谓的奔走于列国，看看中国现在的地图，不过是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方圆600公里的范围打转罢了。也就是高铁2小时的行程，现在一个城市的初中生去过的地方，也不止这么一点。但是孔子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路与读书的同时，还做了许多社会调查，并且将自己的所学、所思相结合，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
　　 孔子的思想无疑是伟大的。孔子号召知识分子“士”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孔子是入世的。
　　 而老子的思想是避世，或者说是以避世的态度入世的。“帝王将相今何在？一座荒丘旧坟茔。”差不多就可以概括道家了。老子主张的“无为”。所谓无为，就是“不为物先，不为物后”，顺乎自然以为治。老子不是不争，是以不争来争，或者说是以表面上的不争来达到内心里争的目的。有点阴谋家的味道。庄子是顽主，自己玩不算，还要带着帝王一起玩。所谓的逍遥游，就是怎么开心，怎么玩。这样算下来庄子才是真真正正的“道”。
　　 墨子与儒家的真正的对立。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才是对立的实质。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就是“文字狱”，或者说是思想桎梏的缘起，但是因为秦国家时间太短，大一统的思想，没有来得及完全贯彻下来。汉武帝时，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余年。从此中国的思想发展再不是信马由缰，自由自在了。其实这与汉朝疆土统一的大形势是契合的。作为家天下的，就需要有与之契合的大一统思想来统治天下苍生。八个人说出来十六样的道理，这绝对是皇权独裁的敌人。
　　 唐朝是貌似开放的，但是唐太宗的一句“天下士人尽入我彀中矣！”已足以证明政治的虚伪，充其量只是唐朝的统治者有着少数名族血统，玩的比较开明而已。
　　 而后能进入史册，就是两宋的“两程一朱”。“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简直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歪曲，同时也是对作为人的独立性的否定。但是因为统治者需要，它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并且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思想不可违逆的正统之正统。
　　 王阳明的心学，其实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细细读下来，并没有涉及人真正的内心，以及作为人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因为在当时的思想体系框架下，不可能有超越正统思想的言论。就像中世界教皇统治下的欧洲一样，任何怀疑《圣经》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
　　 之后，中国在没有什么像样的思想家来谈谈思想的问题，完全都是奴化之后的应声虫。再加上清代打击一切不听话的“文字狱”，国人写字说话尚且战战兢兢，就更不要提什么思想了。
　　 其他的乱世，人连生存都成问题，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思想这么高尚的东西，似乎根本是玩不起的。然而恰恰相反，每每我们这片土地时逢乱世，却每每都是思想发展之高峰时期。智慧之火花，思想之成就反而更多。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民国……
　　 文革更是把“文字狱”发展到了极端，从此中国只有机器，没有人。时下，我们已都是流水线上的机器手，按部就班的装配流到自己面前的元件，至于为什么要装，装了有什么好处，不装有什么坏处，统统都没人去思考，因为房价这么高，生活压力这么大，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之类的可笑问题，哪里有时间去理会一下。
　　 于是，整个当代是没有思想的，也是不允许有思想的。
　　 从汉到清朝的正式制度就是皇权不断被加强，相权不断被削弱。地方权力不断被削弱，中央权力不但被加强的过程。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意愿逐渐被压制，伴随着精神的枷锁逐步的紧固，知识分子的地位亦每况愈下。
　　 春秋将知识分子称为：士人。士人是可以有脾气的，不高兴了还可以比一比，谁骂“王”更有水平一些。倔老头孟子还可以给“王”吃闭门羹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王”想要“士人”来帮忙，要么虚席以待，要么上门去请。王会很卑微的向士人请教：何以教寡人（寡德之人）？最著名的莫过于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一时间群贤毕至。
　　 秦扫六合，一统江山之后，便开始运用国家机器，统一度量衡、文字等等，这是大一统思想的缘起。也是知识分子地位开始滑坡的开始，也是枷锁的初创。
　　 汉袭秦制。但至少汉朝的王权是有制约的。丞相是国家实际的管理者，是可以开府治事的，有自己独立的办事机构。与皇帝论事是可以坐而论道的。
　　 三国之蜀相诸葛亮享受了知识分子最后的荣耀。刘备三顾茅庐，成就三分天下。所以备受后世知识分子推崇，但是实在遗憾的很，整个中国历史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知识分子想要为国效力，必须来参加考试。过去的科举的过程，是带有侮辱人格的味道，很多时候是要脱光了搜身的。
　　 魏晋南北朝，权臣当道，丞相窃国之事太多，于是王朝的统治者也开始积极的思考对策，他们的办法是，不设丞相，分权给一群人，而设立宰相制度。相权慢慢实现了从一个人到很多人的分散。
　　 丞相和宰相有什么区别呢？
　　 宰相是对中国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或俗称，并非具体的官名。“宰”的意思是主宰，“相”，本为相礼之人，字义有辅佐之意。太宰与相合称为宰相，宰相联称始见于《韩非子•显学》。宰相地位的具体名称多达几十种，历代不同：太宰、相、相邦、相国、丞相、大司徒（东汉）、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明朝）、军机大臣、总理（清朝末期）等等。宰相不一定是丞相，宰相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官职对应。丞相：中国古代官名，三国以后一般指皇帝下面的最高行政官，辅佐皇帝总理百政的官员即百官之长。西汉废除相国官职以后，丞相的职责，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协助皇帝管理一切军国大事，即所谓的“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隋唐的相权，实际上已经分散到了三省、六部。相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但是和皇帝论事，还是可以有个小坐，已经不是对坐，更不是平起平坐。
　　 到了两宋。某日，范质宰相等人向宋太祖议事之时，宋太祖以自己眼睛昏花为由，让范质将文书送到他面前，等到范质再想落座时，座位已被阉人撤去，从此宰相就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
　　 元朝属少数名族统治，丞相复立，导致丞相专权，谋反，废帝之事多有发生。
　　 明清士人之地位可谓最低。明太祖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便不再设“相”，分相权归六部。清沿袭明之政体。不论你是谁，多大功劳，多大谱儿，见了皇帝都得跪着说话了。完全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基础。
　　 思想也像膝盖一样，弯曲下跪。“奴才思想”六百年，至今不得除。如果说隋唐两宋用枷锁绑住了士人之肢体，那么明清则用枷锁禁锢了士人的思想，从此不再有独立之人格。
　　 统治者永远都是坐在普通大众的对立面。古代常有“民不与官斗”之类的老话传下来，为什么？“民告官发三千”，普通老百姓不管你有没有理，只要你告官就先有罪，滚钉板之类的酷刑后，才能跪着回话。就算你侥幸告赢了，还要发出去三千里（流配三千里）。所以说，如蝼蚁一样的芸芸众生，更不可能有独立的思维和人格。就算有，只要你不起义，你不造反，也没有人在乎你说了什么。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话语权。所以每次朝代更迭都是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