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起居比较有规律，其中早起的习惯便是这规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规律是小时候在故乡养成的。
　　 夏天每天早晨5点多钟，冬天每天6点多钟，我便准时醒来，醒来就必须起床，睁着眼睛在床上躺不住，再躺就浑身不舒服了。有时晚上因熬夜睡得很晚，到了早晨也是准时醒来准时起来。不仅平时上班这样，星期天节假日也是如此。春节大年初一早晨，看了春节电视晚会节目的人们都在梦乡，可我一大早就起来了，到户外散步做操，欣赏除夕夜放的满街满院落英般的烟花爆竹的碎屑，欣赏家家户户贴出的鲜红的福字和押韵的对联，感受过年的美好气氛，憧憬着新的一年。
　　 亲戚朋友对我的这种习惯表示赞成，说我既勤快又有毅力。医生对我的这种习惯更是大加鼓励，说是对健康极有好处，要我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其实，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养成，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我早起的习惯养成于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那是我正上小学，父母便常给我讲一些古训，如《朱柏庐治家格言》中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以及“勤扫院子少赶集”等一些勤俭持家的格言谚语，并要求我照着去做。在学校，也学到一些“早起早睡身体好”，“从小就要热爱劳动”的道理，便懂得了早起是勤快的表现，是光荣的；贪睡是懒惰的表现，是可耻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无法让人懒惰。
　　 当时，全家四五口人只靠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一个男劳动力一天挣10分，女的一天挣7分。而每10分到年终才能分一至二元钱，去了粮食、柴草等各项费用，连买油盐和衣服的钱都不多了。而如果往生产队交一马车粪肥可以给50分到100分。平原农村房前屋后村里村外，到处都可以捡到牛马猪羊等牲畜粪。像我这样的小孩，生产队的活干不了，捡粪还是可以的，于是我就每天利用早晨上学前，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拎起粪筐和小铁锨捡起粪来。可是开始一连几天早晨起来，都没有捡到多少，我发现原来是村里几个五六十岁的老人，每天比我起的早，牲畜粪都叫他们捡去了。其中有一个姓孙的老人，走路一腐一拐的，腿脚不好，但非常勤快，每天清晨鸡一叫就出门捡粪。这件事对我的启发和教育不小，看来做什么都不容易啊，从此，我每天就再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夏天起早还可以，因为早晨4点多钟天就亮了。冬天天亮的很晚，早晨7点多钟才出太阳。早晨四五点钟天还不怎么亮，正是人们说的“鬼呲牙”的时候，也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刻，尤其是那嗖嗖的小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刮的一样疼。我穿着父亲求人给我做的当时东北农民常穿的牛皮靰鞡，戴着母亲缝制的狗皮帽子，迎着凛冽的寒风，踩着地面上的积雪，满村子捡起来，有时都捡一筐了，鸡才叫三遍，天才麻麻亮了，家家户户才亮起了煤油灯，门也开始吱吱嘎嘎地响起来了，人们开始起来做饭了，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了。
　　 我每天比父母起得早，晚上又要做作业，有时困得很，父母心疼，就要我不要起那么早了。可我觉得自己在家是个大孩子了，弟弟还小，应该力所能及地多干点活，因此，一直坚持好多年，当形成了规律之后，到时就醒了。有时在村里捡不到粪，就顺着村道往远走，有时会走出好几里路，每天总能捡到一两筐粪。记得有一年最多捡了10多车，在给生产队交上一些后，剩下的都下到自家的园子里和小秧棵地里，结果因为肥下多了，把土豆茄子辣椒等小秧棵烧死了不少，那以后好几年，园子里和小秧棵地再没用下粪。
　　 后来上了中学住校了，就不能再捡粪了。后来住不起校了，只好通校，也买不起自行车，我就只好靠步行，由于家离学校15里路，天天披星戴月早去晚归，这回是不起早不行了。后来到初三时，已是60年代中期，国家和家庭都逐渐好了起来，可以住校了，又要起早贪黑地搞复习，应付升学考试，当然更不敢不起早了。文革中断了学业，以后又参加了解放军，军旅生活更是十分有规律，不容怠惰，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22年。待转业到地方工作时，已过不惑之年，这早起的习惯，想改也改不了了。
　　 现在每天早晨还是按时起来，当然再不用去捡粪了，也不用像军营那样去出早操了，但我自己仍然坚持到户外散步，并做完那套自己坚持做了60年的广播体操，然后再开始做事先安排好的一天的生活内容，或是看看书或是写一点文章或是写一点书法或是画一幅画，或是与文友与战友与朋友聚聚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觉得挺充实的。我的这个生活规律，开始爱人和孩子并不太适应，久而久之，被我薰染了改造了，全家人便基本上“步调一致”了。
　　 不是说只有差的条件才能使人养成好的习惯，没有这个道理。应该说，环境能改造人，人也可以改造环境。目前，更多的人被环境改造着，如，很多人逐渐适应夜生活，晚上到很晚才休息；很多人甚至“早晨从中午开始”……同样是被环境改造着，时下很多人被环境改造的结果，常常是身心俱疲，健康堪忧。
　　 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关乎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