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寒冬腊月的一天，没有雪花，没有阳光，灰蒙蒙的天空，沉闷极了。北风呼呼地刮着，村庄像冬眠的熊，懒洋洋的，没有生气。阿霞脸色苍白，穿着手工缝制的棉袄，红缎面的，该是结婚那年的嫁妆吧。她用冻得通红的左手掖了掖被风掀起的头巾，右手臂弯里挎着一个硕大的老笼（方言：指荆条编的大筐），笼里瓷瓷实实地塞满了麦草，这一笼麦草，寻常妇人是掂不动的。阿霞个子高，身体也壮实，和男人一地一头地干活，对她来说，只是平常事。
　　 阿霞从场里的麦草垛朝崖背走去，走到地窑庄子的立坡坡时，格外的小心翼翼，坡上还有未化完的积雪，有点滑。晚上，阿霞用一大笼麦草把两个炕洞填得满满的，一张大通炕烧得滚烫。
　　 “妈，我尿呀！”大儿子冬娃爬出热乎乎的被窝，对阿霞说。
　　 阿霞提来了夜壶，五岁的冬娃尿了，又爬上床接着睡。
　　 两岁的小儿子春娃四仰八叉地睡得很熟，一条腿蹬在了被子外面，大概是炕太热了。
　　 阿霞脱了外套，把油灯的火芯往高挑了挑，黑咚咚的窑洞里顿时亮堂了许多。这孔窑洞里，除了一张大通炕外，就是一个黑柜子，一个木箱子，门后靠着铲灰的铁锨和簸箕。她坐上炕，在油灯下赶做春娃的一双棉鞋，这是春节要穿的。阿霞的针线活做得马马虎虎，村里小娃娃穿的漂亮的虎头鞋她做不来，但在春节时给春娃做上一双黑绒布面的棉鞋她还是能做到的，也是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油灯的火苗在跳跃，阿霞手里的针线在飞舞。这个夜太静，静得没有一点声音！这个窑洞太沉闷，没有一点声响，连飞针走线的声音都听得那么清晰。哪怕是有一点鼾声也好，可是小孩子是不打鼾的，只有均匀的呼吸声静静地流淌。阿霞是个很少说话的人，平常见了街坊邻居，就是打个招呼笑一下，然后就埋头干活。她的笑并不灿烂，常常是从嘴角礼貌性地挤出来的。她就连跟两个儿子在一起时，话也不多，但脸上的笑容是流动的，活泛的。
　　 二
　　 不知过了多久，阿霞的眼睛有点涩涩的，倦了。她慢腾腾地卷着针线包袱，准备收工。
　　 “汪汪”，院里的狗叫起来，接着就是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阿霞想，该是她那酒鬼丈夫回来了。
　　 “哐当……咣当”门栓响亮地碰撞着，张大彪跌跌撞撞地进门来。
　　 阿霞无声地扶了他，往炕沿方向走。
　　 张大彪歪倒在炕沿上，阿霞就拿着茶缸去倒水。
　　 “不喝，不喝，我要吃面！”张大彪摆着手，命令她。
　　 “面在后锅，我给你热去。”阿霞说着就走向另一孔窑洞。
　　 “还要热，你个死婆娘锅底没煨火？你不知道我没吃！”张大彪不耐烦地嘟囔着。
　　 “这么晚了，我当你吃了。”阿霞没有回头，边走边说。
　　 厨窑灶膛里的火熄了，格外的冷，阿霞点着了麦草火，一把一把地添柴。厨窑里，一张大案板，一个木质茶盘顶在大水翁上，灶台里一大一小两口铁锅，木质的锅盖上放着一把有豁口的马勺。阿霞一家的家当，就是这两孔窑洞里简单的生活用具，外加门口卧着的一担水桶，一条狗。
　　 片刻，阿霞给张大彪端上了一碗干拌面，熟油辣子、炒葱花、自家酿的陈醋，盐，拌在一起。张大彪吃了，边抹嘴边说：“长得像个大洋马，喔胳膊上有劲里么，咋擀下喔面不劲道，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婆娘！”
　　 阿霞没有辩解，闷不做声地拾掇了碗筷。不一会儿，张大彪就呼呼大睡。呼噜打得震天响，呼出的口气带着浓重的酒精味，还有消化不良的酸腐气。
　　 阿霞也困了，小心翼翼地挨着张大彪睡下。
　　 半夜里，张大彪醒了，下床对着夜壶“咣里哐淌”地尿了一通，却再也睡不着。他忽然翻过身，骑在了阿霞身上，一阵摸索……张大彪剧烈地上下左右翻腾，喘着粗气，涨红的脸膛上两颗牛铃似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闪着银光。阿霞不声不响地躺在他身下，任由他折腾，没有呻吟，没有回应，甚至连个夸张的表情也不曾有。
　　 “叫啊，叫啊……”张大彪拍着阿霞浑圆的屁股。
　　 阿霞没有出声。
　　 “我叫你叫哩！你得是是个死人？”张大彪有些气愤。
　　 阿霞还是没有做声。
　　 “啪！啪！”张大彪毫不客气地给了她两巴掌。阿霞捂着脸流下了无声的泪……
　　 张大彪胡乱戳鼓一番，把他体内翻腾的荷尔蒙连同怒气一起释放出来，他才又再次进入了梦乡。
　　 三
　　 第二天早上，阿霞起床，往炕洞里续上麦草，这齁冷的天，大白天都离不了热炕。阿霞开始做早饭。吃了早饭，张大彪就出门了，冬日里没有农活，他又找那几个酒鬼牌友去了。
　　 天太冷，两个臭小子出不了门，这个大通炕就是他们的游乐场和战场了，炕上被他们闹得一片狼藉。阿霞又默不作声地做针线，那两个小子闹活得劲大了，她就停下手里的活断场官司：“冬娃，别欺负弟弟！让着他点，他话也不会说，惹得他哇哇叫干啥哩？”
　　 冬娃并不理会她。
　　 她便讨好地说：“我冬娃乖，晌午妈给你炸油馍！”
　　 “当真？”冬娃睁大了眼睛问。他的眼睛也似牛铃一般，像极了他父亲。
　　 冬天里，没什么吃食，也鲜有水果蔬菜，大人都犯馋，何况孩子！阿霞给冬娃应承了，心里却不禁心疼起油罐子里所剩无几的清油来。这个腊月太漫长，瓜冷瓜冷的天，窘迫的日子，两个闹腾的儿子，还有一天到晚吹胡子瞪眼的丈夫张大彪，这一切都让阿霞心烦，又无可奈何。
　　 将近年关，村里的人们陆陆续续置办年货，就算再穷，这年还得过，亏了一年抠了一年，也不能亏过年这几天。阿霞手头却没有一分钱。
　　 这天晚上，张大彪回来的早，也还算清醒，阿霞对他说：“娃他大，快过年了，你哪天去集上办点年货。咱过不过年无所谓，有两个娃哩，年上亲戚走动，总得割两斤肉么？”
　　 张大彪白了她一眼：“你个瓜婆娘，有钱我不知道办？阿哒有钱哩！”
　　 “卖玉米和豆子的那一千块钱哩？”阿霞问。
　　 “忙毕（方言：指夏收结束时节）卖的钱，现在哪还有？”张大彪气哼哼地说，像是反问，又像是自圆其说。
　　 “没钱，没钱，你打牌喝酒咋就有钱哩？”阿霞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又补充了一句：“你花就花，我娘母仨也不花啥钱，好歹也留点备用的钱，留个过年的钱么。”
　　 说完，怯怯地看着他。
　　 “你管我的事哩！我一个大男人要你管！”不出所料，张大彪暴跳如雷，挥着拳头砸向阿霞，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张大彪人如其名，彪彪势势，出手也是没轻没重，哪一次阿霞不是鼻青眼肿，胳膊腿疼？去年那次，两人吵架，张大彪把阿霞的左胳膊都打折了，去接了一回骨。那次，阿霞娘家人找来了，张大彪这才服了软，保证以后不再打了。此后，打没打，只有阿霞知道，只是打的次数少了，下手没那么狠了。
　　 阿霞明知道那样的质问说出去会是什么结果，但她还是说了。这句话她憋了整整一个冬天，木讷又寡言的她快要憋疯了！她对肉体上的疼痛不再那么敏感，相比精神上的折磨，挨一顿打更酣畅淋漓一些吧？她想哭，可是哭给谁看呢？
　　 四
　　 第二天早上八九点的光景，张大彪他妈在崖背上喊：“大彪，大彪……”
　　 张大彪闻声出了门。
　　 “明个你九大家碎娃娶媳妇哩，你还不给帮忙去？晌午就赶紧去！”他妈说。
　　 张大彪他妈叫碎莲，五官姣好，走起路来，水蛇腰一扭一扭地，待人浅薄，村人赠雅号“妖婶”。
　　 “那，阿霞去不？”
　　 “当然要去么，就是个木敦敦也得杵在那，不然人笑哩。”
　　 “她去了能弄个社（方言：能干啥的意思）嘛？”
　　 “喔，就让阿霞到厨窑里摘个菜，烧个锅，这些粗活她能做。”他妈碎莲想了想轻蔑地说。
　　 “接女谁去哩？”张大彪又问。
　　 “小朋媳妇么，银婷有眼窍（方言：懂得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意思），也会说话。本来阿霞是长嫂，应该她去。你看你媳妇喔样子，能走到人面前去不？又瓷又瓜，还是个闷葫芦！唉，丢人哩！”妖婶拖着阴阳怪气的腔调说。
　　 “两个娃谁管哩？”
　　 “你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你去帮着搭棚。娃你不管，冬娃大了自己耍去，春娃让阿霞带着在厨窑待着。春娃不会说话，别引出去让这个问那个说的！”妖婶边走边扭着腰。
　　 “唉，我倒是上辈子造下啥孽了？使下这么个瓜（方言：傻的意思）媳妇瓷怂孙子！我冬娃灵醒哩很，就是春娃不争气，像了他喔瓜子妈了！”妖婶摇着头走远了。
　　 晌午，张大彪一家就去了九大家帮忙。大彪和弟兄们搭帐篷，摆第二天用的桌椅板凳。阿霞在后厨里，坐在灶火旁添柴，脚边是一捆还没摘的大葱，春娃就倚在阿霞身上手里玩弄着一根葱叶子。门子里的姑姑婶婶、妯娌们，这个屋进那个屋出，忙忙活活、说说笑笑。阿霞和春娃就像隔绝于这个热闹世界之外的隐形人,安静而寂寞。
　　 银婷扯着银铃般的嗓音，边笑边甜甜地和这个打招呼和那个说笑。银婷穿着洋货的深红色呢子大衣，披着卷发头，正在给新人的房子贴窗花哩。银婷是妖婶家的二儿媳妇，因大媳妇被族里人看不起，诸事都是二媳妇抛头露面。她是妯娌里的人尖尖，这次被安排布置新房，婚礼当天，在新房里‘接女’（指负责招呼照顾新媳妇的婆家代表人）。
　　 “妈，咋不见我大嫂子哩？”银婷看见妖婶从新房前走过便问。
　　 “在厨窑里，喔烂泥扶不上墙的人，还指望她出来说句人话哩！”妖婶撇了一眼银婷没好气地说。
　　 银婷见婆婆这么说，便不再说什么。她从凳子上下来，左右端详着窗花：“还真不错，漂亮！”旁边并没有人，她像是自言自语，嘴角挂着自恋的笑。
　　 五
　　 张家人都说阿霞傻，其实她一点不傻，心里有数着呢。阿霞自小没了妈，跟着他爸和三个哥哥长大的。阿霞打小就给家里做饭，做针线。没人教导，自己瞎做哩，家里男人多，能吃能穿，阿霞做不过来，所以做事情马马虎虎就成了习惯。没娘，也没个姊儿妹，连个说贴心话的人都没有，作为一个女儿身，连照顾和心疼她的人都没有。吴家人都不爱说话，阿霞的性格更是越来越内向木讷。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阿霞没有早早出嫁，而是在家帮助没黑没明在山庄上干活的父亲和哥哥照料家事。直到三个哥哥都结了婚，分家单另过了，老吴这才张罗着给女儿寻婆家。乡里人都习惯给男娃找个小媳妇，村里像阿霞一般大的姑娘都抱上两个娃娃了，合茬的实在不多。
　　 张大彪少年时就是个二彪子，犯过许多混事，二十七八了还没媳妇。家门子里，说媒达人“名嘴九叔”就瞅上了邻村的老姑娘阿霞，说和之下，这事就成了。张家人，看阿霞个子高，长得也脱条（方言：身材好的意思），老老实实的，是个过日子的人，能干活的料，大彪也能降得住，就同意了。再说，大彪的脾性和年龄，能讨上媳妇就不错了。
　　 吴家人，并不了解张大彪的底细，看小伙长得精精神神的，家里情况也可以，家有老姑娘不经留，就嫁了吧。
　　 结婚后不久，两人性格不合就渐显端眉。张大彪是个活泛人，喜欢热闹爱出风头。阿霞却是个沉静保守的人，甚至有些木讷，也没上几年学，肚里无点墨，又不爱说话，用张大彪的话说——就是个“愚木墩墩”。
　　 在重男轻女的乡邻里，阿霞虽然给张家生了两个儿子，却没一点地位。丈夫嫌弃她，婆家人不待见她，婆婆妖婶见她更是呲一眼眉一眼。他们认为娶了个老姑娘就是不光彩，不吉利的。
　　 春娃自小就没冬娃灵光，一岁半还不会走，两岁了还不会说话。今年过了年，三岁了，走起来才稳当了，说话还是一个字两个字地蹦。冬娃活泼捣蛋，春娃却安安静静，常常一个人在墙角发呆。春娃不喜欢爸爸和奶奶，爱粘着妈妈，阿霞走哪他跟哪。春娃就是阿霞的跟屁虫，更像是她的影子。
　　 对于春娃发育滞后于常人的状况，张家人没有带他去看过医生，一味把罪责怪在阿霞头上。认为孩子是遗传了她不好的基因，也是她带不好孩子的缘故。妖婶从来没帮阿霞带过孩子，也没给孩子做过一针一线，却理直气壮地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张大彪不护着媳妇，他那妖妈可不踩在了阿霞的头上了么？
　　 阿霞太老实了，不管谁怎么样对她，她也不反抗，就算反抗，又有什么用呢？
　　 六
　　 阴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柳梢已冒出了新绿，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一只黑尾巴的燕子优雅地从崖背上飞过。春娃能说三个字的话了。阳光暖暖地照在阿霞的脸上，她的脸上有了红晕。阿霞在心里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整个春天，张大彪再没动手打过阿霞。是春天活计忙了吧？阿霞除了隐忍之外，慢慢也学会了有眼窍，迁就着张大彪，也有这个缘故。
　　 不知不觉又到了六月天，知了没完没了地叫着，一种叫“算黄算割”的鸟儿，不知疲倦地提醒着人们“算黄算割，算黄算割……”
　　 关于“算黄算割”这个鸟儿，还有个有意思的传说。相传多年前，有个农人，大家都在割麦，他却在睡大觉。大家说他，他就夹着镰刀去地里看，地里黄一片绿一片的。他说，等黄的差不多了，我一气就都收了，急啥哩！就又回去睡觉了。第二天，麦子又只黄了一点，他还是没有收。第三天，所有的麦子都染上了黄色，金灿灿一片。农人大喜，提起镰刀准备大干一场！还没割上十来镰，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顷刻，豆大的雨珠劈头就浇下来。一个时辰后，雨稍微小了，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场雨整整下了两天！村里人大部分的麦子已归仓，小有损失。这位农人却是颗粒无收啊!这日子可怎么过，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连口粮也没有了！一想到这，他就懊悔不已，忧思成疾，茶饭不思。